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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實都是“糊弄小鬼子的”

北京人都是如假包換的天然政治家，他們對政治的關心名聞天下，當年我所生活的瀋陽卻有些異樣，老百姓對政治說不上是關心還是不關心。也許是曾被日本人統治過一段時間的緣故，瀋陽人喜歡以“糊弄小鬼子”的方式對待政治。“文革”時期的瀋陽，運動看似搞得轟轟烈烈，其實都是“糊弄小鬼子”的！

當年的瀋陽，不論你是在工廠的車間裡幹活，還是在商場裡閒逛，到處都掛滿了大字報——無處不在的大字報幾乎要碰到你的頭——商場、車間都拉着繩子，繩子上面掛滿了大字報。我所在的開關廠還顯得特別有創意，生產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之一，價格不菲的漆包線被改變用途，化身為懸掛大字報的“繩子”，可見其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大字報的標題多半“語不驚人死不休”，而內容嗎？基本屬於不知所云的範疇。因為全屬奉命之作——誰要是沒寫大字報，他就沒有評先進的資格，雖說當年的“先進”並無“含金量”，但卻是表示一個人政治態度的“大是大非”問題，是萬萬馬虎不得的。當然大字報並非要你親自寫，你只需在別人的大字報上籤上神聖的大名就行——簽名也無須你親自動手，也可由旁人代勞。

有一天我看到車間裡圍着一群人，擠進去一看，原來有位小伙正在寫大字報。只見他手握“如椽巨筆”，落墨在紙上寫下了大大的“揭發”兩個字，真可說是“力透紙背”有“萬鈞之力”。我期待着由此揭發出一個驚天大案來。可惜筆鋒一轉，“揭發”只有簡單的兩句話：

“（一） 炸大樓事件誰是幕後策劃者？必須老實交待！ （二） 搶檔案事件誰是幕後策劃者？必須老實交待！”

而後程序很快進入了簽名這一最最重要的環節，圍觀者不甘落後，紛紛要求把自己神聖的大名莊嚴地簽上，以便由此在“評先”的道路上邁出關鍵的一步，寫大字報者確係世上最大公無私者，他完全不顧忌別人要把他的“先進”搶走，反而是恨不得讓所有地球人都在其大字報上簽名，以增加大字報的份量，就像如今街頭為支持奧運會而徵集簽名一樣。由於一張紙簽不下那麼多革命群眾的大名，於是又外加一張專做簽名之紙。不甘落後的我，當然也榮幸地由此獲得了寶貴的評先資格。

（二）事件起因

閒話少講，言歸正傳。話說公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這個載入史冊的日子，我因為工作從瀋陽調到武漢的原因，乘車來到了我國的政治中心——首都北京。一下火車我立即來到位於東單的哥們戚CY家中，進屋之後戚問我：

“瀋陽有花圈嗎？”我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覺得很奇怪：

“什麼花圈？”

“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呀！昨天是清明節，天安門廣場這幾天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可多了！昨天晚上下過一場雨，可能會要被雨淋壞一些，待會我陪你一起到天安門廣場去看看。”

“我還真不記得昨天是清明節了，瀋陽人沒有北京人那樣關心政治，沒聽說過花圈的事。”於是戚CY詳細向我介紹了送花圈的前因後果：

公元1976年1月8日，人民敬愛周恩來總理逝世了。全國人民好像一下失去了主心骨，覺得苦難的中國也許再也沒有希望，因此人們感到萬分地悲痛。由於周恩來是後來被稱作“四人幫”的一伙人篡黨奪權的巨大障礙，因此“四人幫”害怕人民悼念周恩來總理，壓制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對此人民群眾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3月19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突然出現了第一個悼念周總理的花圈，是朝陽區牛坊小學紅小兵獻的。接着第二個、第三個…… 

他們的行動引起了大家的共鳴，感覺到這是對“四人幫”無聲的抗議。沒有人組織，沒有人指揮，人們紛紛自發地佩着白花，臂纏黑紗，抬着花圈，川流不息地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後來每天都有一、兩百萬人次到天安門廣場悼念。人們眼含熱淚，聲聲呼喚着敬愛的總理，以表達人民對將骨灰撒滿祖國山川大地的總理的思念之情。 

花圈越來越多，並且越做越大，輓聯上全是感人至深的詞句：

“敬愛的周總理，您回來吧，我們日夜想念您！”

“一生奮鬥，為中華新顏；灰撒江河，換大地常春。”“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輝，總理精神永駐；八億仰英靈，民心承露，斯人浩氣長存。”

