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2月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庆祝中美建交28周年。中美建交亲历者、８３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大会发表演说，首次公开其白宫日记。为纪念那段风云岁月，为中美关系未来提供借鉴，在此刊登卡特总统的演讲文稿。

    1977年5月17日
    我去洛杉矶参加（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大会，宣布了他们的主席雷纳德·伍德科克将担任驻华特使的消息。我选择他，因为他是最好的谈判代表。（编者注：伍德科克出任的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后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1977年7月7日
    雷纳德·伍德科克和万斯国务卿一起到白宫来，和我商量我想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他还有一周左右就会前往北京。我告诉他，我觉得外交关系正常化是明智的。我相信美国人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愿意承担这个决定所要担负的政治责任。当然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如何在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关系上取得平衡，既要与中国建交，又遵守我们对台湾人民的承诺。1977年8月23日
    我收到了万斯从北京发回来的电报。他已经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举行过会谈，而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明天也会设宴接见万斯。会谈进展很缓慢，而且显然不是高度公开的。
    【大约一年以后，万斯报告说从邓小平那里得到了一些积极回应。】
    【万斯发誓保密，我们也决定不通过国务院发出任何谈判指示。如果国会和公众知道了我们的计划，那势必会掀起一阵反对的狂潮。绝大部分提议和对中方的回应都是由我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的，这些指令直接从白宫发出。】1978年8月4日
    我们向在华的伍德科克大使发出了第一份指示，在他做出回应后，我们将召集国会里极少数几位民主党议员进行一次简报。1978年9月19日
    我和柴泽民（编者注：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后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会谈。我为这次会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部议程也都在翻译的帮助下谨慎进行。他几乎是在背诵伍德科克之前就已经向我报告过的中方立场。我们的原则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后，仍将继续有限地向台出售防御武器，我们将发表一个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公开声明。我们希望中国不要以不合作方式处理此事。我强调了得到我完全信任的伍德科克所正在进行的谈判的重要性。12月13日
    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还有布热津斯基【国家安全顾问】一起工作到很晚，商量给伍德科克指示的细则。
    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中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刻转给身在中东的万斯，让他迅速作出回应。我还和哈罗德·布朗【国防部长】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
    我们反复推敲了文件的措辞，尽可能确保这份眼下还是极端机密、但却最终将被公众审视的文件可以被国会和公众接受。我对整个过程很满意。12月14日
    我们很惊讶邓几乎没有做修改就接受了我们的公报草案。我们双方都想加速（建交）进程。
    邓在不到24小时内就接受了访美邀请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他理解我们还将继续履行一整年的“美台共同防务条约”【根据我们的双边“协议”，该“条约”还有一年才到期】。他赞成我们在公报中要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因为这与中方立场不矛盾。同时他了解，在（美、台协防）条约到期后我们将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他们在公开场合将反对此一做法，但私下已了解，情况将会如此。
    我们决定在明天一早将此事通报给苏联、中国台湾以及主要的欧洲盟国。届时，我们政府内部大概会有上百号人知情。
    哈罗德·布朗晚上打电话给我，催我立即通报台湾的蒋经国，我同意了，即使已经是半夜了。目前此事还没有泄露半点给媒体。
    我亲自打电话给（日本的）大平正芳首相，他很高兴，反应也很积极。我随后通报了福特总统和尼克松总统。我和尼克松还聊了很久，他非常高兴。要通知的人很多。后来我给布热津斯基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和尼克松谈了些什么。我问他，如果他听到中国已经取消了建交决定怎么办，他差点立刻昏倒。好在我赶在他昏倒之前告诉他这只是个玩笑。
    宣布与中国建交的决定遭到了美国国内支持中国台湾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宣称我不能支持北京政府，而与台北关系的倒退只会导致美国公信力的下降。他们抨击我，试图扭转我的决定。12月24日
    为了理顺一下关系，沃伦·克里斯托弗带着美国政府的良好愿望开始了台湾之行。不过迎接他到来的是大规模的公众示威，甚至还有扔石头这样的过激行为。我是想立即召他回国，不过万斯向台湾的蒋经国通报说，我要求蒋个人做出承诺，确保沃伦在台期间得到尊重和安全。事后证明的确如此。沃伦在台逗留了数日，进行了一系列不甚满意的会谈。
    我们的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会议结果告诉了我。
    【回顾过去，能抓住中国开放和改革的时机来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并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意义非凡。没有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在缺乏美方资金、技术和专家的支持，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就要困难得多。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并缓和苏联所构成的威胁。邓和我大笔一挥，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助力。】
    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抓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他回复。
    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弥合分歧。12月31日
    在与中国的关系向着良好方向前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处理好苏联的需求。这一年他们允许3万名犹太人移民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把台湾“政府”大楼移交给私营企业以防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的问题上，我们和台湾方面有一点麻烦。1979年1月1日
