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督徒多”并不等于自由国家？
——从 委内瑞拉 看福音化与基督化的根本差异
赵晓
引言｜一个令人不安、却必须直面的事实
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委内瑞拉常常被当作一个“失败国家”乃至“犯罪国家”的典型案例：
经济崩溃、制度坍塌、社会解体、人口外逃……
不仅如此，在中文舆论中，还有一种更为尖锐、也更具情绪张力的论断在流行：
“委内瑞拉资源丰裕，又是传统天主教国家，却仍拥抱‘21世纪社会主义’并走向崩溃——这说明基督信仰在现实政治中并不起作用。”
这种说法看似直觉，实则危险，因为它把“国家失败”直接等同于“信仰失败”，再进一步推出“基督无用”。
这种推论默认了一个并不成立的发生学前提——
仿佛只要一个社会中“自称基督徒的人足够多”，这个社会就会自动生成自由制度、法治秩序与良性政治。
而委内瑞拉的现实，恰恰暴露了这一前提的虚假。
但我们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并不是“有没有信仰”，而是：
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公共伦理，
是否真的曾被基督教真理塑造过？
换言之，“信徒数量”并不等于“文明结构”；
宗教的存在，也不等于宗教的生效。
本文将把讨论从情绪化的宗教辩护或否定中抽离出来，重新放回真正合理的解释框架中：
文明是如何生成的？
自由从哪里来？
信仰在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一、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区分：福音化 ≠ 基督化
要理解“基督徒多”为什么并不必然导向自由国家，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在公共讨论中极少被认真区分、却至关重要的概念差异：
福音化（Evangelization）与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并不是同一回事。
1. 什么是“福音化”：信仰进入人的生命
所谓福音化，其核心对象是个人。
它指向的是：
福音被传讲
人被呼召悔改
灵魂得救
个人与上帝建立关系
福音化所产生的结果是清晰而真实的：
有基督徒
有教会生活
有属灵经验
有道德更新的见证
这一层面的意义显然不应被低估。
它关乎人的终极归属、良知的苏醒、生命意义的重建。
问题在于：
福音化的完成，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社会会生成自由制度。
一个人可以在属灵意义上得救，
却仍然在政治上依赖强人；
一个群体可以在教会中彼此相爱，
却在公共领域中默认权力不受约束。
福音化改变人，
但它并不直接回答一个更危险的问题：
当人掌握权力时，谁来限制他？
2. 什么是“基督化”：信仰进入秩序结构
与福音化不同，基督化的核心对象不是人，而是秩序。
它关心的不是“有多少信徒”，而是福音真理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并塑造公共秩序的底层结构。例如：
权力是否被理解为有限且受托的
法律是否被视为高于统治者的规范
人是否被制度性地承认为按神形象被造、不可被工具化的位格
财产、良知、结社与言说，是否具有先于国家的边界
当这些问题被系统性地回答，并被嵌入制度设计之中时，才谈得上“基督化”。
基督化所带来的结果，并非宗教热情的高涨，而是：
权力被驯服
统治被约束
生命权与财产权受尊重
自由成为一种不可任意剥夺的状态
因此可以说：
基督化不是信的人有多少，而是权力开始跪下向真理。
3. 一个必须正视的判断
在这里，一个关键判断必须被清楚地摆出来：
福音化回答的是“人如何得救”，
基督化回答的是“权力如何不作恶”。
当一个社会只完成了前者，却未能推进后者，
它完全可能出现一种看似悖论、却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局面：
信徒成群，却强人当道；
教堂林立，却制度空心；
宗教虔诚，却自由稀缺。
委内瑞拉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未完成的转化”。
二、为什么“基督徒多”的社会，仍可能孕育强人政治？
如果说“基督徒多却不自由”只是一个现象，那么委内瑞拉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在于：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清晰的文明与神学结构背景。
要理解这一悖论，必须把目光从个别政治人物的“好坏”，移向更深层的宗教传统与权力关系。