…… 

（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戚CY家吃過早飯後，我與他各騎一輛自行車，很快來到天安門廣場。此時絡繹不絕地有人扛着大大小小的各式花圈進入廣場。由於人們發現頭天敬獻的花圈，往往一夜之後就不知所蹤。於是有人就整夜在廣場上守護花圈。更絕的是北京重型機械廠的工人們，為了不讓花圈被別有用心之人偷走，他們創造性地做了一隻大大的鐵花圈，動用吊車將花圈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苦難的中國經過十年“文革”動亂之後，經濟已經崩潰，廣大人民群眾經歷了最初的狂熱之後，終於明白動亂不是我們所要的“社會主義”，從心底里產生了對嘔心瀝血，欲挽狂瀾於既倒的周總理產生了無比的敬佩和懷念之情。人民用花圈在天安門廣場上匯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這是對“十年文革”無聲的抗議。

此時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我仔細閱讀着輓聯及小字報，那都是悼念周總理的詩詞文章等，如著名的“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等詩文。還有一些人在此高聲朗讀悼念總理的文章，還有一些人在此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說。這一切讓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惡氣，頗有大快人心之感。

正當大家處於極度悲痛之時，忽然看見一群人奮力追打着一名男子，該男子衝過馬路向人大會堂沒命地跑去。經打聽，才知道該男子自稱是“清華大學”的，由於此人剛才在廣場上高呼“周恩來是最大的走資派”，因此激起了公憤，致使受到成百上千人的追打。

令人不解的是，這樣一位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卻沒有受到人大會堂前站崗哨兵的阻攔，我看見他逃入了人大會堂之中，而追打他的群眾反而被哨兵擋在了大門之外。

此時大會堂門前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強烈要求交出攻擊總理之人，但是毫無結果。這時大會堂門前的馬路上開來一輛“宣傳車”，這是一輛警用轎車，車頂安有幾隻高音喇叭，宣傳車在大會堂前的馬路上來回不停地開，並反覆播放着下面一段話：

“革命的同志們，請你們不要在此處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階級敵人所利用！”

“革命的同志們，請你們不要在此處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階級敵人所利用！”

……  ……

（四）“我是奉命的”

人大會堂前交涉未果的人們，此時正不知向何處發泄，當聽到“宣傳車”作如此宣傳時，大夥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憤怒的人們立即火速從人大會堂的台階上沖了下來，將“宣傳車”圍個水泄不通。人們紛紛質問“一小撮階級敵人”指的是誰。車內坐着三名身着警服之人。司機是個明白人，他回答說：

“我是奉命開車的，要我開我就開。”於是大家便一齊指責那兩位播音員。其中一位回答說：

“我是奉命廣播的，要我播啥我就播啥。”另一位卻閉口不願表態，於是立即被憤怒的人們從汽車中拖了出來，有人還將他的警帽搶過來拋到半空之中。而那輛汽車頃刻之間也被憤怒的人們掀翻在地，像一隻被翻過來的大王八，四輪朝天地躺在那裡。

此時廣場上的秩序越來越混亂，估計總共聚集了50萬人左右。常常是剛看到這裡一群人圍着一個人追打，突然別處又有一群人圍着另一個人追打。廣場上還有許多“老外”，他們手拿相機不停地拍照。有一些身穿“便衣”之人，覺得這是泄露“國家機密”，有辱國格的事，於是把老外的相機搶奪過來，把相機的皮套拋向空中，隨後雄赳赳地把外國人押離了廣場。

當年美國還未與中國建交，但在北京設有以老布什為主任的“聯絡處”，這老布什也就是後來被選為美國總統的那位。聯絡處有一輛特別扎眼的，掛着外交牌照的紅色轎車，當年中國雖說被稱為“紅色中國”，但官員們乘坐的轎車只有黑、灰兩色，連藍色都極為罕見（老百姓是一律以自行車為代步工具）。此時該車就在長安街上不停地開過來再開過去，而車內的人也手執相機不停地對着廣場拍照。

廣場上大部分的人都和我們一樣，都是懷着對總理的思念和敬仰之情自發來到此處，看到老百姓不顧高壓，自發地悼念總理，我們覺得特別解氣，真是民心不可違，有這樣的人民，中國不會沒有希望的。  

此時許多有組織的“民兵”正在驅趕廣場上的人群，要大家迅速離開。我們身旁站着一老一少兩名工人摸樣的人。年輕人對老師傅說：

“太過癮了！太過癮了！老子今天不去上班了！”

當看到“民兵”在驅趕人群，那位年青人又說：

“這些‘民兵’幹嘛呀！做這些不得人心的事！”老師傅說：

“他們還不是奉命來的，你不也是‘民兵’嗎？要你來你還不是也得來？”

我看了一下手錶，時間已經到了十一點，我對戚CY說，我們還是走吧，我還要按原計劃到大柵欄去買些東西。於是我們騎車向前門方向走去。當年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面還是一片松樹林，因此在前門那邊看不到廣場內的情形。到了那裡我們才發現已經戒嚴，有警察在此把守，所有的人只許出不許進，很多人圍在那裡打聽為什麼戒嚴，天安門廣場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警察好像錄音機一樣，對所有提問反覆“播放”着同樣的話：

