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中国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在由TELL公众演讲会、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联合主办的TELL+JAPAN第三季演讲活动中，来自日本的小林千夏和野村义树讲述了他们与中国的故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文化的跨越，也让我们相信，中日之间的理解、改变和共赢是可以实现的。
我要从翻译者变成沟通者
■小林千夏
在日本上学时，我有一个“上海虎妈”
我叫小林千夏，是个“80后”，我在上海生活、工作已经有16年了。阿拉是半个上海宁(我是半个上海人)，因为我的妈妈是上海人，我的爸爸是日本人。
我的老家在日本横滨，横滨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所以，我小时候虽然在日本长大，但是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华街上的录像带租赁店，那里有很多中国的电视剧、动画片，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就是《上海一家人》。
每年的寒暑假，我妈妈都会带我回国探亲，我在上海玩得超级开心，又是玩又是吃，导致每次回日本开学前都要疯狂赶日本的《一课一练》作业。
我的妈妈是一个“上海虎妈”，她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望子成龙，成绩至上。从我记事起，我妈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要好好读书，动画片没有什么看头，跟同学玩也玩不出什么名堂，你快点回家写作业吧”。我在日本的公立学校上小学，一般下午一两点钟就下课了，同学们都在那里尽情玩耍。女同学在教室里画图填色，当时很流行画美少女战士；男同学则在操场上踢球、奔跑，等天色渐黑了才回家。只有我是班级里的异类，下课后就背着书包匆匆往家赶，因为有繁重的家庭作业在等着我。我妈每天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是要在A4纸上写一篇日记，先用中文写，写好后再用日语翻译一遍。日记的要求是生动描述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对此的感悟，还要用上近期学到的好词好句。每天写完这篇日记，就差不多到傍晚了。
记得有一次，因为什么事情我惹我妈生气了，她用手里的保温杯揍了我一顿。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同学们，没想到他们一个个脸色大变，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还说要陪我一起去“儿童相谈所”(日本专门维护儿童人权的执法机构)。但是我跟他们解释，我并没有被虐待，打孩子是中国父母管教孩子的一种方式。
这种中日之间的文化碰撞，不仅体现在教育上，还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本有带便当的习惯，每天日本妈妈都会亲手给孩子做便当，那些便当看上去非常精致可爱。而我母亲给我做的中华料理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一天，我妈给我准备了黑木耳炒蛋，我的日本同学看了就问：这黑色的是什么？是炒塑料袋吗？还有一整条的清蒸鱼，连头带尾的，上面还放着葱姜，这些都是日本同学没有见过的。所以，每天一到中午，我打开便当，班级里的同学都会围过来看，嘴里还说：今天你又带了什么奇怪的便当来？这成了我们班级的一个常规节目。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周围的同学不一样，但是出于本能，我还是希望周围的日本同学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小小的我已经在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
50张照片，反映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
考大学的时候，我立志要远走高飞，于是申请到中国留学。2004年夏天，我手握着东京到上海的单程机票，快乐得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的格力高公司工作了近10年。30岁那年，我选择成为一名自由翻译。感谢我的“上海虎妈”从小让我做中日文的作业，所以我的中文和日语都很好。但是，在当自由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除了把语言的翻译做好外，怎么才能把中日之间的沟通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我虽然精准地把信息翻译给了对方，但是项目推进仍不顺利，因为项目双方在认知或理解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随着项目的推进，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于是我就想，我要从一个翻译者变成一个沟通者。
2019年秋天，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主要从事中日企业之间的市场咨询。公司成立不久，我们就接到了一个来自日本某化妆品集团的项目，对方要求我们飞到东京的总部去开一个研讨会，向他们的员工介绍中国的情况。
该集团正在部署未来的全球市场，中国自然是重中之重。但是，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对中国的了解非常片面，这给业务的推进带来了很多阻碍。为了开好这个研讨会，我们在启动仪式上安排了一个小游戏，请现场来参会的人员每人准备一张照片，用这张照片代表他心目中的中国。
当时来参加研讨会的大约有50个人，他们分别准备了什么样的照片呢？这50张照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天安门广场前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还有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整个色调都是灰蒙蒙的，那是几十年前的中国。第二类是假的米老鼠、唐老鸭、皮卡丘，还有各种假的公仔人物组成的“山寨游乐园”。第三类是智能手机、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图片。
这三类照片的含义大不一样。
第一类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拿出这张照片的日本人，说明中国在他的印象中几十年也没有更新过，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的巨变，头脑中还是以前灰蒙蒙的中国形象。
第二类照片显然存在着负面信息，在有些日本人心目中，一提到中国，想到的仍然是“山寨货”。
第三类照片则反映出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但是，如果你深入地去问日本老百姓，他们只是会说：中国人好厉害！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他们对数字支付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整个消费形态的变化，却没有多少真正的了解。
看着这些照片，我当时内心的感觉是，中日之间的交流真是任重道远。对于日本老百姓来说，如果他们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的话，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中国信息渠道是非常有限的，这导致他们的认知往往比较片面。那么，日本人真的对中国不感兴趣吗？我觉得不是。日本人很喜欢吃中华料理，现在日本的年轻女孩流行一种妆容，叫作“中国美人妆”，日本的女高中生还非常喜欢喝珍珠奶茶。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很大的隔阂。
我认为，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好恶，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主观地下判断、做决定，那很容易造成误解，并且错失机会。了解的前提需要信息的传递和沟通，而且这种沟通不仅是点和点的接触，更应该是一个面的覆盖。当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断聚合起更多互相理解的人群，我们才能真正融合在一起。
我未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的命运注定和中国绑在一起
■野村义树
我是来自日本东京的野村。到现在为止，我在中国住了17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真没想到会待这么久，是什么让我留在了中国？今天我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因为喜欢看成龙的电影，所以选修中文
我与中国最早的缘分，是大学时第二外语选了中文，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成龙的电影。虽然第一天上课，我才知道成龙讲的不是普通话。
一般来说，大三的时候开始找工作方向，但我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正好有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中国留学，还可以拿奖学金。我觉得很不错，于是开始申请留学。
根据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审核要求，我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书。审核的过程很漫长，我夏天提交了文件，冬天进行了简单的面试，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终于收到了留学通知。
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因为语言不过关，我先在南开大学的汉语学院学中文。对于一个东京人来讲，天津的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自行车又经常坏，我天天很郁闷。因为没有交到什么中国朋友，那段日子我很孤独。在离开天津的送别会上，我对大家说：“10年后纽约见，我再也不来中国了。”
但事实上，我后来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也没去过纽约。
比较高冷的我，成了中国员工的“哥哥”
我回日本之后开始找工作。我特意找了一家在中国没有分公司、没有中国业务的咨询公司。但我的命运似乎已经和中国绑定在一起：我进公司的那一年，这家公司新建了中国事业部。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给餐饮连锁店品牌提供咨询服务。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公司先在台北、深圳开了直营店。我首先被派到台北工作，运营日本料理店。虽然每天工作到很晚，但我认识了很多新的同事和朋友，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经历都差不多。
2007年，我来到深圳经营日本料理店，那是一家位于罗湖万象城的有300个座位的大型店铺。日本料理特别重视服�%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