1. 拉美天主教传统的一个结构性特点
在拉丁美洲历史中，天主教长期扮演着高度重要的社会角色，但这种角色的重心，并不主要体现在限制国家权力上。
从历史经验看，拉美天主教更强调三件事：
仪式性的信仰实践
共同体层面的凝聚
对苦难者的道德抚慰
这些功能在社会整合、情感支持与伦理维系层面，具有真实而不可否认的价值。然而，它们并不天然导向一种对国家权力的系统性不信任。
与与英美改革宗传统中基于人的罪性，更强烈的“有限政府/堕落权力/必须制衡”的公共神学相比，拉美语境下的天主教实践更常把重心放在社会整合与道德抚慰上……
共存
调和
对既有秩序的祝福
教会往往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非持续向权力提出质询的外在力量。
结果是：信仰更多停留在“社会整合层”，而较少进入“权力约束层”。
在这样的结构下，一个社会完全可能同时拥有高度宗教认同，却缺乏对权力本身的根本警惕。
2. 解放神学与“政治弥赛亚”的危险合流
20 世纪中后期，拉丁美洲出现的“解放神学”，原本试图回应极端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其道德动机并非不可理解。但问题在于，在实际演化过程中，福音被不断简化为一套政治叙事。
这种简化主要体现在：
将“拯救”变形为反资本
将“公义”压缩为反精英
将“平等”理解为国家再分配的绝对正当性
在这一框架中，个人悔改、权力约束、制度制衡等问题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想象。
其直接后果是：
强人领袖被误读为“替天行道者”
国家权力被赋予道德正当性，甚至神圣性
对权力的质疑被等同为“反人民”“反正义”
当超越性的上帝逐渐从公共秩序的裁判席上退场，政治救世主便会自然进场，填补这一空位。
因此，“弥赛亚式政治”并非信仰的结果，而往往是信仰被政治化、工具化之后的副产品。
3. 委内瑞拉的真实悲剧：不是经济失败，而是秩序坍塌
在这一背景下，委内瑞拉的悲剧便不再难以理解。
无论是 乌戈·查韦斯，还是其继任者 尼古拉斯·马杜罗，问题的核心都不只是经济政策是否失当，而是一个更根本的转变：
制度本身被掏空了。
具体而言：
法治被工具化，用以服务统治而非限制权力
司法、媒体与选举机制逐步失去独立性
个人忠诚取代制度忠诚，政治关系取代规则关系
在这样的结构中，国家不再是一个受规则约束的公共秩序，而逐渐演化为围绕权力中心运转的资源分配体系。
这正是“有宗教，却无基督化文明”的典型结果：
信仰存在，但未进入制度
道德语言丰富，但权力边界空洞
教会仍在，但先知性的角色缺席
于是，一个看似拥有大量基督徒的社会，反而成为强人政治得以长期存续的土壤。
委内瑞拉的悖论并不是：信仰失败了；
而是：信仰从未真正进入权力结构。
三、制度可以解释失败，但解释不了“自由从哪里来”
当讨论进入“国家为什么失败”这一层面时，制度经济学无疑提供了当代最有解释力的分析工具之一。以 德隆·阿西莫格鲁 与 詹姆斯·罗宾逊 为代表的研究，已经成为理解委内瑞拉悲剧不可回避的理论坐标。
1. 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与边界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他们清晰地指出了一条经验上高度稳健的因果链条：
榨取性制度，几乎必然导向国家失败；
包容性制度，则显著提高长期繁荣的概率。
这一判断，对理解委内瑞拉的制度塌陷、权力集中与经济失序，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它揭示问题并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制度结构；不在于“有没有选举”，而在于权力是否真正受限。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制度经济学也触及了自身的边界。
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
却难以回答：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接受这些制度的约束？
换言之，它没有真正解释两个更深层的问题：
· 为什么掌权者竟然会自愿限制权力？
· 为什么某些制度会被视为“不可随意更改”，甚至神圣不可侵犯？
2. 自由不是制度自动生成的副产品
如果自由只是理性计算、效率最优或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然结果，那么在人类历史中，自由制度理应更为普遍。
但事实恰恰相反。
纵观文明史，自由并非“常态配置”，而是极其稀缺的例外；而且，这些例外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地诞生于深受基督信仰塑造（我称之为“信仰的元启蒙”）的文明传统之中。
