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杂志最新一期封面报道，讲述了前诺基亚资深战略师简奇普蔡斯眼中的中国山寨文化。在他看来，中国的山寨产品不再是粗制滥造，部分山寨企业家们也开始改进，复制并制造细微差异的方式的确也许正是中国企业的一种创新形式。

八月一个湿热的下午，简・奇普蔡斯（Jan Chipchase）——这位满世界乱跑的技术专家——正置身于嘈杂上海的不夜城电子市场中。这座五层楼高的电子市场矗立在上海市的繁华地段。奇普蔡斯环顾四周：小贩们在兜售着形形色色的手机、笔记本、播放器和平板电脑。

奇普蔡斯四十出头，以前曾是诺基亚的研发人员，在过去十年间一直致力于记录世界各地的技术应用。在类似于这家电子市场的地方，他消磨了无数时光。与过道间来来往往的买主们不同，他到这里来并非是要买什么新设备或者避暑，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一直以来的心愿：亲眼见识一下传说中的“山寨机”世界。

“每次我出来，都想看看那些挑战我已有认知的东西，”奇普蔡斯说道，“我喜欢这样的地方，它能让你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山寨”原本用来指西方厂商们不屑于谈论的假冒伪劣制品。尽管“山寨”这个词可以用在任何假冒产品上，但最近它往往特指电子产品；“山寨机”则特指最常见的一种假冒产品——智能手机。The Linley Group的分析师认为，每年在中国国内和出口市场上卖出的“山寨机”至少有1.5亿部。“

在不夜城的一个柜台上陈列着一排仿制的iPhone，而旁边的柜台则堆满了看上去大同小异的Android手机。有的手机像个橄榄球，有的像法拉利跑车，更多的手机则贴有像“Blockberry”或“Svumsung”这样容易使人混淆的标签。

有些山寨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假的，另外一些则不那么好识别。奇普蔡斯在一个柜台前停下来，把玩着一个样品，感觉它的重量，并试用了一下。仿造的手机通常会有些出乎意料的功能，比如正品所没有的摄像头，额外的插口、不常见的连接口等。奇普蔡斯发现，检查多余的SIM卡插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这些 “山寨机”的目标客户常常都有两个号码，以方便在不同的电信提供商之间切换来节省话费。

“双卡可能是最容易看出来的一个特性，”他指着一个多出来的插槽说道。当正规的移动厂商视双槽为禁区时，山寨厂商们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正规厂商们由于现有的客户关系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山寨厂商们则趁虚而入。”

你可能会认为山寨机不可靠，因为它们太便宜了。不过奇普蔡斯认为，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新一代的仿造品——他称为“超级赝品”——通常很难与真品区分开来，而且性能也不错。

奇普蔡斯利索地打开了一部看上去很像真品的手机后盖，教给我一个区分赝品的小窍门：手机电池上贴的激光防伪标签通常可以用来确认这部产品是否是真货。两分钟后，他来到了另一个柜台前。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向前倾着身子，手里举着一大把激光防伪标签。

奇普蔡斯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他拿出随身携带用来记录所见所闻的佳能5D照相机。

“这是干什么用的？”他问道，一边连拍了十几张照片。“你把它们贴在电池上，让它们看起来跟真的一样，”那个妇女耸耸肩答道。奇普蔡斯为这个发现而大笑不已。“我喜欢这个！”他高兴地喊道，并在前往下一个柜台前向那位妇女致谢。

过去，奇普蔡斯在诺基亚的工作使他声名远播。十年间，奇普蔡斯坚持不懈地记录和分析用户的行为模式，以洞察未来的消费者需求。他的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声誉。他的理念是，在研发新产品前应首先了解消费者们到底需要什么，公司只有通过了解人们如何生活才能预见到未来两年、五年甚至是十年间的消费需求。

诺基亚每年可以卖出5亿部手机。而增长最快的市场都处于新兴经济地区，因此奇普蔡斯的工作之一就是从那些边远地区定期发送报告。在上一次调查中，从肯尼亚到哈萨克斯坦，他实地考察了至少36个国家。“如果让我在去往某个新地方和回到某个旧地方之间选择的话，我通常会选择新地方。”奇普蔡斯每年都有 4到6个月的时间在路上。“诀窍是在工作室里花上足够的时间来消化你所学到的东西。”

