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源于“超国家”（supra-state）政治空间的美国“门罗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造中，下行到“次国家”层面，在反满革命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旗帜性话语。国民革命后，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形象却日趋负面，渐与封闭、排外、保守等消极意义关联在一起。1949年后，“门罗主义”的主要使用场景进一步从“次国家”层面回归到“超国家”层面，反映出中国近代由内部分裂割据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已经告一段落，经历“旧邦新造”的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有力的参与者。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新作《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门罗主义”话语在近代中国的“下行”
* 原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发表时有改动，在此推送原稿
丨 章永乐
自从19世纪欧洲列强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他们所遭遇到的新文明形态的特征，并与中国既有的生活方式相对照。在诸多比较和反省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维度就是团体生活的丰富程度。在进化论影响之下，一种常见的反思姿态是：西方文明富含内部自治并积极参与外部竞争的团体生活，国家（state）亦是这样的团体之一，通过竞争而不断获得进化；而中国表面的“大一统”掩盖了团体生活欠缺的事实，中国社会无从通过内部团体之间的竞争而获得进化，中国民众组织力低下，在外力打击下如同“一盘散沙”。
从历史来看，欧洲团体生活的丰富性并非近代遽然出现的，而是根植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之中。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与社会组织上本来就是高度碎片化的，只是在象征性秩序中，仍有罗马天主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起到某种统合作用。近代欧洲更进一步打破了教皇和皇帝的象征性权威，自下而上对秩序进行重组，最终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整个欧洲分化组合为一系列领土型主权国家，大国之间形成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欧洲统一则被广泛视为对自由的威胁；在国家与家庭/家族之间，存在着许多兼具自治性与竞争性的团体，如市镇、教会、行会、大学、公司等等，取得统治者特许状的公司甚至可以发展为庞大的殖民武装集团，统治欧洲之外的广袤区域（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与之相比，中国自秦汉以来以“大一统”为常态。在朝贡秩序下，中原王朝与藩属并不是对等的主体，而是在一个等级性的礼仪秩序中各有自己的位置；中原王朝的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藩属之间的竞争，使得一种原子化的、同质的主权国家观念并非必要；在中原王朝的郡县制秩序下，一架比西方更早出现的官僚机器统治着广袤国土上的无数小农，宗族是小农最为系统的基层组织。在官僚机器和宗族之间，中国部分区域尽管可以存在相当繁荣的区域商品经济，存在着不少自发的结社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组织，如同乡会馆、票号、镖局、漕帮、马帮、诗社等等，但王朝的法律体系给予的保护不稳定，难以形成持久的“法团”。
在遭遇到欧洲列强之后，中国士大夫的第一反应，是着眼于国家间（inter-state）秩序，推行以军事和财政为中心的改革，并不触及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层面的改革。他们从秦汉“大一统”形成之前的春秋战国中寻找类比的范例。不过，尽管春秋战国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国家间（inter-state）秩序的范例，但仍然无法提供“次国家”（sub-state）的种种内部自治、外部充满竞争性乃至冲突性的团体生活的范例。在甲午战败，自信心受到进一步打击之后，随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等作品的传播，中国士大夫的反思进一步深入，承认中国团体生活的不发达，渐成普遍立场。19世纪末、20世纪末的全球秩序和东亚区域秩序都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其结果是，无论是全球、区域、国家还是次国家四个层面，都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都引发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基于对执掌中央政府权力的势力的失望乃至绝望，一种以欧美经验为范本，试图从地方与民间的团体生活开始重建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思路也逐渐成长起来。令人惊异的是，源于“超国家”（supra-state）政治空间的美国“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群体中“下行”到“次国家”层面，成为这一自下而上的改造思路的话语工具。在清末的反满革命中，出现了“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这样的口号；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许多省份的地方精英都打出了“X人治X”“XX是XX人的XX”的口号，“门罗主义”的旗帜到处飞舞。
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模仿，大多是在“超国家”层面展开的，如日本很早就有“东洋门罗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门罗主义”“极东门罗主义”种种提法，20世纪30年代德国也有理论家参照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经验，提出“大空间”（Großraum）理论。[1] 从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对于美日两国在“超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也一直有所回应。然而，近代中国比较积极主动的对“门罗主义”话语的模仿，主要在“次国家”（sub-state）层面展开的，从省域一直延伸到规模更小的团体，“门罗主义”符号在公共舆论中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从正面到负面的戏剧性翻转。这一经历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独特。我们不仅难以在欧洲列强那里看到类似的现象，即便是邻国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门罗主义”话语仍然主要是在“超国家”层面发展，极少“下行”到“次国家”层面。
为什么“门罗主义”会从“超国家”层面“下行”，成为中国“次国家”层面各种团体表达自主意识的话语工具？“门罗主义”话语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又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团体意识与空间政治的何种变化？在《“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亚洲主义、省域空间与“旧邦新造”进程》一文[2]中，笔者曾经梳理过“门罗主义”话语从美国漂洋过海，经过日本“亚洲主义”意识的中介，影响中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并在“次国家”层面发挥影响力的历程，并指出“XX是XX人之XX”这一句式，起到了链接不同空间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的作用。本文将略前文之详，详前文之略，将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入。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干预
