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小说讲述了小镇青年许三观靠着卖血娶上了老婆,靠着卖血给孩子治病,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命运的难关。 余华曾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表示,《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所谓"平等",就是过上至少不比别人差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很多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许三观是这样,今天故事讲述者的母亲,也是这样。 -1- 拮据的童年 我叫吴小明,今年 31 岁,现在居住在江苏常州。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那里四面环山,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因为没什么工业,老百姓守着一年两季稻,平时在采石场扛石头,帮人建房,上山砍笋,就这样为生。 
■ 吴小明童年居住的村子 我父亲是村里的外来户,我妈则是村里最大姓的女儿,模样、家底儿都不错。当年 20 岁的父亲除了有外婆看上的"能吃苦"这个特点以外,一无所有。 我妈经常埋怨,刚结婚的时候,连盛水的缸都是破了一半的。 就因为这样拮据的生活,塑造了我妈特别要强的性格。按她的话说,这一辈子都在盯着我爸,能多卖一份力气,就多干一份活。当然她自己也很辛苦。 我妈生了 5 个小孩,我上面 4 个都是姐姐。 在我印象里,我家在我们村不算贫困的,直到我去县城里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感受到差距了。 
■ 吴小明的老家门口 那个时候,我中午会去姐姐的食堂吃饭,我们只买饭,再配上自己带的腌菜和辣椒。后来中学的食堂不让我们去吃了,我们又去了县里可以蒸饭的店,早晨蒸上自己的米,中午放学以后去吃。 有一次,我蹲在店旁边的小巷子里,挡了某个大姐的路,她推了我一把,嘴上说,"乡下人,不懂礼貌。"然后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但可能真正改变我们家的,是我大姐的去世。 大姐她成绩很好,漂亮又文静, 16 岁的时候检查出得了脑瘤。当时可以做手术,能再活个一两年。但我家掏不出这个钱,所以没去救。 很多年之后,父母一直念叨一直后悔,其实借钱也能借到,做了手术之后也许就能活下来。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但因为这件事,那些年他们对钱确实如饥似渴,哪里能赚到钱,他们就去干什么。 -2- 卖血小巴 大概 2003 年开始,我发现我妈每个星期总有一两天起得特别早,一直到下午才回来。 后来我在村里打听,才知道她们一伙儿妇女跑到隔壁崇仁县去卖血。 去卖血的早晨,她 4、5 点就起身,非常习惯地先拉灯,"嘎吱"一声,基本我也醒了,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妈的影子在墙壁上忙碌。能感觉出,她为了不吵醒我和我爸,会非常小心地穿衣、拿健康证。 有的时候,隔壁邻居会在门外喊她名字," XXX,快点,你要赶不上车啦!"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村有十几二十个人一起去卖血。她们要走三四公里的路到集合点,然后乘一辆特别破旧的小巴,去血站卖血。 
■ 图/来自网络 这辆小巴限坐 17 人,但往往能坐上六七十个人,甚至更多。有时候实在坐不下了,司机硬要关门,那些人就使劲扒着车门,或者趴在挡风玻璃上,不让车走。 这一路六七十公里,我妈她们是没座儿的,座位可能都让县城的人占掉了。这车摇摇晃晃要开两个多小时,她一坐车就晕,晕了就吐,我估计她前几年都是吐过去的。 献血之前不能吃早饭,她们还要拼命灌水。那种 1.5 升的雪碧瓶子,我妈要喝两壶,喝到肚子胀胀的。她觉得这样身体里的水多了,抽出来的血比较稀,性价比更高一些。 我妈卖的是血浆,由血站统一收集后,会卖给制药公司,提炼出乙肝免疫球蛋白、狂犬疫苗等等血液制品。 因为血站在售卖的过程中有盈利,属于商业行为,为了提高供浆者的积极性,会给予一定补偿,也叫"营养费"或者"误工费"。 这种血站一般设在五六线的小县城里,为了鼓动更多的人来献血,他们会在附近的县城安排一两个司机兼业务员,开着车,车上放着扩音喇叭,到处宣传。 业务员们精准掌握乡亲们对于"卖血"的忌讳,无非就是觉得卖血伤身体,不体面。所以他们的营销说辞一般有两个:首先,"卖"的不是红血,而是黄血,就是血浆,正常人每天都在造,所以不伤身,何况现在还给钱;第二,县城里"卖血"的稳定客户里有中学老师,有当官儿的,都是体面人,所以"卖血"不丢人。 这套说辞虽然半真半假,但只要你相信了,就能给你带来安全感。 我妈是我们村最早一批去卖血的,去了之后发现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害处,一次卖 600ml 血浆,能立刻拿 70 元钱,一周去个两三次,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 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大多数家庭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农村妇女们也没什么挣钱的好路子,"卖血"这种既不耽误地里干活,又有诱惑力的赚钱方式,捕获了很多人。 
