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2026年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在争先上演的大戏中，戏码一路从南美的委内瑞拉，顷刻便火到了西亚的伊朗。
千万不可小觑这两个国家，前者对拉美的影响举足轻重，动荡所带来的巨变在所难免，首当其冲的就是古巴；而后者，或许依旧带有昔日波斯帝国的基因，当年居鲁士大帝虽然彪悍，但底色却是兼容并蓄、多元包容，绝非如今的伊斯兰，……一旦这个国家翻转，将深刻影响到中东乃至欧洲的地缘政治，当然，这影响恐不仅仅限于地缘政治。
难不成这世界真的要变天了？
1979年前后的伊朗，反差之大令人唏嘘
忽然就想到了那个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被废黜的老国王巴列维。那一年是伊朗的重大转折点，从此这个曾经相对开放的国家开始了重回“中世纪”的节奏。
说到老国王巴列维，也算是一名坚定的亲美、反苏、反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了。想当年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抱有警惕，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也因此，他一生都没有踏上过中国这片土地。直到1971年中伊建交，两国关系才开始改善。
记忆尚存的，是老国王的第三任妻子、素有“伊朗玫瑰”之称的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维（Farah Pahlavi）。1972年9月她代表国王访华，刚入中学不久的我，在天安门前迎宾的人群中与她曾有过“一面之交”，当时陪同她在敞篷车上的，是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
记得那时，北京的中小学生是迎接外宾欢迎人群的主体，迎宾，更好像是一项十分重要且光荣的政治任务，排练起来竟是乐此不疲，至于上课、学业，一概让路，突出政治嘛。
访华之后的法拉赫·巴列维（1973年）
机场上欢迎人群与法拉赫·巴列维的互动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当年欢迎的空前盛况。
法拉赫，1938年出生在德黑兰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独女，她的原籍是阿塞拜疆，父母十分开明，既尊重伊朗的历史和文化，又希望女儿能受到现代化的开放教育，所以她中学时就接受了法语和波斯语双语教育，培养了许多兴趣爱好，从文艺、科学到各种体育运动。
1957年，法拉赫远赴巴黎学习建筑，在那里与伊朗国王巴列维邂逅。当时19岁的法拉赫作为伊朗留学生代表，在伊朗驻法大使馆见到了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两人随即坠入爱河，于是乎，年龄相差19岁的“大叔”恋情自此上演。
两年后，法拉赫嫁给了巴列维，当时的婚礼按照伊朗传统举行。然而到了1960年代，因深受欧美文化影响，巴列维国王决定模仿欧洲的拿破仑，要与法拉赫一起举行一场盛大的加冕仪式。结果便有了1967年10月26日那场伊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帝后一同加冕的盛大仪式。
据说，当时巴列维国王所戴的王冠上饰有3380颗钻石、368颗珍珠、祖母绿和宝石以及金、银和红色天鹅绒，极尽奢华。而法拉赫佩戴的加冕凤冠则饰有1469颗钻石、36颗祖母绿、36颗红宝石、105颗珍珠和其他宝石，冠中央镶嵌的一颗150克拉祖母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流亡美国的老国王和法拉赫的长子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也出席了自己父母的加冕仪式，当时他7岁。
极尽的荣耀，预示着巅峰上的跌落。
1979年1月1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法拉赫随丈夫流亡国外，先后辗转埃及、摩洛哥、巴哈马群岛、巴拿马和墨西哥。1980年老国王患癌症离世，法拉赫带着四个子女移民美国，过起了平淡、靠变卖珠宝甚至向朋友借钱度日的生活。法拉赫将孩子带大后，于1985年离开美国赴巴黎定居，那是她曾经偶遇巴列维的地方。
接下来，打击接踵而来，2001年她的小女儿因患沮丧症和失眠症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10年后她的次子开枪自杀。之后，为了缓解拮据的经济状况，法拉赫开始撰写回忆录《永恒的爱：我和巴列维的岁月》，该书于2003年出版。