一、“门罗主义”的跨太平洋旅行
“门罗主义”符号可谓纯正的美国土特产，源自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3]，其最初的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4] 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美国的“门罗主义”的解释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从1823年门罗总统侧重于区域防守和排斥外部干涉的政策，变成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主张美国在美洲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区域霸权原则，然后又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手中，变成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适用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原则。“门罗主义”的标志性口号“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际上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5]，但一旦将这里的“America”理解为“美洲”而非“美国”，它就能从一个排外主义的口号，变成一个泛美洲色彩强烈的口号。
尽管从1838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如North-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及其后继者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多次报道美国门罗主义的发展[6]，但没有引起中国主流政治与文化精英的关注，后者对于“门罗主义”的浓厚兴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形成的。当时有大批立宪派和革命派精英留学或流亡于日本。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征服菲律宾的背景下，在一种命运共同体式的感情连带驱动下，许多中国旅日精英密切关注美国对菲律宾的侵略，有些人（如孙中山）甚至试图与菲律宾的反美志士进行互相支持对方革命的合作，而由此产生的“亚洲”意识，又在日本当时已经流行的与“亚洲主义”相结合的日式“门罗主义”话语中，找到深刻的共鸣。
作为对美国“门罗主义”的模仿，日式“门罗主义”的发展，得益于19世纪70年代日本外务省聘请的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介绍和转化。李仙得曾经以美国的“门罗主义”为蓝本，向日本执政精英建议推行一种日本版本的“门罗主义”：“人们必须勇敢地采取行动，以期在亚洲升起太阳旗，并扩大我们的帝国。为了成为亚洲各个国家的保护者，防止欧洲向我们的领域扩张，这些行动是必要的。这一政策类似于美国在欧洲渗透和侵略美国势力范围之际所采取的政策。”[7] 在日本吞并琉球，侵略朝鲜和朝鲜的背景下，李仙得引入美国经验，对于当时的日本对外政策决策者们起到了显著的启发作用。[8] 他在1875年辞任外务省顾问后曾担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顾问，后者于1898年和1914年两度出任首相。美国“门罗主义”的传入，迅速与日本既有的“亚洲主义”[9] 话语结合起来。头山满（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创始人之一、黑龙会顾问）认为曾任日本贵族院议长的近卫笃麿公爵是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亚洲门罗主义”的第一人。[10] 在19世纪末，近卫笃麿矢言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主张日本应该保全中国，在黄种人的团结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11] 1898年11月12日，近卫笃麿与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会面 “笔谈”，近卫开场即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12]
近卫笃麿
近卫的表述中出现的“XX是XX人的XX”这个句式及其变体（如XX者， XX人之XX也），在接下来数年在旅日中国精英的论述中出现的频率突然上升。我们很难证明这是近卫直接影响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这一现象与日本当时存在的某种“亚洲主义”舆论氛围有分不开的关系。曾陪同康有为会见近卫笃麿的梁启超在这个句式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等流亡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梁启超密切关注并积极组稿回应菲律宾事态发展。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2期刊发了署名“片冈鹤雄”的一篇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该文将“木爱罗主义”（即“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举，将美国在亚洲的扩张视为从“木爱罗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表现。[13] 1899年8月，《清议报》编辑团队成员之一、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清议报》第25册上发表《论菲律宾群岛自立》，认为菲律宾能够以小搏大，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倡导自由独立，致使菲律宾人民产生出了“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意识——在这里，欧榘甲将近卫笃麿笔下的“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用于民族国家的层面。欧榘甲还从菲律宾人的反美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亚洲自主”的希望：“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宾。” [14]
《清议报》对菲律宾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带动对“门罗主义”的系统介绍。该报1900年第67册刊载了新加入编辑团队的蔡锷撰写的《孟鲁主义》一文，将“门罗主义”的精神概括为“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也”。 [15] 在此，又出现了类似近卫笃麿所用的“XX为XX人之XX”的句式。蔡锷回顾了美国19世纪的对外扩张，同样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在菲律宾对美斗争渐趋失败之时，蔡锷担忧“东亚人之东亚果如何耶”，担忧“黄族”之命运。而这正是日本当时流行的“大亚洲主义”内嵌的“黄白种争”主题。[16] 1902年，蔡锷又在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称美国的“门罗主义”的精神正在从“美洲者美人之美洲”走向“世界者世界之世界”[17] ，表明了美国从“门罗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过程中在政治修辞上的连续性。1903年，梁启超访问北美，一度参访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后撰文《新大陆游记》，分析了“门罗主义”的实质从“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再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变化，并对美国政客们的解释能力表示惊异。[18]