尽管如此，奇普蔡斯很难解释他的谋生之道是什么。他曾被冠以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和可用性研究员的头衔——哪种说法都不全面。诺基亚的前任首席执行官 Olli-Pekka Kallasvuo打趣说奇普蔡斯是公司的印第安纳琼斯。这是个玩笑，不过他的形象的确很像那种出没在边远地区的无畏探险者：高额头，薄嘴唇，自信满满的样子，就像一位战地记者。

他承认自己是个“体验爱好者”，但他坚持说，自己的工作算不上是公费旅游。“和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不一样，”他说，“驱动我的是那些有趣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能呈现出来价值。”在一小队同事的陪伴下，奇普蔡斯往往一头扎进某个社区一两个礼拜，执着地通过跟踪、采访、摄影，将本地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之后再把影像上传到博客中。

团队成员的构成也会根据他的研究内容有所变化。有时，他的随同只有一名联络人；在规模更大、行程更紧凑的情况下，奇普蔡斯没准会用到几个设计研究员，同时还会有两个当地人来解释风土，协助翻译。前方的工作团队将考察结果反馈给上一层的设计队伍，为后者提供灵感。反馈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从当地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到给官员行贿的礼品，无所不包。

今年早些时候，就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后，奇普蔡斯决定离开诺基亚，在上海担任了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青蛙设计”（Frog Design）创新公司的职位。这次跳槽的反应不一。一些博客认为，这是手机巨头走向衰落的证明：一些人指责诺基亚裁掉了颇具前瞻性的研究部门。另一些人认为这是青蛙设计的巨变。上世纪60年代末，青蛙设计作为一家工业设计公司成立于西德，现在该公司已成为一个具全球影响力的设计顾问机构。首席创意官马克•罗尔斯 顿（Mark Rolston）欢迎奇普蔡斯，认为他是“在用户研究领域那种拥有罕见的才能，知道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界得到真相的人之一。”

奇普蔡斯本可以选择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间工作室，但他说，自己想去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曾经，如果你对创造推动工业革命的产品感兴趣的话，自然要去曼彻斯特。如今，如果你想去世界上某个创造服务的地方的话，很可能要去硅谷。那么，下一个是哪儿？”他大手一挥，回答说：当然是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最大城市的街道上。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只不过回答要求的时间更短，答案的要求更准确，而且没有空间用来改进。”奇普蔡斯说，“这个国家的变化很大，我觉得这些变化是独一无二的。而呆在工作室里，你怎样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寻找问题的答案呢？（去中国）是个绝好的机会。”

一份来自国际能源组织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将会制造大约14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美国的两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投入了220亿英镑用来开发清洁能源，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在五年之内将核能设施扩大到现有规模的三倍。但国家行动只是一部分。奇普蔡斯认为中国可能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恰恰隐藏在像“不夜城”这样的地方：通过逆向工程技术来研究苹果和索尼的新设备，山寨企业家们在改进它们，既满足了消费者，也促进了创新。将这种模式理解为一种为获得更好设备的开源运动——可能会解决一些世界上最难的问题。

在中国的技术“温室”中，创意从蓝图进入市场的过程被加速到了最大。在这里，电子设备上市的时间不过是几个星期的事情。如果创新的速度能够影响到全国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绿色能源，那会是怎样一种场景？奇普蔡斯相信，中国仿造者快速、高效的跟进，已经为加速技术普及创造了环境：在整个上海，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设计师，亦或是工程师，都摩拳擦掌地想要成为基于创新的快速市场方面的世界级专家——这也暗示了，在制造仿冒智能手机之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复制并制造细微差异的方式的确也是一种创新形式，”奇普 蔡斯说。“但如果这成为创新主要方式了呢？想象一下，你在美国或英国做足了混搭文化，再把它移植到一个渴望赚钱，满是硬件和软件环境中。亟需一个新词来形容：不是‘山寨’...这比山寨更甚。”

伴随每一个出口到非洲、南美或其他地方的产品，这种文化也在扩大影响。来自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博士生的总量增加了五倍——其中每15个人就有一个在深圳这个中国的高新技术区工作。