尽管伊斯兰共和国在成立时就取消了王室所有的头衔，但在海外的伊朗流亡者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者眼中，法拉赫仍是他们的伊朗王后，是那个古老国家的象征。她会不时地出现在欧洲各国王室的婚礼和庆典上，仍然坚持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回忆录中她说：“我，法拉赫·狄巴，不是婚前的女孩，也不是婚后的王后，我是名叫法拉赫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叫做巴列维的男人，现在，我是姓那个男人姓的寡妇，因此，我的真正姓名是法拉赫·巴列维。”
我曾好奇这个横跨亚欧的国家何时从波斯更名为伊朗？
答案是1935年，那是老国王的父亲礼萨·沙阿·巴列维所为。这位伊朗王国的缔造者和巴列维王朝的首任国王，或许是为了迎合当时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潮流，将他以为是外来语的“波斯”称谓，改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伊朗”。如今看来这一改动当属败笔。岂不知在西方公众眼中，对“波斯”（Persia）有着高度正面的文化联想：那意味着诗歌、地毯、文明古国……而“伊朗”（Iran）则在冷战后逐渐与革命、伊斯兰主义、地缘政治风险相联系。正因如此，老国王1959 年曾宣布：“Persia”与“Iran”在国际上可并行使用，以至于现如今，政治语境多用 Iran，而文化、历史、艺术语境仍常用Persia。
总之，1935年的更名，是巴列维王朝首任国王试图将一个“被他者命名的古文明”，重塑为一个“由自身定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性行动，它体现的是主权意识、民族主义、世俗化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交汇，而不仅是语词选择。
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不过，伊朗也好，波斯也罢，从伊朗回溯波斯，在长达2500多年的跨度中，这个国家总是充满故事，尤其是波斯王后的故事，更是被圣经以及当年的史学家所记录。
薛西斯王和他美丽、残忍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Amestris）
从自然历史的记载中，古希腊史学家兼旅行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叙述了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崛起，直至公元前490年波斯在马拉松战役中兵败希腊联盟。然而有趣的是：在历史叙述间，希罗多德突然插入了一段关于波斯王薛西斯的风流逸事。
公元前486年，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女儿之子——薛西斯一世继承了波斯王位。在刚刚经历与希腊海战的灾难性失败后，薛西斯逃离到萨第斯（Sardis）。在那里，他爱上了同住一地的兄弟马西斯忒斯（Masistes）的妻子。薛西斯多次派人向她示爱，却始终未得应允，又因为忌惮兄弟情分，所以一直也没有对兄弟之妻用强。
当一切尝试和手段都归于失败后，薛西斯只好安排自己的儿子与兄弟之妻的女儿、也就是马西斯忒斯之女阿尔塔因忒（Artaÿnte）成婚。他原以为借此安排，自己或许更容易得到自己所钟爱的人。
然而剧本至此开始进入“狗血”，这位好色的波斯王竟然彻底放弃了对马西斯忒斯妻子的追求，转而爱上了马西斯忒斯妻子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儿媳——那名少女，并且最终得手。
时间一长，事情自然败露，王后大怒。具体经过如下：
穿上长袍的阿尔塔因忒
薛西斯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织成了一件极其华美、色彩精妙的长袍，令人赏心悦目。她将长跑送给了自己的丈夫。薛西斯自然是十分欢喜，于是他穿在身上向自己的小情人阿尔塔因忒炫耀。只不过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一时得意中随便允诺：可以满足小情人提出的任何要求。
小情人睁着一双大眼睛问：“你真的会给我我所求的一切吗？”
薛西斯心想：她断不会提出真正想要的那样东西吧。于是便痛快答应，还郑重地起了誓。
直到此刻，小情人才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我就要那件长袍。”
这请求顿时让薛西斯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若把长袍送出，凶悍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必然起疑；但若不送，又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只好哄着小情人商量：愿以城邦、天下所有的黄金，甚至一支只听命于她的军队来交换。但这无济于事，小情人就是认准了那件长袍。不得已中，他只好交出了那件长袍。阿尔塔因忒因此欣喜若狂，穿戴在身，洋洋自得。