与“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相类似的用法，很快出现在《清议报》第58册（1900年9月）的署名“冯自强”的《独立说》之中：“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19] 而郭双林统计指出，从“冯自强”的论述开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在清末报刊中至少出现20多次，出处包括了欧榘甲的《新广东》、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孙中山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20]、杨度《金铁主义说》等名篇[21] ，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保皇派。如果说“冯自强”针对八国联军侵华使用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口号还没有什么反满意涵，革命派将清廷描绘为征服中国的外来势力，将其变成了一个反满口号。
随着“XX是XX人的XX”或“XX者， XX人之XX也”这一句式的流行，一些论者也日益意识到“门罗主义”、日本的“亚洲主义”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间的关联。1903年4月在东京编辑的《湖北学生界》第3期刊登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称：“吾闻美人有言曰: 美洲者，美人之美洲，非欧人所得而干涉也。日本人有言曰:亚洲者，亚洲人之亚洲，非白人所得而干涉也。吾愿我国民亦曰: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这篇文章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表述、日本的亚洲主义表述与反满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相并列，勾勒出一条影响链条：美国的“门罗主义”激发了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进而激发了旅日中国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反满口号。[22]
然而，省域自立的表述，又是如何成型的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清议报》编辑团队成员欧榘甲1902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广东》。欧榘甲痛陈广东即将被列强瓜分的时局，针对清廷卖国统治，高呼“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呼吁发动排满革命，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原则来重塑中国。不仅如此，欧榘甲还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23]， 呼吁广东“自立”，各省响应广东，脱离清廷，进而在新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进行联合。欧榘甲的论述很快影响到了1903年旅日革命派人士杨毓麟的《新湖南》。杨在文中向欧榘甲《新广东》致敬，并进一步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24] 如同欧榘甲那样，杨毓麟列举了列强在东亚的帝国主义侵略行状，担忧湖南沦亡于“白人”之手，又称“吾湖南而为菲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 [25]。这充分证明菲律宾的抗美斗争以及中国论者从中总结出来的“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之精神，对于各省旅日精英反满自立的思路，起到了何种影响作用。
对于欧榘甲倡导、梁启超一度附和的“分省自立”思路，二人的老师康有为感到忧心忡忡。康有为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是列强的大国竞争，中国如果推行“分省自立”，列强不会给中国各省竞争进化产生新秩序的机会，而只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康有为同时对“省”作为自治单位的思路，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他看来，中国一省的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许多省份在地理上还具有割据的可能性。在“万国竞争”的背景下，康有为认为中国需要避免分裂，这就需要将自治单位划小，甚至以县为自治单位都已经太大，最为稳妥的是实行以数万人口为基础的“乡邑自治”。[26]这是一个兼顾“地方自治”和避免国家分裂的方案，但其实施的前提是接受清廷的统治，对于许多将满人视为“非我族类”的革命者而言，自然是无法接受的。随着反满革命思想的继续发酵，“分省自立”的思路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清末，留日学生是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其数量远远超过前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留日学生的陆续归国，也带回了日本以及旅日中国精英中的流行的思潮。清末地方精英反满情绪的郁积，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集中爆发，内地省份纷纷宣布“独立”于清廷，外蒙和西藏还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随着1912年南北议和达成、清帝退位，“排满”也渐渐退潮。“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作为“排满”口号的时代落下帷幕。北洋政府坚持的立场是，“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不仅仅包括汉族，而是覆盖了满蒙汉回藏五族。不过，帝制时期长期实行的任职回避制度[27]在辛亥中已经崩坏。各省脱离清廷自立，各省都督自己掌握军队和税收，任命本省官员，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或北京政府来说，都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而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恢复帝制的运动的失败，地方实力派的自主性不减反增。获得巨大的自主权的地方实力派需要一种话语来加固他们对省域的支配，排斥外省乃至中央政权的干涉。在形式上的共和政体下，“次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获得了新的发展，甚至从“省域门罗主义”，蔓延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二、民国时的“省域门罗主义”及“门罗主义”的泛化
民初“门罗主义”话语继续流行，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掀起新的高潮，不仅有晚清旅日精英积累的“门罗话语”获得更广泛传播的原因，还有来自另外两个渠道方面的补给：（1）在日本，“亚洲主义”话语与“门罗主义”话语的结合，还在继续推进。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局面，加强对于中国的控制，将“亚洲门罗主义”从一种思潮变成实实在在的政策主张，1914年利用一战的机会占领中国青岛，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强加《二十一条》，在1917年推动“西原借款”影响段祺瑞政府，等等；日本精英不断将日本对于中国的特殊利益主张，与美国对于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的特殊利益主张相类比，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类比给予默许；（2）在一战期间，美国加强对华宣传，1917年4月13日，白宫成立了战时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并于1918年9月在中国上海建立分部，向中国广为宣传威尔逊政府的主张，为大量中国报刊提供国际新闻。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美国政治传统与外交政策的了解，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对于“门罗主义”进行了“去空间化”的再阐释，使其适用范围明确地越出了西半球，覆盖全球。