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郡

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两种制度模式的竞争之中：以公有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相互较量。这一竞争并非抽象的理论之争，而是通过多次现实实践不断得到检验。

第一次大规模制度竞争，由前苏联主导，持续时间较长，长达几十年；第二次则体现在近十余年中国经济中“国进民退”的趋势，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两次实践虽背景不同、路径各异，但结果却高度一致：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效率、风险控制与长期增长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制度优势。

一、私有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

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首要优势，在于其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配置与高效利用。其中，土地制度是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

同样一块土地，若产权模糊、责任不清，其经济价值必然受限；而产权明确、可交易、可继承的土地，则更容易吸引资本、技术与劳动力投入，从而释放更大的产出潜力。土地私有产权并非简单的“占有”，而是一整套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土地使用者对长期收益负责。

从宏观层面看，一个国家若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不同所有制安排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差异是极其巨大的。现实中，中国存在大量传统村庄空心化、农田荒废、人口持续外流的现象；与此同时，每年却有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难以实现有效就业。这种结构性错配，与土地制度的刚性安排密切相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关于推进土地私有化或更明确产权改革的讨论，其核心诉求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希望通过提升土地资产价值，使城乡土地真正成为吸纳人力与资本的载体，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可持续发展。相反，若继续强化集体化或合作社模式，忽视个体激励，其潜在后果值得高度警惕。

二、信息对称与市场信号机制

私有制市场经济高度依赖真实、透明、可验证的经济信息，并通过价格机制传递稀缺性与风险预期。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缩压力，成因复杂，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社会经济信息长期不对称、不透明。

在房地产、股票与债券等关键市场中，大量普通家庭在所谓“专家”“学者”的乐观叙事下进行高杠杆投资与借贷。当资产价格进入回归周期后，风险迅速集中释放，许多家庭由此陷入沉重债务压力。叠加企业外迁、就业岗位减少，就业与生计问题进一步凸显。

信息不对称不仅伤害个体，也会系统性地侵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最终引发连锁风险。部分大型房地产企业的破产清算，正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主流媒体、研究机构与分析人士通常受到严格的合规与利益披露约束。若开发商与所谓专家存在利益关联而发布误导性信息，往往会面临法律与市场的双重惩罚。这种制度安排，正是保障市场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

三、投资回报、风险管理与国家层面的决策约束

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另一项核心特征，是对投资回报与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投资并非单纯追求规模与声势，而是建立在成本、收益与不确定性评估之上。

近年来，中国经济问题不仅体现在民间资本对房地产的过度集中投入，也体现在国家层面若干大型项目的回报明显低于预期。一些重大战略性工程和区域发展项目，如，一带一路，新能源，高新科技，和其它大型项目，在实际运行中面临收益不足、债务压力上升甚至长期停滞的困境。

其深层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技术或执行，而在于弱化了市场约束，低估了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当政治目标、GDP经济指标等象征意义或宣传效果被置于投资回报之上，经济理性往往被系统性忽视，其后果最终仍需由整个社会承担。目前中国社会通缩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巨量投资失败，导致全社会高额负债，民众资产大幅度缩水消费能力弱化造成的结果。

结语：制度比较的现实意义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无论是前苏联的长期计划经济实验，还是近年中国所呈现出的某些国进民退倾向，其实践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反向验证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私有制市场经济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内含一套自我纠错与调节机制：强调产权清晰、信息对称、风险约束与回报导向。这些机制，正是社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

若不能正视当前经济困境的制度性成因，而是在已被反复验证失败的路径上继续前行，其代价只会进一步累积，调整空间也将不断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