■ 采血处排队的人群 图/来自网络 -3- "我在吃你的血" 卖血的都是女人,没有男人去卖血。 妇女可能觉得男人去卖血更丢人,男人还要干活,卖血会把力气卖掉。 我爸一开始知道我妈去卖血,也是不同意的,但去了一两次以后,发现回来也没啥事,他也渐渐习惯了。有的时候早上我妈睡过去了,他还会提醒说,"你今天不去卖血了吗?" 就是这样一个从抗拒到习惯,让我妈卖了 10 年的血。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觉得我妈每次卖完血回来,脸色都很苍白,或者很黄。我看到她那个样子,很生气也很心疼,但不知道怎么表达。有时候只能不理她,故意远离她,或者朝她大吼。 有一次,她用卖血的钱买了点瘦肉回来,想弄点瘦肉汤给我吃,增加营养。 我就发火了,冲她大喊,"我这是吃肉吗?这是吃你的血!" 她自己也经常自我安慰,把业务员的那套说辞讲给我们听,会说,"你看你长了一颗痘,把它挤破,挤出来的就是黄血,我们卖的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她起来要去卖血的时候,我一把从她后面把她抱住,不让她走,还冲门外的阿姨说,我妈今天不去了。 不知道是我真的力气大,还是她心软了,那天她真的没去。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第二天她又去血站,把昨天的血补上了。 
■ 抽完血后,胳膊上留下一个印章 图/来自网络 -4- 敏感与骄傲的青春期 对于我妈卖血这件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和复杂。 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有次下课后,两个同学在聊天,其中一个可能坐车的时候经过血站,看到一大群妇女在那儿卖血。 他用很夸张的语气比划说,"那么一大袋血,这些人怎么不怕死啊。" 我刚好站在旁边,只能假装附和。我当时不想承认,我妈也是那群妇女中的一个。 听他这样描述,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怕,我不知道我妈到底一次要卖多少血,会不会伤身体;第二是羞耻,当你的朋友用一种羞辱式的口气,瞧不起你妈的时候,你自己还不敢承认。 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真的蛮苦的。高中学费高,有时候我爸扛石头的钱没下来,就要用到我妈卖血的钱。她有时候会冒出一两句,"你看,不让我去卖血,哪来的钱交学费呢?" 一听这种话,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来了。 虽然那些年我很想极力撇清母亲卖血赚的钱和供我读书之间的关系,但不可否认,她的每一滴血已经渗透进这个家庭里面了。 2006 年,我上了大学,我妈还在继续卖血。 我想通过理性的计算,计算一年学费要多少钱,一年种田的收益是多少,爸爸扛石头赚了多少,我姐去打工寄回家多少钱……计算来计算去,发现我妈即使不卖血,我也可以有学上。 这样我心理上会舒服一点,至少不会再因为"我妈卖血供我上学"的因果而寝食难安。 我妈后来再去卖血,是因为要强,她不想过得比别人差。但有的时候真的要强过了头。 比如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年,他们就花了十几二十万,在老家盖了新房。我妈十年卖血的钱差不多也就这么多。 这个房子其实完全没必要盖,但因为别人都盖了,她就一定要盖。 -5- 血站里面 2007 年,我妈常去的那个血站,从原来的体制里剥离了出来,被当地一个血制品企业收购,也变得更加正规了。 时过境迁,2018 年,我返回家乡,第一次走进了这个血站。 我和血站的站长说,我妈在这儿卖了 10 年血,他立刻纠正我,现在不是"卖血",而叫"献血"了。 
■ 乐安的单采血浆站 里面的设施都特别新,大家躺在可升降的椅子上,旁边放着分离机,你的红血抽进去,分离机把"黄血",也就是你的血浆分离出来,再把红血重新送回身体里。 各色的血浆在房间里流动着,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平静、无痛。 我当时在想,10 年前,我妈去的时候,设备大概也是这样的,对她一个农妇来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先进的仪器,也许这套设备的专业性给了她一些安全感。 而且现在钱还变多了,270 元一次。 我的两个舅妈现在还在卖血,有的时候去县城里买个菜,顺便抽个血。她们的心态甚至比我们都健康,卖血的钱和卖力气的钱一样,照样拿去打麻将,输赢都能上千的。 -6- 匮乏的一代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常州安定下来,第一时间带母亲做了详细的血液方面的检测。结果指标正常,身体情况良好。压在我身上的最后一丝恐惧消失了。 我也逐渐和自己和解,认可了母亲这么多年的努力,希望用更好的物质生活回馈他们。 2013 年,我在常州租了一整套房,想接他们过来和我一起生活,结果发现根本没那么容易。 我妈说老家的房子要装修,她看到舅妈现在卖一次拿的钱那么多,想继续卖血。我爸也根本待不住,又跑去上海打零工了。 我一度感到很困惑,我应该是同龄人里过得比较好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拼命? 后来我明白了:人一旦感受过匮乏,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他们这代人,如果松懈下来,就觉得整个世界就会完蛋。 我记得当时林业局在我们那儿买了一座山,山上种了很多杉树。村里面的人会去偷杉树来卖。 那个山陡峭得几乎走不了人,但他们可以扛着二三十斤的树,一天跑好几趟。连我 80 岁的外公都能扛下来。 我们这代人根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但是他们就是办到了。 他们吃的苦比卖血多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