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演讲称：“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28] 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新解释很快在中国获得报道，甚至有评论者称其主张为“天下之门罗主义”。[29] 我们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中国政治/文化精英读过或知道威尔逊1917年1月22日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威尔逊对于美国形象和美国主张的积极宣传，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引发了很大的热情。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门罗主义”，也就与“民主自治”“民族自决”等理念密切关联在一起，而美国内部的联邦制以及威尔逊的倡导的国际联盟，都落在“民主”“自治”的意义域之中。即便威尔逊个人的在华形象因为其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特权而受到重挫，美国联邦制和“门罗主义”主张都体现“民主”“自治”精神的印象，仍然持续了下来，并被运用到“联省自治”运动之中。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这种“同构性”印象的存在。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自述，1920年的时候，“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30] 1920年，正当湖南省紧锣密鼓制定“省宪”之时，9月5日，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发表《湖南们罗主义》，次日，毛泽东即撰文《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认为龙兼公所主张的“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符合大多数湖南人民的心理。[31] 毛泽东甚至撰文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32] 10月5-6日，毛泽东、彭璜、龙兼公等湖南各界代表377人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文中又称：“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33] 同样一个制定省宪的运动，美国的“门罗主义”和联邦制，均成为类比的对象，可见对于论者而言，“门罗主义”和联邦制分别居于“超国家”和“国家”两个不同层面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有类似的逻辑——都是从建设更小的政治单位开始，保持其自主性，进而通过联合的方式，重建更大的政治共同体。[34]
在《“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亚洲主义、省域空间与“旧邦新造”进程》一文[35]中，笔者分析了“湖南门罗主义” “浙江门罗主义” 苏浙闽皖赣“五省门罗主义” “云南门罗主义” “福建门罗主义” “广东门罗主义” “两广门罗主义” “四川门罗主义” “山西门罗主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东北门罗主义”“满洲门罗主义”或“满蒙门罗主义”。这些“省域门罗主义”往往和“XX是XX人的XX”“X人治X”这样的口号关联在一起，排斥把持中央政府的政治势力，排斥外省势力（尤其是外省军队，当时称“客军”）。与此同时，这些“省域门罗主义”往往还具有保境安民、不事扩张、在军阀混战中保持中立的含义。如谭延闿、赵恒惕的“湖南门罗主义”，即有在护法军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纷争中保持中立的意涵；1926年，孙传芳在吴佩孚、张作霖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军的战争中试图保持中立，被报章称为“东南门罗主义”；云南唐继尧进攻四川失败，退守云南时，被报章称为“云南门罗主义”；广东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被报章称为“广东门罗主义”。至于阎锡山闭守山西，更是被称为“山西门罗主义”。
除了以上“省域门罗主义”之外，还有一些省份存在“省域门罗主义”的话语表述，值得作进一步梳理：
——1920年秋，依附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人）试图保荐其亲家孙振家担任湖北省长，湖北旅京精英迅速动员反对孙振家，并得到黎元洪、周树模等湖北在京大员的支持。总统徐世昌在压力下，改任平政院院长夏寿康为省长。在夏寿康履新之前，湖北旅京同乡会提出四个口号“鄂人治鄂”“军民分治”“湖北自治”“废督裁兵”，作为拥护夏寿康的条件。[36] 夏寿康履新后推动鄂人自治，遭到王占元强力阻挠，一度派兵包围省政府。湖北旅京同乡会和地方士绅进一步掀起“驱王运动”。1920年9月30日毛泽东的《“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就有“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这样的表述，可见“驱王”影响之大。[37] 王占元为了敷衍“鄂人治鄂”诉求，向北京政府推荐湖北襄阳人刘承恩担任湖北省长，1921年3月8日，刘承恩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省长，但同样遭到反王的地方精英抵制，后者更是进一步向邻省求援，试图引入外力驱逐王占元。在这一形势下，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打出了“援鄂自治”的旗号。最终，王占元下野，但直系军队顺势控制了湖北，与湖北地方精英交集较少的直系人物萧耀南（湖北黄冈人）出任湖北督军，但并没有撤换被外界视为“王派”的省长刘承恩。在驱王反刘的人士推动下，1922年汤芗铭出任湖北省长，却遭到萧耀南抵制，无法就任。不久，萧耀南自任省长，直至1926年2月因病去世。
——1920年，江苏省议会推动罢免省长齐耀琳（吉林伊通人），从而形成以“苏人治苏”为号召的地方精英动员。张謇等地方精英发起成立“苏社”，鼓吹“苏人治苏”，推行地方自治。在“驱齐”成功后，江苏士绅继而就新省长人选，与属于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直隶人）以及北京政府反复博弈，但地方士绅喊“苏人治苏”的口号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谈判策略，最终接受了王瑚（直隶人）担任省长。李纯1920年10月猝死后，地方士绅提出“废督自治”，并试图推动制定江苏省宪/省自治法，成效均颇为有限。地方士绅们真正实现的是推动继任直系督军齐燮元（直隶人）和孙传芳（山东人）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在湘鄂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保持中立。[38] 但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江苏陷入到1924年9月的江浙战争 (齐卢之战)和1925年10月的奉浙战争中，战后处于孙传芳的控制之下，直至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胜利。