王后阿美斯特里斯得知那件长袍已落入她人之手，在查明事情原委之后不露声色。她并未迁怒于那少女，而是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少女的母亲。于是她开始密谋毁灭马西斯忒斯的妻子。她耐心等待着一个时机，即薛西斯每年一度的生日盛宴。因为唯有在这一天，国王才会为自己抹油祝圣，并向波斯人分赐礼物，其中就包括答应王后的一个请求。
王后正是选中了这一天，向薛西斯请求：把马西斯忒斯的妻子赐给她。
薛西斯惊愕无比：一方面，他怎能把自己兄弟的妻子交出去呢；另一方面，这事情本来就与自己兄弟的妻子无关呀。
可是，一边是王后无休止地纠缠，一边是律法规定“凡是在国王宴席上提出的请求，国王不得拒绝”。最终薛西王只好对妻子说，可随她的心意处置那名妇人。
他之后又召来自己的兄弟马西斯忒斯，对他说：“你是大流士之子，也是我的兄弟，你还是个好人。请你不要再与现今的妻子同住；我将以我自己的一个女儿替代她给你。你与她成婚吧。”
马西斯忒斯大为震惊，答道：“陛下，这话多么不合体统！你竟要我休弃妻子，迎娶你的女儿！我与现今的妻子已有年幼的儿女，其中一位已嫁给了你的儿子；而且这位妻子极合我心意。陛下，我当然对有资格迎娶你的女儿感到莫大荣耀，但你命我做的这两件事，我一件也不能答应。请不要逼迫我。”
薛西斯听后暴怒，答道：“马西斯忒斯，事情已成如此：我既不会把女儿给你为妻，你也不能再与现有的妻子同住；这样你就会学会如何接受赐予你的东西！”
就在薛西斯与兄弟谈话之时，王后已派人召来王的卫士，对马西斯忒斯的妻子施以残酷的肢解：她命人割下她的双乳，连同鼻子、耳朵与嘴唇一并抛给狗吃，又割去她的舌头，随后将她如此残破不堪地送回家中。
马西斯忒斯对此还一无所知，只是心生不祥之感，急奔回家后看到了被毁已死的妻子，悲愤难当，立即与子女商议，带着儿子和部分追随者启程前往巴克特里亚（Bactria），打算在那里煽动行省叛乱。然而薛西斯已察觉他的举动，在他尚在途中之时便派兵追杀，结果他和他的儿子，以及那些追随者尽数被杀。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希罗多德笔下，波斯帝国的后宫充斥着性、血缘和权力的报复链条，王后阿美斯特里斯更是一个在美丽外表下充满残忍、暴力和报复心的施暴者。而当时波斯帝国的王权似乎并非全能，而是被礼仪、法律、承诺所捆绑。
公开藐视波斯“宰相”哈曼的犹太人末底改
接下来的圣经历史更加神奇，那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以斯帖记》，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失历史准确性的传奇故事，关于一名美丽的犹太女子嫁给波斯国王之后发生的故事。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大帝攻陷巴比伦，着手建立庞大的波斯帝国。次年便下诏通告全国，将以色列被掳亚述的北国余民和被掳巴比伦的南国余民尽数释放.于是，一场被称作“第二次出埃及”的被掳回归就此展开。在之后大约90年的时间里，被尼布甲尼撒毁掉的耶路撒冷圣殿得以重建，耶路撒冷城垣得以修复，以色列民跌入冰点的信心开始复苏。
当时，亡国后被掳为奴的以色列人客居波斯，他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维持自己独特的身份？昔日显赫一时的大卫王朝已然陨落，分裂的北国和南国相继为亚述和巴比伦所灭，犹太人一时间失去了上帝赐福的任何具体印记。他们无法相信：一个蒙上帝拣选的民族、一个为上帝所特别祝福的国度何以会最终灭亡？而波斯帝国的多元文化和多神宗教又似乎向人们预示：好像所有宗教都能引导人走向天堂。此时此刻，充满挫败感的犹太人能否抵御住这股世界潮流，坚守住自己独特的信仰？他们在被掳的年月，在巴比伦河畔，在悖逆上帝、失去庇护的无尽悔恨中，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圣经记载的故事是这样的：薛西斯王，也就是圣经中的亚哈随鲁王，由于当时的王后瓦实提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在宴会上向他的群臣展示其美貌。一怒之下废黜了瓦实提。于是王的侍臣走遍全国，物色天姿国色的处女供王挑选，以便能代替王后瓦实提。在众女子中，流亡波斯的犹太女子以斯帖艳压群芳，脱颖而出。她是同为犹太人的末底改的堂妹，后因父母双亡被末底改所收养。美艳的以斯帖遂成为亚哈随鲁王的新宠，并被册立为新的王后。其间，以斯帖听从了末底改的训示，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族群身份。
接下来，波斯“宰相”哈曼开始向犹太人发难。他说服亚哈随鲁王颁发敕令，通令全国杀尽通国的所有犹太人。在此危急时刻，末底改意识到：挽救犹太民不至灭亡的唯一希望就在以斯帖，因为只有她才能对波斯王施加影响。末底改敦促以斯帖亮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为她的同胞存亡向波斯王死谏。因为按照规定，若没有得到王的准许而擅自见王，会有遭到处决之虞。最终，以斯帖决定冒死进谏，并希望在书珊城里的所有犹太人禁食三天为其祷告，她的赴死之言掷地有声：我若死就死吧！
三天后，以斯帖进宫觐见亚哈随鲁王。所幸，王毫不犹豫地接纳了她，并承诺答应她提出的请求，最终，她的“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的请求获得批准，新的敕令即刻发出，在波斯的犹太人就此躲过一劫。
