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但是，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中国放弃不结盟外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在增加，中国很快就会发现： 不结盟，没活路。回想钓鱼岛问题拖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大喊一句：钓鱼岛是中国人的，问题深层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是否应该走向结盟路线呢？

　　一、结盟，中国生存之路。

　　中国为什么必须结盟呢？理由有三：

　　（一）蓝水海军需要海外基地支撑。随着中国加速经济全球化，海外利益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内容。能否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成为中国能否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一定要上航母，一定要搞蓝水海军的根本原因。但是，国际经验教训反复证明，打造一支能够遂行作战任务的蓝水海军仅 仅有一支可以全球游弋的舰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海上军事基地作为支撑，为我航母舰队提供停靠、维修、给养、休整的场所。而要建立海外军事基地， 就必须有一帮可靠的盟友，愿意将自己的港口为我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供方便。如果没有这样一帮盟友，即使中国有了强大的蓝水海军，也将是“跛脚鸭”，难以 自如自由、可连续执行远洋任务。

　　（二）连横围堵需要合纵洞穿。美帝对中国实施围堵和遏制战略。为达此目的，打造了针对中国的“蛇蝎包围圈”：蛇者，U型包围圈也；蝎者，菲律宾、日本都美 国的走狗国家也。这近似于战国时期的“连横”；针对美国的连横围堵，中国必须与通过“合纵”打开缺口，突出重围。否则，美帝的包围圈就不是U型，而会是O 型；不是漏洞百出，而是铁桶一般。

　　（三）能源安全需要兄弟担保。目前，中国能源安全对于海外的依赖性已经达到50%，将来可能达到60%甚至80%。稳定可靠的海外能源供给，不仅关系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关系中国百姓衣食住行是否便利可靠。面对美帝在中东和东亚的肆意搅局，中国如果不培养一帮患难与共的盟友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担保，中国 经济和百姓生活就极有可能陷入“缺粮断炊”的危险。

　　一个全球化的中国、一个与世界联系密切、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不结盟、没活路。

　　二、结盟需要付出，但是也有巨大红利

　　结盟是需要付出的，不仅要利益共享，更要风险共担、患难与共。作为盟邦的领袖国家，还必须承担起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唯此，所谓结盟才能名至实归，而不是徒有其表。

　　中国目前之所以还有不少人反对放弃不结盟政策，第一，基于受害心理。近代以来，中国多次被“盟友”出卖甚至讹诈，致使不少人对结盟外交始终心有余悸。第 二，怕担责任。如果中国结盟，以中国的体量和实力，必然会成为盟邦领袖国家，各盟友也必然向中国提出更多的期待和要求，比如提供公共安全保障、维护盟邦内 部团结等。第三，害怕与美帝直接冲突。中国放弃不结盟外交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放弃养光蹈晦；而一旦放弃养光蹈晦，与霸权主义头子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的几率 就会显着增加。这对中国究竟是福还是祸，的确需要认真权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推行结盟外交，还有巨额红利：第一，有利于形成中国的海外基地网络，为扞卫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支持。第二，可以获得 稳定的能源供给，力避因能源供给中断导致经济运行中断、崩溃。第三，可以形成整体合力，迅速增加中国对抗霸权主义的力量和砝码。第四，可以协调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展中国的利益边疆和生存空间。

　　时至今日，中国应该认真权衡结盟与否的利与弊，尽快做出放弃不结盟外交的政治决断。

　　俗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官怕跟错人，国怕站错队。

　　现当代中国，国际形象良好，不能不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审势度时，正确抉择，正确“站队”的结果。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 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 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 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 “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 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 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着，对此 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 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站错队，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 “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 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畲、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 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 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尽可能地保 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 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