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退路”不是农民的出路

从小岗村分田单干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主流农业政策逐渐深入推进，小农经济走向瓦解，新的生产关系正式建立，在这一过渡和转折时期，中国三农问题迎来前所未有的变局。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农经济学派从改革之初的“一包就灵”理论，到现在又发展出“稳定器、蓄水池、退路”理论。

如果说当初的“一包就灵”的瓦解集体体制回复小农经济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打开了闸门，那么今天所谓“稳定器、蓄水池、退路”，则企图为资本主义发展平稳过渡提供保障。即便从表面上看来小农学派对资本主义过度发展表现出的某种抗争，也注定是消极徒劳的。新的生产关系必然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小农经济派提出“农民没有退路，中国就没有出路”，认为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起到保护作用，反对主流政策派主张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一体化。认为在当前中国城市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允许资本自由下乡，资本将如洪水猛兽吞噬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从而失去基本保障。

在小农经济学派看来，现有条件下，国家并不能给进城农民提供足够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机会和就业岗位，因而进城农民失败后，如若不能返乡，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贫民窟，而贫民窟不仅对农民是非人道的去处，而且是现代化的定时炸弹。因此，给农民留下回到农村的退路，也就使农民至少有一个不算最坏的归宿。稳定了农民，就相当于起到中国现代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上述小农学派观点看似合理，实则充满主观意识和线性思维，并不一定能在现实中发生实际作用。

首先，谁能保证给农民留“退路”？

从现实来看，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承包期十五年不变三十年不变（生不增、死不减）到近年的三权分立（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权）、土地流转这一清晰的路线图，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逐步虚化，将农民土地承包权让渡给经营权，实质上改变了农村土地权利性质。

同时国家鼓励资本下乡，扶持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最终趋势是实现中国农业彻底的私有化和资本化。

这些转变正是在国家政策的具体引导下实现的，虽然为“小农派”反对，但自从中国农村解散人民公社集体，恢复小农经济，就注定最终要走上这条私有化、资本化的道路，这就如扣衣服扣子，第一颗扣子怎么扣的，决定接下来的一系列扣子怎么扣。因此小农业的灭亡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同样不同避免，所谓农民的退路，不是谁能决定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决定的。

其次，就算有“退路”，农民还愿意还能够回来吗？

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透支自己的青春后，还可以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养老。那么新一代农民工则与他们已完全不同，他们不再有对农村的认同，对城市的生活更加向往，有些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他们已很难接受农村的生活，更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事实上农村也回不去了。

然而，他们又难以在城市真正立足，既回不去农村，又留不住城市，他们成为迷茫的一代，因而，出现了三和大神、杀马特等现象，正是新一代农民工精神状态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农民的半无产化、无产化将是必然的趋势。

最后，即便有“退路”，农民也回来了，农民的未来又在哪里？

按照小农学派的说法，“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可以为农民家庭同时提供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支出比较少，这样就能维持相对较好的生活。

然而，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以撕裂农民家庭为代价的，由此产生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与所谓城市贫民窟的非人道又有什么区别，且农村老人活到老，从事农业生产到老，又怎能说是对农民的善待？

小农学派美化及变相合理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虚构了一个农民退路的美丽肥皂泡，又怎能说是给农民找到了一个好的出路。说到底，小农学派的所谓“退路”，不过是让农民为国家的发展继续作出牺牲的“美好”说辞，这与主张资本化私有化的主流学派又有什么本质不同？

或许，从凋敝农村到城市贫民窟就是大多数农民的未来，而这一点，对于已经一步步踏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已经无可避免。小农学派仍旧幻想继续保持必将被资本发展取代的小农生产，只能是一厢情愿主观臆想。因而给农民虚幻的所谓“退路”，并不是农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