——早在1912年3月，李烈钧就曾以“以赣人治赣事”的口号，从马毓宝（云南昆明人）手中夺得江西都督之位。[39] 1920年11月，江西旅京同乡会向北京政府请愿，提出罢免江西省长戚扬（浙江山阴人），并反对丁乃扬（浙江吴兴人）继任。随后，旅居外省的其他团体和个人纷纷发表通电或集会响应。[40] 江西在外绅商的活动，迅速带动本地的自治运动。1920年12月初，省议会议员邱玉麟起草一份江西自治法草案交省议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随后省议会多次举办讨论会，就自治法进行讨论。省议会还通过了弹劾戚扬以及赣人长赣、民选省长两项议案。1921年2月21日，北京政府免去戚扬的省长职务，而丁乃扬也知难而退。继任省长赵从蕃（江西南丰人）获得江西地方精英的欢迎。然而，江西督军陈光远（直隶武清人）阻止赵从蕃就任，使北京政府改任自己的亲信杨庆鉴署理江西省长。江西地方精英掀起了驱杨并敦促赵从蕃到任的运动，未能成功。在广州政府致力于北伐的背景下，地方精英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督军陈光远。1922年，广州政府北伐军将陈光远赶出江西，江西自治运动继续推进，第三届江西省议会通过《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然而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直隶天津县人）为援赣总司令，重占江西，并成为江西军务督理，随后支持其亲信李廷玉成为江西省长。江西地方精英以及江西旅京精英掀起拒蔡运动，最后李廷玉于1922年9月任职一个月后，即辞职离开江西。1924年秋，蔡成勋被赣南镇守使方本仁（湖北黄冈人）赶下台，江西各团体纷纷通电，希望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尊重“赣人治赣”精神，任命李烈钧为江西军务督理兼省长，未果。[41] 方本仁执掌江西军务，1925年曾兼任孙传芳领导的东南五省联防军赣军总司令。1926年4月，吴佩孚策动方部邓如琢（安徽阜阳人）倒戈，方失势后投向广州国民政府。邓如琢取代了方本仁在江西的地位，直至被国民政府北伐军击败。
——1912年革命派柏文蔚在就任安徽都督时，即提出“以皖人治皖事”。[42] “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落入倪嗣冲（安徽阜阳人）之手，中间虽有黎元洪任命张勋为安徽督军的插曲，但倪嗣冲通过投靠段祺瑞重获安徽督军职位，甚至还吞掉了张勋的定武军。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政权垮台，倪嗣冲称病辞职。自从“二次革命”后控制安徽以来，倪嗣冲把持、操纵省议会选举。在1921年的第三届省议会选举中，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烺亦试图加以操纵，不少政客与投机分子在选举中作弊。尽管倪嗣冲、倪道烺也是安徽人，但皖系军阀在安徽已不得人心，地方精英纷纷起来揭露选举黑幕。倪道烺以及旧部马联甲试图合作谋取省长一职，遭到安徽地方精英抵制，被怀疑与倪道烺以及马联甲有政治交易的省长人选李国筠和吕调元也同样遭到抵制。1921年8月21日，徐世昌总统任命倪嗣冲幕僚、福建人李兆珍为安徽省长，李未赴任前由财政厅长陶镕（安徽舒城人）代行省长职责。8月21日, 旅京、沪皖人公开发声，指责北京政府任命“年近八旬, 久经病废”之李兆珍和“贪鄙猥琐”的陶镕主政安徽是“有意陷吾皖于水火”, 要求“皖人治皖”。[43] 9月10日，安庆绅、商、学各界召开会议抵制李兆珍赴任，并在随后的游行中打出“皖人治皖”标语。[44] 李兆珍在压力之下放弃就任，1921年9月29日，安徽地方精英较为认可的许世英（安徽至德人）出任省长。许赴任之后积极处理第三届省议会选举案，与倪嗣冲残余势力发生冲突，同时推动“废督裁兵”，与安徽省督理马联甲产生了较大矛盾。1923年2月，许世英辞职。北京政府任命1919-1920年曾任安徽省长的皖系人物吕调元（安徽太湖人）为安徽省长，又引起了安徽十一个地方精英团体的通电反对[45]，但抗议未能奏效。吕调元任职不久被调离，安徽省长由马联甲暂行兼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安徽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门罗主义”话语并非直接指向外省势力，而首先指向不得人心的本省军阀。
——陕西督军、皖系军阀陈树藩（陕西安康人）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失去段祺瑞这个靠山，省内又有孙中山支持的靖国军反抗。1920年6月，西安成立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为了挽救自己的颓势，陈树藩打出“陕人治陕”旗号，以对抗直系军阀从外部对其的威胁，同时释放拘禁了两年的胡景翼，以缓和与省内靖国军之间的关系。1920年12月，陈树藩又提出“废督制宪”旗号，要求省议会速筹制宪。如果说许多其他省份是本地精英驱逐外省籍督军或省长，但在陕西，却是本省地方精英驱逐失去北京政府支持的本省籍督军，反而是后者打出“省域门罗主义”旗号。但这一旗号也救不了陈树藩。1921年5月，北京政府免去陈树藩督军职位。阎相文（山东人）和冯玉祥（直隶人）先后出任陕西督军，驱逐陈树藩的地方精英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省域门罗主义”。
——在河南，1922年奉系督军赵倜失势，当时尚依附于直系的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直系军阀吴佩孚试图推举心腹李济臣（直隶献县人）成为河南省长，于是“（旅京）豫人观此情势急转直下，于是大倡门罗主义，而豫人治豫之声，逐满布于京汴”[46]。其核心诉求在于废除督军，自行选举省长。冯玉祥也一度任用暴式彬等国民党人在河南推行地方自治，但自治运动到1923年9月即陷入停顿。“豫人治豫”口号出现的另一个时刻是1926年北伐期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旗下的樊钟秀（河南省宝丰人）进入河南与吴佩孚直系军队作战时，打出“豫人治豫”的旗号。[47] 不过，隶属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樊钟秀打出的“豫人治豫”旗号只是战争宣传的口号，与“联省自治”中的“X人治X”口号相比，并不具有对抗中央政府的意涵。
——在甘肃，1921年-1922年，当地诸马军阀借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阀失败之机，驱除依附皖系的甘肃督军张广建（安徽合肥人），后又反对北洋政府派驻直系的蔡成勋（直隶天津县人）出任甘肃督军的安排。当时有报纸报道称“甘人反对以蔡成勋兼省长，以甘人治甘主义，通电京内外同乡，一致向政府请愿，蔡闻之，拟辞兼长。[48] 蔡成勋受到抵制，未到职，于1922年6月改任江西督军。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江苏铜山人）代理甘肃督军，而当地实力派马福祥试图争夺督军一职，在这场“陆马之争”中，双方都诉诸了民族话语[49]，这也使得“甘人治甘”的口号，带上了其他省份不具备的民族矛盾色彩。争斗最终以妥协结束，陆洪涛就任甘肃督军，马福祥出任绥远都统，原职由其侄马鸿宾代理。即便陆洪涛已任职数年，甘肃省议会仍有潜在的反对声音，1925年有报道称“甘肃省议会请中央顺应潮流，任命甘人治甘”。[50]
——在贵州，由于1917年成立的护法军政府的内部分裂，形成了新旧两派的对立，旧派以护法军政府政务总裁、贵州省长刘显世为首，与云南唐继尧结盟并引滇军入黔；新派以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为首，支持孙中山。1920年（民国9年）11月，王文华还在上海之时，新派受到旧派威胁，先发制人发动“民九事变”，迫使刘显世下野。在王文华在沪期间，卢焘（广西思恩人）代理黔军总司令，并在1921年3月王文华被投降北洋政府的黔军将领袁祖铭暗杀后，正式担任黔军总司令。“民九事变”后媒体有报道称“卢焘治黔，确取门罗主义，虽邻省亦不接洽”。[51] 这说的就是卢焘作为亲孙的新派势力，既不干涉川滇等邻近省份，亦反对邻省干预。究其原因，不干涉是因为黔军经历变乱，成“五旅分立”之局势，无力对外干涉；反对邻省干预，则是因为邻省掌握在亲唐继尧的旧派势力之手。1922年，袁祖铭和刘显世势力回潮，名义上服从北洋政府，卢焘辞去黔军总司令之职，其治下的短暂的“贵州门罗主义”时期也因此结束。
——在山东，地方精英驱逐客籍督军的运动，带来了“鲁人治鲁”舆论的一度高涨。1919年12月，皖系出身的国务总理靳云鹏（山东邹县人）支持田中玉出任山东督军，试图通过控制田中玉来控制山东。田中玉一开始倾向于皖系，但在直皖战争中坐山观虎斗，坐视皖系失败。在全国各省呼吁“军民分治”的环境下，田中玉通过种种手段赶走了省长齐耀珊（山东昌邑人），自己兼任省长。田中玉作为客籍督军如此作为，不免与地方精英发生冲突，于是山东掀起了“驱田废督”运动，多次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甚至有人提出请吴佩孚担任山东督军。曾任山东督军的东阿人张怀芝、滨州人张树元也是“驱田”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试图通过赶走田中玉而自己出任督军。但田中玉及时投靠直系，仍得以留任。最终，1923年，田中玉剿匪引发“临城劫车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之下被迫引咎辞职。继任督军郑士琦、省长龚积炳为安徽人，大量任用徽籍同乡人士。旅京山东人又于1925年4月向北洋政府请愿，打出“鲁人治鲁”旗号，试图倒郑、龚。[52] 于是，奉系首领张作霖借着“鲁人治鲁”的口号，安排鲁籍奉系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总揽军政民政，直至被国民党北伐军击败离开山东。