“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北京市的同志們應當已經聽過傳達了，請大家不要在此停留。”

看到此情此景，戚CY有些不想離去，他對我說：

“還走嗎？出去可就進不來了呀！”我說：

“還是走吧，我還有許多東西要買呢！而且我們還得去吃中飯呀。”

（五）確實威力無窮

那個年代，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商店裡邊還有商品“陳列”，其它地方的商店基本上只有空落落的貨架。所以凡是路過北京、上海的人，購物是必做的功課。“外地人”無一例外都變成了日常用品的採購員和搬運工，好像這兩處的東西不要錢似的，即使是老弱病殘者也像驢子一樣儘可能地背上大包小包，我有一次曾因攜帶了145斤的超重行李乘火車而被罰款。有些商品如肥皂、白糖等，購買時還必須憑北京市的工作證，但也只需掏出工作證晃一下即可，由於當年全國幾乎所有單位的工作證都是一個小紅本本，當售貨員要我出示北京的工作證時，我便掏出每天必須隨身攜帶的紅寶書《老三篇》（與工作證同樣大小的紅本本）晃一下，也就萬事大吉，看來毛主席的著作確實威力無窮，連買肥皂都管用。

在前門外吃過午飯之後，由於心裡惦記着廣場那邊的情況，此時已無心購物，我們決定還是回到天安門廣場去。此時前門那邊戒嚴依然沒有解除，仍然是許出不許進。我猜想長安街一定不會戒嚴，否則的話國際影響就太壞了，於是我們兩人騎車繞到長安街，果然沒有戒嚴，車輛與行人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卻不允許進入廣場，於是我們將自行車停在“灰池子”觀禮台下，觀禮台已經站滿了不少“首長”，我們也學着別人的樣子登上觀禮台手搭涼棚做首長“觀禮”狀。

（六）“着火了！着火了！”

此時許多警察正排成一排，向南驅趕着人群，被警察驅趕的人們卻毫無離開之意，於是包圍圈向南面壓縮，似乎讓人退無退路。突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被包圍的群眾奮起反擊了——不知他們從哪裡搞來許多石塊——也許是在松樹林中撿的，大大小小的石塊如流星雨般向警察們擲去，而剛才還雄赳赳、氣昂昂的警察們一下子反而變成了喪家之犬，立即作鳥獸散，套用一句古典小說里的話叫做“只恨爺娘少生了兩條腿”。有那等跑得慢的，額頭上立即綻放出鮮艷的紅色，他們用手帕捂着頭沒命地逃去。一眨眼工夫廣場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好像人間蒸發，蹤影全無。

觀禮台上忽然有人叫喊起來：

“着火了！着火了！”

順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過去，只見廣場東南角一輛轎車被人點着，沖天大火冒着濃煙騰空而起。由於廣場上戒嚴的警察全都逃之夭夭，此時戒嚴令已經無人執行，灰池子觀禮台上的“首長”們都紛紛不顧自己的“身份”而急速衝下看台，以便“零距離”觀察史上最牛燒車事件。

事後了解到，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三層小灰樓內，設有“首都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的聯合指揮部”。指揮部抽調了民兵、公安幹警各3000人和部分衛戍部隊組成機動力量，隨時準備鎮壓群眾。當時有群眾包圍了“聯合指揮部”，派出4名代表向指揮部交涉，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群眾悼念總理的權利等三項要求，由於指揮部毫無誠意，談判無結果。12時58分，憤怒的群眾燒了指揮部頭頭乘坐的上海牌轎車一輛。下午3時許，又燒了指揮部的麵包車一輛、吉普車兩輛。聯合指揮部先後調集衛戍部隊一個營，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強小灰樓的警戒。部分群眾沖入樓里。5點零4分，小灰樓被群眾點燃起火。5點15分，指揮部全體人員只好灰溜溜地從南面窗戶爬出，撤離了指揮部…… 

與我們同時到達現場的還有兩輛從廣場東邊公安部大院裡呼嘯而出的救火車。而憤怒的人們不允許救火車靠近着火轎車，有人開始打砸救火車。車上的人一邊用手護着頭，一邊高喊：

“同志們，這是國家的財產，這是國家的財產！”

於是有人又開始打車上的消防官兵，此時有人說：

“打他們幹嘛！他們只不過是執行命令的！”

然而說不要打的都是“看客”，打人者是“實踐”者，他們用自己的“實踐”來發泄積壓在心中多年的不滿，儘管他們的行為有些過分，但還是獲得了“看客”們的同情，因為他們打燒的並不是人民的財產，此時的國家早已不是屬於人民，而成了“四人幫”的私產。