    我告诉顾问们，我不想让邓小平的来访太高调，不要提前给其他国家领导人发知会函，特别是苏联人。我们将举办一场宴会，也许在肯尼迪中心搞一个招待会之类的活动，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到现场参加。我们还会邀请他参观美国的几个地方。我决定让鲍勃·斯特劳（编者注：时任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全程陪同他。我还准备安排他去休斯敦看看，但得先听听州长和市长有何建议，我不想让邓小平在美国期间有任何尴尬。1月23日
    国务院的官员们和邓小平进行了一番有趣的交谈———为了让中国能参与西方世界事务，他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暗示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1月25日
    上午晚些时候我接受了一档要在中国播出的电视节目的采访。我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结束了美中长达30年的疏离。它开启了双方增进政治协商和文化贸易科技等方面的交流的大门。它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并将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称，这个决定在美国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我和我的两位前任都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我还直接面对镜头向中国人民讲了一番话，我说毫无疑问这是我迄今为止面对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讲话了。
    1979年1月26日
    我带着一大堆有关中国的简报资料来到戴维营。
    【然后邓小平抵达了华盛顿。】
    邓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个子很小，坚定，聪明，坦率，勇敢，有个性，自信，也很友好。和他谈判是很愉快的事。我们的开场白被两个激进的毛派新闻记者打断，他们把邓叫做“贼”和“凶手”，因为他“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但他看起来泰然自若，完全没有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分心。
    在会谈中，他强调了苏联的威胁，以及他很高兴能在美国有一个新朋友。
    我说，中国已经向14位来自美国的访客表示了友好，这一次却是中国的第一次官方访问。14：1这个比例必须要改变，所以我们邀请华国锋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能在将来访美。我还指出，这只是第一步。我建议首先设立一个日程表，在上午稍晚的时候可以谈谈最基本的世界局势。下午可以讨论亚洲、欧洲、中东、非洲和其他热点问题。星期二上午，我们再进行双边关系的讨论。周三下午，我们再签署所有达成的协议。
    他对这样的安排表示了赞同，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国宴很轻松愉快。让美国媒体最激动的是尼克松总统的露面，他几乎已经完全淡出公众视野了。宴会过程中，我和他（邓小平）讨论了一下宗教信仰问题。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每周捐10美分用于修建新的医院和学校。虽然我知道他对外国传教士很反感，但我想这是美国对中国怀有的好感依然存在的证明。他也知道一些传教士的确是好人，而且在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新教、天主教教徒和穆斯林。我要求他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允许《圣经》发行，他答应了，但他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再进入中国。
    我们还讨论了人权。他说他们打算彻底改革司法系统，建立解放以来的首个律师制度。他说目前还没有针对不同类型犯罪的判罚标准，但中国支持“家庭团聚”，也没有压制新闻自由。真正的言论自由在中国也是被允许的。
    （编者注：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之后，他和卓琳女士、罗莎琳（编者注：卡特夫人）和艾米【我们的小女儿】一起上台慰问了演出人员。当他拥抱美国的表演者、特别是那些唱中文歌的孩子们时，他的感情非常真挚。后来新闻报道中说，很多观众都激动地哭了出来。
    邓和他的夫人似乎真有一颗爱人的心，当他面对公众和电视观众时，他总是能打动人。
    在那次演出之后，曾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坚定反对者的共和党参议员拉萨尔特说，他们被我们打败了；没有办法可以投票阻止孩子们唱中文歌。1979年1月30日
    我起得很早，然后给副总理先生（编者注：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中越之间冲突的关切。我提出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中国边境附近的军事分布图的情报简报。他回应得很急切，然后我就做了相关的安排。
    中方希望立即达成中美贸易协议，我提出要满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苏联没有获得最惠国待遇，因为苏联对国内犹太人移民至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严格限制。】邓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和苏联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如果你要我放1000万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来，我很高兴这么做。”当然，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我们希望开放媒体交流。他说到中国可能会有一些旅行限制，但不会进行审查。我说他可以用1000万中国人赴美换1万美国记者进入中国。他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提议。
    在讨论过关于关系正常化的几个政治问题后，兹比格（编者注：卡特的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昵称）问他：“您在国内有没有反对派？”当邓回答时，人人都竖起了耳朵听，“有。在中国的一个省里，我有很多政治敌人。那个省就是台湾。”
    后来，我与邓小平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我们签署了关于领事办公室、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等等多项协议。能和他会面、了解他和他的人民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很有幽默感。
    一个月之后，我接到了正在北京的弗兰克·普莱斯博士的电话。邓小平问，能不能派1000名学生来美国的大学读书。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是50000名？”
    【在座的很多观众很可能就受益于这个决定。李小琳女士（编者注：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学，这也可能是她热心于中美民间往来的原因。她在洛杉矶的经历让她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理解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思想。】
    邓小平邀请我在方便的时候访华。我没有时间。因为伊朗爆发了革命，美国驻德黑兰的工作人员成了人质；苏联还入侵了阿富汗。
    不过，自我从白宫退休以后，我已经八次访问中国了。我见到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我在1982年成立了卡特基金会，继续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且以1979年我们所促成的事业为荣。

早报记者王靓译
    注：【】内内容为演稿原文所有；（）内内容为译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