——在奉天乃至东三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牢牢控制自己的地盘。李大钊在被奉系军阀杀害之前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3期的最后一篇文章《北方政局近情》（署名“列武”）中有“奉方军事政治，皆严守门罗主义，不容外人参入”的评论。[53] 张作霖于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打出“奉人治奉”旗号，并授意奉天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等人草拟了《奉天保安会章程》，逼走奉天将军段芝贵，迫使袁世凯任命自己为盛京将军, 督理奉天军务。在袁世凯死后，张作霖与段祺瑞结盟，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支持段祺瑞，一度宣布“独立”；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被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免去本兼各职，于是在5月12日在滦州宣布东北“独立”，进而利用东北地方实力派掀起的“联省自治”运动，以奉天省议会为基础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省长, 以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还利用“独立”截留原本应当递解给中央政府的税款，用于自己扩充实力。1924年，张作霖赢得第二次直奉战争，不仅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对于北京政府有了很大的话语权。然而随着张作霖与冯玉祥、段祺瑞关系的恶化，1926年初，张作霖再一次宣布“独立”，东三省法团联席会也发出通电, 宣称拥护张作霖，实行东三省“联省自治”。但张作霖的关注点不在于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而是利用“联省自治”的名义，截留应当递解给中央的税款，扩充军力，进而用兵于关内。张作霖从未宣布正式取消第三次“独立”，但在北伐军压力之下，奉系势力于1927年6月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张作霖自任大元帅。1926年9月15日，日本外务省在京编辑的《顺天时报》发表社论大谈所谓“奉派责任”，号召奉系积极改造北京政府，对吴佩孚和孙传芳可稍加援助，但“务必以六省三特区门罗主义为要旨”，意即不宜过度扩张。[54] 而1926年10月12日发布的中共湖南区十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对此作出回应，指出“日帝国主义此时正在为奉系计划，把住北京政权，持门罗主义不直接和北伐军冲突”。[55] 1928年6月，张作霖在北伐军压力下退往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56] 不过，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和反蒋联盟均派代表请求东北军出兵，8月22日奉系元老张作相（张作霖盟兄弟）曾电告张学良抱定东北门罗主义。最后王树翰代张学良回电称严守中立绝不出兵。[57] 张实为待价而沽，最后驰援蒋方，给了反蒋联盟重重一击。
不过，同样是使用“门罗主义”标签，其感情色彩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清末梁启超与蔡锷等将“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区分，实际上是为“门罗主义”留下了很大的正面色彩；而一战期间威尔逊政府对于美国历史与外交政策的宣传，更使得“门罗主义”在华的形象达到顶峰，以至于“联省自治”的地方精英纷纷打出“门罗主义”旗号。然而越接近1926年的国民政府北伐，报章上“门罗主义”的感情色彩越趋于负面，在北伐展开之后，“门罗主义”更是具有了封建割据、抗拒统一的负面形象。
这一转变的关键点，在于国共两党合作对于“联省自治”的否定。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长期面对军省格局，在探索中逐渐形成通过革命政党统一全国，实行“军政”，进而推行县域而非省域自治来锻炼民众自治能力的思路[58]，这使得他在“自治”问题上的思路更接近于康有为而非欧榘甲。在广东，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与陈炯明的“广东门罗主义”主张冲突日益激烈，二人最终在1922年6月兵戎相见。而在中共方面，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主张“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59] 1922年8月，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会谈，达成反对军阀割据、统一全国的共识。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1924年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批判联省自治运动不过是据省自重的小军阀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的伪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必须要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成立。[60]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即便在1927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针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政变，在蒋介石的用语中，“门罗主义”仍保持着负面色彩。1927年5月，蒋介石与胡汉民致电唐继尧，邀请其来南京共商大计，电文中写道：“吾兄大才硕望，国家柱石，谅不固守门罗主义，及时奋起，本爱乡之心出而爱国。”[61] 在此，“门罗主义”意味着固守云南一隅，不问全国大局。1927年6月21日的国民党武汉档案收录了一封山西学生来信，更是直指阎锡山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遂放弃其门罗主义之保境安民来应付革命的高潮，以维持其晋绥的地盘。”[62] 在这两则史料中，“门罗主义”都被置于全国统一事业的对立面。
在1926年北伐启动之后，在正面意义上用“门罗主义”来指称省域自立的例子就变得稀少。残存的最为显著的例子，大概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汉奸势力在东北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如1931年11月5日，曾在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参议的于冲汉向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了八点政见，主张“在东北奉行门罗主义” [63]；郑孝胥作《满洲建国溯源史略》称伪满建国“以所谓满洲门罗主义为国是者也”。 [64] 内地的地方实力派，一般是对“门罗主义”这个标签避之唯恐不及。徐永昌在其1949年4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他目击长期担任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向白崇禧抱怨国民党有关方面“补给不公，还疑其门罗主义”，“慷慨激昂，竟至下泪”[65]，可见“门罗主义”标签在国民党内的严重性。以“门罗主义”批评他人搞“独立王国”，亦成政坛新风尚。如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标签，就来自于其他政治力量对他的评论。在1938年出版的《全国将领抗日谈》中，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张香山批判阎锡山的“晋军”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而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源于阎锡山实施的“门罗主义”，表现为金融、交通、人事等方面的封闭保守，也不愿意发动民众积极抗日。[66] 甚至日本方面也用“门罗主义”来称呼阎锡山的治省方针。徐永昌在1936年4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日本使馆参赞板垣修等来访，“询问极其复杂，最奇者询山西今后仍持向来之门罗态度否？”