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国》节选：中国近代海洋思想之梦

　　一个是来自海外的相互勾结，是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形势变化；一个是掌握着先进武器和设备的列强，是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强敌。两个“数千年未有”，足以警醒世人。

　　1871年12月，普鲁士人希理哈德的《防海新论》一书在中国问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引起了直隶总督李鸿章极大的兴趣。当时，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也是一个大陆国家，在普法战争中德国的海防表现得并不突出，但却致使拥有10倍于自己的法国军舰不敢贸然进攻。《防海新论》反映的是近代德国的海洋防御思想，它认为凡是濒临海洋的国家面临战争时，如果能将本国所有的兵船安排在各个海口要害地方进行防守，禁止敌人的船只出入，这是防守本国海岸的上策；其次，则是自守本国重要的海口。《防海新论》提倡的是实施封锁与反封锁的被动应对，而没有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来与敌国争夺制海权。如果说德国的《防海新论》采用的是保守的沿海防御思想，那么后来问世的美国马汉的“海权论”则是积极防御的进攻性思维。较早问世的《防海新论》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可以将德国近代海防经验运用到当时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力主从国外购买坚船利炮来装备海军。

　　李鸿章提出的海防方针是以陆地为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着手筹建津沽海防，并不断加强大沽海口的设防。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系统说明了以陆地为主的设防方针，主张在直隶的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以及在江苏的吴淞口至江阴一带进行重点设防。具体防守方法有两种：

　　其一，“守不动之法”——要求口内炮台壁垒能够抵御敌船的炮弹，炮台的大炮能够击破敌人的军舰，守口的巨炮铁船（蚊船）能够阻拦水路。

　　其二，“挪移泛应之法”——要求兵船与陆军数量多而且精锐，随时可以出击，可以防止敌人从沿海登陆。

　　李鸿章还仿照西方改建海口炮台，购买了先进的克虏伯炮，同时在大炮台周围增铸小炮台，在海口形成炮垒群。

　　1871年，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3年以后，日本果然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但日本还是于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李鸿章担心日本借机“坐恃强大”，会进一步侵略台湾和朝鲜，于是在《筹议购船选将折》里面明确提出购买铁甲军舰的意义是“以战为守”：中国海洋数千里口岸不能处处设防，因此必须要购置铁甲舰等船，练成海军，与敌人决战海上，“以战为守”，并且足以保护南北各海洋口岸，保证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说明李鸿章的海防战略重点已经从陆地转向海洋为主。

　　1875年开始后的20年中，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这段时间，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从以陆地防御为主发展到以海洋防御为主。

　　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向朝廷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1880年~1885年，李鸿章“以海为主”的战略防御思想逐步明朗，他认为日本正是倚仗着铁甲舰侵略台湾，强占琉球群岛。如果清朝有了属于自己的铁甲舰，不仅可以威吓日本，而且可以让西洋诸国有所戒心，这是购买铁甲舰、组建海军的一大理由。中国海军如果拥有了若干铁甲舰，再辅以快船和鱼雷艇，把海军部署在大连湾、旅顺口等地，看准时机出入海洋，拦截敌船，可以起到阻遏敌船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组建海军，把海洋防御向海岛纵深拓展，逐渐把防线拓展到海岛。“以战为防”——以自己的铁甲舰防御敌人的铁甲舰，以自己的快船防御敌人的快船，再加上鱼雷艇在各岛之间密布水雷，才有胜出的可能。

　　中法“马尾之战”促使中国加快了海军建设。

　　1884年7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9艘军舰以“游历”为名，大摇大摆地从闽江口驶入福建马尾的水师基地。8月23日下午，法国军舰向中国开炮轰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此后法军进犯台湾，攻占基隆，进犯台北，台湾军民在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的指挥下痛歼法军。此后中法双方在广西、越南激战，战争的结局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在马尾基地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正式建立海军，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

　　与此同时，在“以战为防”的海洋防御新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加快了北洋海军的建设速度，在自制舰船的同时，向英国、德国、美国等国购买战舰，其中从德国购进的装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达到7300吨。