“中国的设计有两层，”一名年轻的软件开发者说。由于工作的公司发迹于山寨生意，他要求将自己的姓名隐去。“第一层是抄袭西方市场，第二层是超越他们的成果。山寨产品具有创新性，因为它们瞄准的主要是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指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译注）……大品牌需要为主流人群和大众人群设计。”

过去，西方科技巨头和山寨公司们打交道的仅仅是律师。但是这种关系在发生变化。山寨产品的成功表明存在对于多SIM卡插槽手机的需求。诺基亚于是在夏天发布了两款双卡手机，C1和C2。这一举动符合奇普蔡斯的观察：制造商们各自借鉴并迅速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中，在改进产品的同时适应当地的用户偏好。山寨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商业创新新模式，而不是冒牌货这么简单。

奇普蔡斯生于一个英德混血家庭，在伦敦和布赖顿（Brighton）长大。尽管他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学业上，但能给他带来激情的，还是探索。“从 15岁时就开始了，那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打上背包去了埃及，”他解释说。在首选大学落选之后，奇普蔡斯搭便车穿越了美国，之后被伦敦城市理工学院（City of London Polytechnic）录取，拿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学位。

在这之后，他在用户界面设计这一较新学科方面拿到了硕士学位，随后在布利斯托尔 （Bristol）以技术研究员的身份入职。就是在那里，身为学习及研究技术学院（Institute for Learning and Research Technology）的雇员，奇普蔡斯遇到了自己的日本妻子，森惠子（Keiko Mori）。

2000年，夫妻二人迁去东京。在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之后，奇普蔡斯在诺基亚的本地研究中心得到了用户体验经理的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步步迁升，成为了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和资深战略师。他的团队发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一群人会共用一台电话——比方说商业伙伴、家庭成员、甚至整个村子。这项发现致使诺基亚引入了一项新功能，即一部手持设备带有若干电话簿。在今天，数亿手机都拥有了多重电话簿的功能。奇普蔡 斯还观察到，许多人使用手机作为现金的代理付账。这使得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大量投资开发手机银行业务——IE Marke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手机转帐总额在2009年超过了270亿美元。

Younghee Jung，一位在诺基亚班加罗尔曾和奇 普蔡斯紧密合作了很多年的研究员，形容他在工作方面“非常有决心和直觉、触觉敏感”。“他还有一种能力：不用故弄玄虚就能一下子获得用户的共鸣，”她说。

诉说故事的能力意味着奇普蔡斯常常在会场之间奔波。他也常常出席世界银行和美国国务院等机构的私人会议。他的声音宁静，充满谨慎，经常使用一连串的设问，而不是妄下结论。当被问及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时，他绞尽脑汁，好找到合适的话语，同时也为了放低自己是专家的身份。

“我想每个人都在做我的工作，”他回应道。“不论是买二手车还是在酒吧交朋友，如果你要试着理解人们的动机，就是在阅读他们，阅读前因后果、局面、形势——许多行为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人类行为和动机的改变是很缓慢的，但是呈现出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他说，“我认为，尽管不知道未来情况会怎样，我仍知道在未来是什么在影响人们的逻辑。”

他给出了两个例子。为什么阿富汗的路边加油站会把油桶垒成堆？这是因为这样更容易给汽车加油，同时也给自己作了广告。为什么在泰国假牙套能够成为年轻女孩间的一种流行的配饰？因为能够暗示他们的父母可以支付得起昂贵的牙科费用，进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尽管整件事是假的。一个共同的主线是：向其他人推广的意图。一旦你理解了这种联系，奇普蔡斯说 道，你就能够预测——或改变——未来的样子。

夜凉如水。奇普蔡斯刚才给300名左右的 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做了演讲——他来到上海后的首次重要会议。他推回靠椅，到青蛙设计工作室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喝啤酒。再过一两天，他将飞往阿富汗进行另一次有关移动支付的行业研究。

他拒绝承认旅行是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在路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矛盾，他在考虑的，是中国的赝品文化会推进创新，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全球生态威胁，但也可能包含解决当前最棘手问题的方案。尽管中国可能是他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站，但绝不是最后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