[67] 1938年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局编辑的《中国事变实录》第3卷谈及日军在山西的攻势，即称日军对“山西门罗主义”发动进攻。[68] 日本战俘古海忠观察到：“山西省形成一种独立王国式的封锁经济，构成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69]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X人治X”口号的意义域与“门罗主义”的意义域高度重叠。在“门罗主义”的光环褪去之后，仍然会有一些地方实力派运用“X人治X”的口号，只是对其进行了新的界定，弱化了排斥外省势力与中央政府的意涵，从而避免被人称为“门罗主义”。比如属于新政学系的熊式辉在1931年-1941年期间担任江西省主席，1941年出版的《赣政十年》中收入了熊式辉1932年1月25日在江西省政府的讲话《赣人治赣的真精神》，里面说：“赣人治赣，不是以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是几个江西的人就了事，是要全体的江西人，能一致努力来治江西的事，换一句话说，就是三千万人民，自治起来，这才是赣人治赣的真精神。”[70] 不过，熊式辉回到江西之前，针对当时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大造“赣人治赣”的舆论，意在将湖南籍的鲁涤平排出江西。[71] 换而言之，在实践之中，“X人治X”针对外省势力的排斥意义仍然是明显的，只是在国民党“训政”理论之下，不会显露出排斥中央政府的意涵而已。
“门罗主义”话语从“超国家”层面被运用到“省”这一层面，本来就是经历了“XX是XX人的XX”这样一个抽象化的转化过程。但我们还可以在更微观的层面看到“门罗主义”话语的继续衍生。介绍“门罗主义”话语的先驱者梁启超自己就对“门罗主义”进行了进一步抽象化的处理，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的路径探讨上。在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称“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72] 这其实就是取了19世纪源初的“门罗主义”中的“孤立主义”这一层意思：严守畛域，排斥干涉，不事扩张。梁启超在这里是在正面意义上使用“门罗主义”一词。但在国共合作之后，“门罗主义”在更多微观层面得到运用，而且以负面色彩为主。常见的场景是指称某一单位或部门的主事者在人事上利用自己的党羽，排斥外来力量，或一个单位或部门奉行本位主义，不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相配合。
在军政部门之外，大学是另外一个容易造成人事争议的空间。作家李长之1947年所作的《论大学校长人选》特别强调校长不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造成清一色的门罗主义”。[73]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曾提到1925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前曾有过十四年“留美预备学堂（校）”的时期，输送了上千名青少年赴美留学，这些校友在回国之前就倡导“清华者清华人治清华”的“清华门罗主义”，而赵俪生认为这些学生学术训练西多中少，西重中轻，而且中西之间缺乏会通，难堪大任。[74] 不久，还真发生了一个赵俪生担心的事件。1930年6月阎锡山任命1919年从清华学堂毕业的山西人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上海与北平清华同学会的一些校友主张“清华人为清华人之清华”“校友治校”，进行“拥乔”活动，但清华多数师生反对阎锡山任命的这位“校友”，称同学会的姿势为“门罗主义”，掀起驱乔运动，最后迫使阎锡山收回成命。[75] 而郭沫若也在《脱离蒋介石之后》一文中回忆他主持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时进人受到法科拒绝，评论说“广东大学的门罗主义也是很严的”。[76]
在抗战需要各地方、各单位相互呼应的时候，“门罗主义”往往意味着封闭自守，不顾全大局。上文提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张香山批判阎锡山的晋军的失败乃是源于阎本人奉行的“门罗主义”。萧乾《岭东的黑暗面》则批评潮汕地区国民党官员在抗战期间的种种丑态，其中提到揭阳的梁县长不仅对老百姓课以苛捐杂税，而且在抗日救亡上过分采取“门罗主义”，不愿意与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合作，不录用八区训练的妇女干部，等等。[77] 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相互提防，是常见的“门罗主义”场景。国民党末任福州市长何震在《略记福建的特务派系》一文中回忆抗战时期福建的特务派系，称驻闽海军奉行“门罗主义”，籍以保持内部一致，外人不容易渗进，军统曾有人打入舰队司令部当秘书，被发现踢走。[78] 时任第五战区政治部第二科科长袁雁沙则在回忆录《蒋桂在第五战区军队政工方面的明争暗斗》中称，由于李宗仁指挥的不仅是嫡系军队，还有一定数量的杂牌军，“新桂系军队政工要继续实行门罗主义那就不容易了”。[79] 结果李宗仁通过巧妙的人事安排，既保持了战区政工的领导权，也尊重了“中央”派来的人。1939年7月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了三原民治学校的状况，称其“实行门罗主义，别的学校的学生不能轻易进门，在校学生经常受监视”[80]
而更一般的例子，如殷钟麒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中主张成立专门的“档案师”，认为“假如一机关，既无专才，而又采取‘门罗主义’…… 则档案管理，有长夜漫漫之感，档案管理前途，不堪设想矣！”[81] 这说的就是机关单位自己没有专才，又拒斥外来人才，造成档案管理工作混乱。张劲夫在1934年所作的大众生活素描《老绵羊》一文中，描写了一个同宗的剃头匠老绵羊，由于“‘家家门朝西，都是窝里鸡’的门罗主义”，其生意在宗族里颇受照顾。[82] 但另外一个村子的剃头匠用了新的剃头工具，尽管老绵羊有宗族照顾自己生意，最后也难免生意越来越差。在张劲夫的自述里，这个寓言指向的是自己小时候目睹村里的老织布机被更新的机器替代的经历，说明“新的工具总要战胜落后的”。 [83] 这么来看，“门罗主义”还带上了保守落后事务，拒斥先进事物的意涵。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共展开合作之后，“门罗主义”话语不仅在省这一空间层面日趋负面，在更基层的空间里，也日益与封闭、排外、保守等消极意义关联在一起。从清末到“联省自治”运动终结，“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一度被赋予非常正面的意义，这一情况得以发生的前提是大量地方势力对于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造中央政府的希望，于是转而寻求自下而上重建秩序，先在有限的地方空间内建立自治秩序，进而通过某种联合，重新改造整个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技术传入，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国国民党重组，中国形成了具有组织和动员民众能力的新式政党。如果说民初的政党要么是精英政治俱乐部，要么仍然具有传统会党的色彩，新式政党是以革命理念和纪律结合起来的职业革命者的战斗堡垒，并能够通过工会、农会、妇联、青年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将“一盘散沙”的民众，纳入到一个以政党为中心的组织网络中来。这样的新式政党，有能力以跨越省域边界的阶级和民族的观念为基础，唤起新的政治力量，改变原有的力量平衡局面，对既有的北洋政权予以正面打击。
这样的能够组织与动员民众，与旧势力正面作战的新式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统一全国抱负和自觉的政党，而不是偏安一方的政党。从新式政党的角度来看，从反满革命到“联省自治”所包含的经营地方单位、进而寻求联合的思路，就显得过于依赖于地方旧精英的善意，过于缺乏塑造统一民族国家进而寻求平等国际地位的决心了。而大量曾经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人士，最终投身于新式政党所发动的革命，这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新式政党身上，看到了将“一盘散沙”的民众纳入团体生活轨道，进而将各个省份真正“联”起来的力量。
