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科技领域的非强迫性外国投资，也能增强中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实力，特别是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转向新的国防产业政策，翻译成英文就是“civil-military fusion”（军民融合）。其实，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民间”企业是中国军队及其科技工业基地事实上的供应商。在中国，居民和游客受到
持续不断的视频监控，在一项全新的“
社会信用计划”中，如果对党的指令有不服从的行为，将会反映在信用评分上，可能影响到从购房到就业机会的一切事情。这些形式的社会控制经常使用西方公司开发的技术。
美国应该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作出重大调整。全面的关税毫无必要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这不是正确的反应。但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的训诫也不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扭曲、技术盗窃和军队现代化行动的规模太大，无法以如此流于表面的方式作为回应。当涉及到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尽管这种干预应该仅限于对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价值观真正至关重要的领域。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国防产业政策已经转向“军民融合”。Tom Bren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例如，美国政府应该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对从知识产权盗窃和胁迫中受益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是美国贸易代表于2017年8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的
最初调查的合理目标，但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关税——关注的是贸易赤字，而不是知识产权的损失。
比起征收全面关税，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不允许美国企业与接受了窃取或胁迫而来的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做生意，也不应允许它们与我们欧洲和日本盟友的企业做生意。美国还应进行干预，阻止任何外国投资流入有助于中国军队，或有助于其国内镇压的技术领域，并限制任何与侵犯人权和军队现代化有关的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市场。
采取这些行动需要美国安全机构收集大量情报，以及美国公司提供的关键信息。后者是很难获取的：由于对中国报复的担心，只有美国政府做出明确的、有两党共识的、长期的承诺，外国商界才会合作。尽管美国必须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但日本、德国和英国等盟国的合作将使这些措施更加有效。这些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像特朗普政府威胁的那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
欧盟和中国实施制裁，会让它们产生共同的目标，那将是很不明智的。
之前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努力，比如
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未能有效遏制中国的经济侵略。与盟国合作，直接解决中国的不当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