这意味着：理性本身、制度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自由；自由需要一个先于制度的正当性来源。
一旦这一来源消失，制度便会迅速退化为一种中性的技术工具：
在顺境中维持秩序，在逆境中服务权力；
在需要时被尊重，在需要时被重写。
委内瑞拉的经验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制度设计可以被迅速修改，法律条文可以被反复重置——只要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承认、且高于政治权力的“更高边界”，权力就不会真正停下来。
因此，委内瑞拉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其天主教传统本身，而在于其政治正当性基础，逐步偏离了基督信仰所奠定的文明根基，转而拥抱一种脱离上帝主权的启蒙理性与人民主权叙事。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乌戈·查韦斯 以“我代表人民”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但他所继承的，并非神定秩序或圣经意义上的公共责任伦理，而是源自 让-雅克·卢梭 的一种被高度简化的“人民主权”想象。在其中，抽象的“人民”被推至最高位置，事实上取代了“上帝主权”——上帝作为终极裁判者的角色。
然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不具备位格，也无法承担道德与审判责任。正如 袁世凯 所言：“我只见过一个个的人，从未见过‘人民’。”
当“人民”被神圣化却又不可质询时，它往往只会成为权力的替身甚至遮羞布。
历史反复表明：重要不是要不要尊重“人民”，而是当“人民主权”取代并因此失去“上帝主权”的超越性约束，往往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公共主权，而是滑向事实上的“权力主权”。
这，才是委内瑞拉悲剧的观念根源所在：
不是因为信仰基督太“保守”，
而是保守不够：只停留在福音化，却未完成基督化；
不是基督教的失败，
而是一种脱离基督信仰根基的左派启蒙话语，在欧洲成形、在亚洲扩散，最终在拉丁美洲全面制度化的结果。
就观念层面而言，委内瑞拉的悲惨境遇，并非信仰过剩，而是左派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后的制度残骸的必然结局。
3.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于是，一个制度经济学本身无法回避、却也无法独自回答的问题浮现出来：
如果制度无法为自身的正当性奠基，
那么它最终服从谁？
是多数人的意志？
是领袖的道德宣称？
还是某种被默许的权力现实？
历史反复表明：
当上帝不被敬畏，上帝主权被取代，制度不再被视为出于神且“高于人”的秩序，而只是理性建构的“人造规则”时，它就必然沦为可被操控、可被掏空的工具。
自由，正是在这一刻开始失去根基。
四、真正的问题：委内瑞拉还未完成“出埃及”的文明阶段
如果说制度经济学解释了委内瑞拉“如何失败”，那么仍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尚未被触及：
为什么在形式上脱离压迫之后，一个社会仍然会反复走向新的奴役？
这个问题，仅靠制度分析已不足以回答。
它触及的是文明心理结构与道德想象层面的转化，而在这一层面，《圣经》中“出埃及—旷野”的叙事，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文明隐喻。
1. 出埃及不是终点，而是开始
在当代世俗化的圣经解读中，“出埃及”常被简化为一个胜利性的政治隐喻：
红海分开，压迫结束，自由到来。
但在圣经叙事本身，“出埃及”从来不是终点，而只是开始。
离开奴役，并不等于学会自由；
摆脱外在压迫，也并不意味着内在结构已经更新。
正是在旷野中，真正的问题才被显露出来——
那是一种深植于人心的“奴隶心态”：
· 对权威的本能崇拜
· 对不确定性的深度恐惧
· 对“由强人替我做决定”的持续渴望
因此，当摩西暂时离开，金牛犊立刻出现；
当道路变得艰难，人们便开始怀念埃及法老秩序所提供的“安全感”。
这并非简单的道德失败，而是一种文明心理尚未完成转化的自然结果。
这种心理结构，并不只存在于圣经时代。
在现代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它反复以不同形式出现。