波斯王后以斯帖
这是一个充满着“不可能”的神奇故事。作为圣经中的一卷书，通篇都没有提及上帝一个字，但却随处可见上帝的作为。随着故事的演进，是一连串的“巧合”：王后瓦实提“恰巧”引亚哈随鲁王不高兴而被废黜；亚哈随鲁王“恰巧”选中以斯帖作了王后；末底改“恰巧”揭露了刺杀亚哈随鲁王的阴谋；亚哈随鲁王又“恰巧”在哈曼策划杀害末底改的前夜失眠，而侍臣念给他听的王室编年史“恰巧”又是记载末底改善行的那一段；而原本属于流亡一族的末底改最终却“恰巧”成了波斯帝国的新“宰相”，如此等等……
所以，故事的主角与其说是以斯帖、末底改，毋宁说是上帝。那隐去的上帝用祂无形的手，以一种上帝特有的方式拯救了祂的子民。
对照希罗多德的自然历史叙事，相较残忍、暴力的王后阿美斯特里斯，以斯帖则代表着克制、隐忍和策略性拯救的行动者。所以，以斯帖不是阿美斯特里斯！
而两种叙事中的波斯王薛西斯，则有着冲动、情欲、易轻信、易被操控的特点。
如果说希罗多德的故事是情欲、嫉妒、失控的暴力，直至家族毁灭的叙事链条，那么《以斯帖记》则是在“反写”希罗多德式的叙事，有着节制、隐忍、智慧介入、最终导致民族得救的逻辑链条。
换句话说，王后阿美斯特里斯，代表的是权力＋恐惧＋报复的女性原型；而以斯帖代表的则是脆弱处境中被上帝使用的智慧主体。
“隐身”的上帝，在一个如希罗多德所描绘的、道德崩坏的波斯宫廷中，通过人的选择适时工作，让以色列民得到拯救，这是何等的美妙与神奇！
从某种意义上看，希罗多德的故事为《以斯帖记》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一个制度僵化、君王软弱、后宫残酷的波斯世界。而《以斯帖记》并非否认这一现实，而是在同一现实中提出了一种神学回应——在最黑暗的权力结构中，拯救并非来自更大的暴力，而是来自上帝赐予被压迫者的智慧与节制。
古代近东的宗教，究其大部，都采用神话来表达信仰。他们通过详尽的神话来表达他们的神学信念和世界观。这些神话所记载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历史之外。但以色列人则不同，他们视自己的历史为神圣启示的场所。上帝向世界说的话，大部分都是记述，记述祂与一个民族的关系，以及祂与全人类建立关系的计划。
而历史，是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的主要途径。也因此，圣经从宗教的角度描述历史，它并不注重自然历史的客观性，而是侧重于上帝救恩的历史！
如此，便将圣经历史从一般历史中区别开来：一般历史通常处理一系列在自然世界发生的人类事件；而救恩历史则是上帝在时空中的超自然启示，是为信仰而记录的。
两个王后的故事正显现出这一差别。
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1960年—）
回到今天伊朗的局势，据BBC报道：在政府前所未有的残酷镇压和近乎全面的互联网封锁之下，曾经被抗议怒吼声淹没的部分街道，如今开始归于沉寂。一名德黑兰居民说：“周五人非常多，多得难以想像，枪声不断；但到了周六晚上，情况就安静得多了。”一名伊朗记者则感叹：“现在走上街，简直是不要命。”
在全面通讯封锁进入第五天之际，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仍透过星链卫星终端，将伊朗人的技术创意与勇气悄然传向世界：医院因伤者过多而不堪负荷；阴冷的影片显示露天临时停尸场内排满一排排黑色裹尸袋；还有发送给BBC波斯语记者的语音讯息，流露出震惊与恐惧。据不完全统计并经政府默认，目前已有2万多人被捕，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人！而有媒体和人权团体称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6000人以上，少数跨国组织甚至声称死亡可能超过12000人，但这些数字尚未被主流独立来源所证实。
伊朗在流血。
本周或将决定这一关键时刻的走向：伊朗，是再度陷入军事打击的烈火之中？还是继续对民众实施强力镇压，直至彻底压下抗议浪潮？
无论如何，多年来严厉的国际制裁、国家的治理失当以及政府的普遍贪腐，加上对社会自由受限的深层愤怒，还有与西方长期对峙所付出的代价，令伊朗伤痕累累，其统治摇摇欲坠。
但就目前来看，权力核心似乎仍在运作。
近日，老国王与法拉赫的长子，就是当年那位出席加冕典礼的七岭童，以长期流亡海外的王室身份通过媒体呼吁：号召国内民众发起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而他，则希望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的、自由的伊朗。他曾表示：如果现政权垮台，他无意在伊朗担任长期领导角色。而伊朗，应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伊朗人民要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
只是，他的呼吁很快就被淹没在瞬息万变的伊朗现实之中，显得孤独和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