而在1927年的国共决裂之后，中共长期在农村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并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展开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势力能够生存下来并不断壮大，一方面得益于军阀势力闭关自守、互不驰援的“门罗主义”[84]，另一方面依靠的正是党和人民军队不断打破既有边界，在敌人的辖区动员起民众力量的能力。穿越边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本身就是对军阀的“门罗主义”的克服。而要保持这种穿越边界的能力，革命政党就需要克服自己内部的利益集团化、宗派化的倾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共给各种“次国家”的“门罗主义”带来了新的命名——“山头主义”，或“宗派主义”。[85] 尤其是“山头主义”，根植于革命政党在山区打游击的经验，是对孤立与偏安更形象的命名。当党内生活能够用“山头主义”或“宗派主义”说明问题的时候，“门罗主义”基本上被用于描述其他政治势力的偏安现象，而不是用于对党内同志的批评。[86]
三、余论
“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清末与民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在1949年之后，这样的话语，无论其感情色彩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出现了大退潮。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1）从19世纪末到民国终结，中国的自我保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列强之间的均势，而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界，美国长期被期待对欧洲列强与日本发挥牵制作用。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使用“门罗主义”符号，本身就意味着将美国作为潜在的听众，期待它在中国内部秩序的重建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朝鲜战争终结了这样一种期待，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渐行渐远；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苏决裂后， 70年代中美重新走近，但这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与美国的交往，中国继续拒斥美国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2）中国革命是一次相当彻底的自下而上的“旧邦新造”，扫荡了各种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具有很高民众动员力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国家建设出现一个飞跃，催生“门罗主义”话语的分裂割据局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而防止出现新的封闭自守局面，一直是领导人关注的重点。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的“五马进京”以及随后大区的撤销，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都是防止出现“山头主义”的重要事件。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统一调配全国资源，更要打破各地的封闭自守局面，更无正面表述地方“门罗主义”之理。何况，在新的形势下，如果出现区域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由其他政治标签（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来处理，而无需再诉诸一个源于西半球的符号。
但在“超国家”层面，“门罗主义”符号并没有消失。在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领导人对于国干涉中国统一事业的猛烈抨击：“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87]“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在形式上采取了“XX是XX人的XX” 这一典型的“门罗主义”句式。次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又明确指出“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88] 这说明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已经接触和熟悉的“门罗主义”符号，在“国家间”（inter-state）层面仍然没有丧失其用武之地。中国领导人使用一个“门罗主义”式的句式，跟其对话对象有很大关系——《告台湾同胞书》不仅是说给台湾同胞听的，也是说给美国政府听的。而领导人对日本客人讲话，诉诸日本客人熟悉的区域自主话语（近代日本曾在区域自主的名义下大谈“亚洲主义”，进而发展为一种侵略扩张政策），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1958年10月6日）
不过，尽管“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与美国流行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号以及日本流行的“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口号结构相似，它的着眼点并非为任何国家划定“势力范围”，而在于唤起区域内各国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西太平洋”的表述，也不意味着这里有一种类似近代日本“亚洲主义”那样的区域主义的出现，或者朝贡体系下的宗藩关系意识的复兴，因为当时中国战略决策者的“西太平洋”或“亚洲”论述，始终是镶嵌在“亚非拉”这个全球性的反帝联盟大框架之中的。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个特定区域与外来干涉者的矛盾，而在于帝国主义与其潜在的全球反抗者联盟——“亚非拉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的证据是，1960年4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时候，提出“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89] 周恩来总理建议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其重点就在于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自主与其他国家展开经济交往，摆脱美国的控制，这无疑体现了当时的中国联合拉美进步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努力。
1949年之后，“门罗主义”符号的主要使用场景从“次国家”层面回归到“超国家”层面，这所折射出来的是中国近代由内部分裂割据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已经告一段落。近代中国“次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本身是这种生存危机的产物，也会随着危机的终结而淡出。中国当然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部威胁，在全球秩序和区域秩序层面，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在冷战时期发展出了新的解释；[90]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同样没有成为过去，甚至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将矛头对准中国。[91] 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所生长出来的“门罗主义”话语遗产，在新时期国家间秩序的演变之中，仍然可以在“超国家”层面发挥批判话语资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