在目睹了兩輛氣車被燒的“壯觀”景象之後，我決定要與戚CY分手，因為我在京停留時間有限，我還有探訪在京親友的任務，於是我騎車離開了天安門廣場。與我分手之後，戚CY到附近澡堂洗了一個澡，然後再回到廣場，他一共看到燒了四輛汽車才回家。

（七）必須在晚上十點之前離開

拜訪了幾位親友，他們單位都已傳達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甚至連小學一年級的小學生也被告知，說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事件，要大家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但北京市民私下沒人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而認為這是民心之所向。為了安全起見，親友們勸我在返回東單的時候，不要再從天安門廣場經過，以免發生意外。但我認為長安街是北京的形象，總不能不讓人走路吧，路經天安門應當是沒事的。

當我騎車到達天安門廣場時大約是下午六點左右，此時廣場沒有戒嚴，可以任人自由出入，廣場上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市長吳德的講話，是放一遍吳德的講話錄音，再放一遍播音員播出的錄音：講話的大意是：

同志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記得講話的最後警告說，所有人必須在晚上十點之前離開廣場，否則……

聽到廣播之後，我沒有再次進入廣場，而是徑直回到戚CY的家中。

（八）廣播裡說

第二天，中央台的廣播裡傳來了將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報道。並報道說，北京機床一廠等工廠的工人們對“反革命事件”進行了堅決地反擊。

後來才知道：

晚上9時29分，“指揮部”下達了鎮壓的命令。由於參加圍剿的各路隊伍行動不一，群眾乘機迅速疏散。這時，參加圍剿的641名警察從天安門廣場西側首先衝到紀念碑附近，包圍了群眾。突然，廣場上的所有電燈忽的一下全黑了，而後又一下子亮了起來，把廣場照得如同白晝。警察手持木棒、皮帶，不分青紅皂白地向群眾下毒手。警察的棍棒、皮帶、桌椅腿雨點般落在無辜群眾的身上，地上留下了一灘灘的鮮血，以致第二天不得不用灑水車清洗地面。 

4月5日之夜，在神聖的天安門廣場，200多名革命群眾遭到了血腥的鎮壓和逮捕。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丙辰“4·5”天安門（事）（件）。

雖然遭到了血腥的鎮壓，但當6號那天我再次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發現仍然有不屈的人們獻上的花圈，表明人心所向是鎮壓不下去的。那天我到北京機床一廠去拜訪老同學，我們班在該廠有多名同學，這些同學在學校時分屬於不同的兩派，但今天我們的思想卻出奇的一致。是事實教育了我們，“文革 ”中大家分裂成“兩派”，其實是被“四人幫”所利用，以致群眾之間互相無休止地鬥來鬥去，今天又是事實再次將我們團結成了“一派”。當我見到盧GJ同學時，他把我拉入自己的房間，對我說：

“我們關起門來說話，廣播裡說我們機床一廠的工人到天安門廣場去進行了‘反擊’，其實‘反擊’是我們去的，但送花圈也是我們去的。”

多餘的話他不便再說，但是我早已心領神會，覺醒的人民誰又不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痛徹骨髓呢！

四月七號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看到依然有群眾敬獻的花圈，當晚我乘車離開北京並於第二天回到武漢。

（九）北京人也學會了“糊弄小鬼子”

到武漢後白色恐怖迅速籠罩了全國。

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吳德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並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名義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報道說： 

“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報道把人們對“四人幫”的聲討和對“左”傾錯誤的抗議說成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把人們擁護鄧小平的領導說成“為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抬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各地又根據中央的要求，追查所謂“政治謠言”，搜捕天安門事件的參加者和“幕後策劃者”。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大清查、大搜捕開始了——追查所謂“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以及反革命謠言、詩詞、傳單的製造者”。

此時的我，對戚CY的處境十分擔心，因為北京市各單位都在審查“4·5”那天沒到單位上班之人。我不敢寫信與他聯繫，怕聯繫變成自投羅網。正好王EX從河北出差來到武漢，我托他到京時務必前去戚的家裡看看。後來戚與王都來了信，戚CY毫髮未損，日本人的統治讓瀋陽人學會了“糊弄小鬼子”，而“四人幫”的統治同樣教會了北京人“糊弄小鬼子”。在那個特殊年代，各基層單位對“四人幫”的“大清查、大搜捕”，也是採用了瀋陽人“糊弄小鬼子”的方式，從而保護了一大批人民群眾。

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終於迎來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天……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那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又宣布：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

至此“天安門（事）（件）”終於劃上了一個公正、圓滿的句號……

歷史再次證明，一切倒行逆施，與人民為敵之人，他們猖狂於一時，他們表面上似乎很強大，但最後還是逃脫不了歷史公正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