例如，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被塑造为“真正英雄”的，并非舍命抗争的刺客，而是统一天下、带来秩序的秦始皇。秩序本身被神圣化，而提供秩序的强权也随之被神化。在这一叙事中，“稳定压倒一切”，百姓被默认为可以用自由甚至灵魂，去交换一个被许诺的稳定世界。
其背后的文明心理逻辑是清晰的：
当人拒绝一个高于权力的终极秩序来源，却又无法承受自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便会转而崇拜由强人制造的秩序本身。
但结果往往是双重失败：
不要神，只要秩序，
最终既失去神，也得不到自由公义的秩序。
历史所留下的，只能是以秩序之名的暴政，
或以人民之名的混乱——
从中国古代的专制循环，到委内瑞拉的制度崩塌，皆不例外。
这不是基督教之过，
而是一个社会在拒绝承认高于世俗权力的终极主权之后，
所必然承担的文明代价与历史后果。
2. 旷野的残酷逻辑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圣经》中最令人不安、也最容易被回避的叙事出现了：
那一代人必须死在旷野！
这并不是惩罚意义上的“清除”，
而是一条关于自由秩序的残酷真理：
奴隶心态，无法承载自由社会；
法老秩序无法与神定秩序并存。
自由不是一次性被赐予的状态，
而是一种需要被反复操练、内化、承担后果的能力。
没有这种操练，自由只会被理解为：
· 不受约束的索取
· 国家负责兜底
· 强人替我承担风险
在这种条件下，民主程序并不会导向自由，
反而会成为合法化新奴役的工具。
3. 委内瑞拉的现实对应：一种“未完成的出埃及”
如果从这一视角回看委内瑞拉，其悲剧便呈现出一种更为清晰的结构轮廓。
委内瑞拉并非没有“出埃及”：
· 形式上的民主存在
· 选举程序存在
· 政治动员高度活跃
但问题在于：
自由人格并未成熟，
制度也缺乏稳固的道德—神学根基。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更像是一种情绪宣泄机制，而非责任制度；
选票更容易被用于授权强人，而非限制权力。
这正是一种文明层面的“未完成出埃及”：
身体离开了埃及，
心灵却仍然眷恋奴役所带来的确定性。
因此，整个国家并未进入应许之地，
而是长期停滞在文明的旷野之中——
既无法回到埃及所提供的确定性，
又尚未具备进入自由秩序的能力，
只能在旷野中反复呼唤新的法老。
委内瑞拉由此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主流经济学尚未触及的“国家失败定理”：
若社会只停留在福音化，却未进入基督化的制度转化阶段，
未能完成内在自由与超越性约束的文明操练，
民主并非通向自由秩序的必然路径，
而可能演化为授权强人、合法化新型专制的政治机制。
结语｜真正的警告，不只给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故事，最终并不是一个“信仰失败”的故事。但同样必须正视的是：
如果信仰始终停留在个人与教会层面，
而未能进入公共秩序与文明结构层，
它便不足以阻止国家走向失败。
真正的自由国家，从来不只是：
• 有选票
• 有制度文本
• 有宏大的政治口号
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秩序状态：
权力必须承认高于自身的终极主权，
并被约束在其无权占据的神圣边界之外。
当权力被理解为受托的（entrusted authority），
而非自授的（self-constituted authority）；
当法律被视为高于统治者，
当人的尊严被承认为先于国家的事实，
自由才不再依赖“领袖”的善意，
而成为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文明结构。
因此，可以这样总结：
福音可以拯救人，
但只有当权力被拯救出罪性的“自我神化”，
自由才会真正到来，文明才会真正被更新。
而委内瑞拉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并不在于它走得多远，
而在于它所走的那条路，我们并不陌生：
当信仰被私有化，
当自由被程序化，
当民主被情绪化，
当权力拒绝承认任何高于自身的终极裁判，
人类社会便会一次又一次，
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旗帜、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下，
重返文明的旷野，
呼唤新的法老，
并在看似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种沉沦的结局。
委内瑞拉不是一个例外，
更不是基督教失败的证据，
而是一面镜子。
它照见的，
不只是拉丁美洲的失败，
而是所有试图在没有终极主权的前提下，
建立自由秩序的文明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