　　通过自制和外购，北洋水师拥有了一大批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军舰，成为亚洲最强大的一支海军舰队，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总吨位达4万余吨。1890年～1891年，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建成，成为扼控渤海门户的据点，进可以阻击敌船，退可以据险自守。又在各海口驻泊炮舰（蚊船），设置水雷，与岸上的炮台相互依托，重兵防守。当时一些地方军政要员也提出了一些“以战为防”的建设性意见。北洋水师定期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北起朝鲜、日本东海岸和海参崴地区，南至新加坡、马六甲、西贡及马尼拉等广阔海域。

　　北洋水师在成军以后，装备再未得到补充和更新，海军军费甚至被慈禧太后动用去重修颐和园。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整体战略上仍然采取“保船制敌”消极防御，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激烈海战。5个小时的海战中，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却败于日本舰队的主动进攻之中。

　　洋务派只是学到了西方海洋思想的“皮毛”，而没有学到西方海洋思想的真谛。

　　洋务运动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虽然意识到海防意义重大,创办海军基地和造船厂，但他们基本上只是单纯地重视船舰技术和海军编制的“拿来”和仿效,并没有从经济贸易的需要、海权争夺以及树立进攻性海防战略目标的角度来转变思想。因此，李鸿章虽然为中国海军建设做了不懈努力，建立起我国第一支数量庞大的近代海军，但是他的海防战略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而在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的同时，日本人以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为理论依据，加强了海军建设，购买了比北洋水师更为先进的军舰，在海洋军事战略上拥有的优势，完全体现在甲午战争的结局中。

　　东京的上野公园，那里曾经上演着中国近代海军的耻辱一幕。日本为了炫耀甲午海战的战绩，竟将俘获的“镇远”舰和“靖远”舰的铁锚陈列在公园，锚外还把“镇远”舰主炮炮弹90枚竖立起来。中国的国耻竟成了强盗的光荣，几十年来到这个公园的中国旅客及留学生都可以看到这悲伤的一幕！

　　甲午战争之后，海洋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瓜分。20世纪之初，英、俄、德、法、美、日、意、奥8国拼凑了2万余人的联军，攻破海岸炮台后从塘沽登陆攻破北京城，早已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中央政府的议和大臣，在俄罗斯军队的护送下到北京与列强谈判，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指示下，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8国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共11个列强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北京门户洞开，西方列强随时可以从海上直逼北京，中华民族完全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辛丑条约》的签订，也意味着洋务运动建立海军大国战略思想的完全失败。列强纷纷瓜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列强的海军可以为所欲为地停驻在中国的沿海港口，无论是领海，还是内陆的大江大河，都可以看到飘扬着异国旗帜的舰只耀武扬威地肆意游弋。

　　列强对中国海洋权益分赃不均，可以在中国的地盘开战，于是我们悲哀地看到日本和德国为了争夺山东半岛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疯狂决斗，俄国和日本海军在旅顺口海面展开的大厮杀，中国的海洋和河流似乎成了列强的内海内河。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闻一多《七子之歌》中对威海卫的悲情呼唤：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海权尽失的痛苦，国将不国的黑暗，灾难降临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海洋文明的睡狮身上。

　　海洋小贴士

　　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号文忠。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主要著作有《李文忠公全集》。

　　洋务运动中的海军建设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制造军舰，培养海军人才。由左宗棠创办、沈葆桢接办的福建船政，成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个造舰育才的基地。到1900年，福建船政共建造舰船近40艘。由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年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明轮兵船“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到1885年共建造兵船8艘、小型船艇7艘。1867年成立的天津机器局制造了布雷艇、潜水艇。1873年创办的广东军装机器局至1891年间，先后建造炮艇6艘、水雷艇9艘、炮舰2艘。

　　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

　　1867年，福建船政开办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习船体和轮机的设计制造；后学堂培训驾驶、管轮人才。该学堂培养出了一批中国近代海洋名人和爱国海军将领，如严复、魏瀚、萨镇冰、刘步蟾、林曾泰、邓世昌等。后来还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广州黄埔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威海海军学校、天津海军医学校和烟台海军学校等。到了清末，这些学校共培养出海军各类军官1500余名，其中派往西方国家留学海军的有70余人。这些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基本力量。

　　《辛丑条约》与渤海海权的丧失

　　根据《辛丑条约》，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完全拆毁，允许海洋列强留兵驻守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渤海沿岸及北京至天津的关键地点允许外国派兵驻守，使京津塘沿岸真正成为“有海无防”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