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

中国要改革成为欧美日这样的国家，私有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由于由于列宁式政权的倒行逆施，把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私有化变成非法，创造出公有制及其代表性的国企这种怪胎。私有化就是把这些怪胎给他改回去，目前能用来作为借鉴的，只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些国家的变革历史，粗看过去，几乎全是需要吸取的教训，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非常的少，本文整理一下。

先列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时间顺序，起于1989年6月，终于1991年12月，历时两年多，可以用来参考在比较具体私有化模式的时候，谁参考了谁。如下表：

南斯拉夫就不列入了，共产党一下台，就开始民族独立，直接战火纷飞了。

1、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

东欧各卫星国、前苏联各加盟国的改革，休克疗法是最著名的方法。国内涉及这个范围的文章，休克疗法是一定会被提到的，但这具体是什么方法，没见过一个人有写清楚的，这倒也不能怪他们，而是休克疗法是一种总体经济学方案，具体措施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异。

按维基百科的定义，休克疗法是由国家主动、突然性的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快速的进行贸易自由化，这个类型的计划，常会伴随将原本由国家控制的公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请注意，私有化只是改革的一部分，不是休克疗法核心的定义型内容，而是其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

1.1、休克疗法在东欧之前的案例。

休克疗法虽然是1985年之后才出现的名词，但类似的经济改革政策在1948年西德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的做法是货币改革(用马克替换帝国马克)、取消价格管制、放开市场，萨克斯在建议玻利维亚的改革时，就采用了这个思路；1975年智利被称为休克疗法首次成功的案例，皮诺切特任用一批“芝加哥男孩”，采用经济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稳定通货膨胀等措施，解决了恶性通胀；1985年，玻利维亚财政部长采用萨克斯的建议，主要措施也是取消价格管制，租金、工资自由化等，解决了恶性通胀，此事件被作为休克疗法的代表性案例。

但要特别注意，这些案例的国家和未来采用休克疗法的东欧、前苏联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德所有制结构仍然是私有制，存在一些国企，如铁路、邮政、能源、电信等公共行业；智利也是私有制，前任阿连德改革只持续了2年，还没来得及把整个智利变成公有制，国有化的企业是一些大型企业，如铜业、银行、交通等；玻利维亚同样也是私有制，同样存在一些国企，如矿业等。而东欧、前苏联各国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纯度比当时的中国都高，他们当时还是完全的计划经济。

1.2、东欧式“休克疗法”。

东欧和苏联的“休克疗法”是东欧转轨专家和西方经济学家联合提出来的，是东欧原创，欧美提供技术意见，理论背景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理念+IMF/世界银行的政策建议。

核心人物是时任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的瓦茨拉夫·克劳斯(后任捷克总理、总统)，他提出了全民券私有化，安德烈·什拉梅克是券制运行细则的关键技术人员；

波兰的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最早提出完整的“价格放开+货币紧缩”的框架；

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其他国际顾问，提供宏观稳定方案和建议，是咨询者不是设计者。

也就是说，东欧等国的“休克疗法”改革政策，虽然采用的经济学理论是萨克斯的，但最终决策者是东欧自己，全民券之类的具体措施也是东欧自创。

东欧的“休克疗法”的核心定义是宏观经济三项：

价格自由化，一夜之间取消价格管制；

货币紧缩，国家印钞权收紧、银行系统自由化、利率市场化；

财政紧缩，取消补贴、削减政府开支，企业亏损那就被迫私有化或倒闭。

整体比西德、智利、玻利维亚三国的改革要激进的多，各国国情不一样，具体方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对于被列宁式共产主义政权祸害过的国家来说，改革中的私有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2、俄罗斯的私有化。

墙内的文章，特别喜欢提俄罗斯当年将国企全部分给了民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苏联民众压根就没得到好处，最后被寡头独吞了，这种跳跃性的叙事方式，写的人自己也不清楚来龙去脉，看的人更是疑点重重。当然我相信这些人很大可能是有意为之，好得出他们要宣传的结论：即中国一定得公有制、保存国企，绝对不能私有化，否则就会被万恶的资本家们所奴役，不信看看东欧，看看俄罗斯乌克兰。中国信封这个观点的人绝对不少，这些写手们真是贻害无穷啊，至今中共还在大肆宣扬这个调调。

2.1、俄罗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

2.1.1、俄罗斯的券制私有化(Voucher Privatization)。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大约20万家国有企业，从小型商店到大型能源集团，叶利钦选择极速私有化，希望越快让企业转为私有，则可以越快建立市场经济，于是开始了券制私有化，给全民发私有化券(voucher)，这是俄罗斯私有化的第一个阶段，属于私有化的试水政策。

俄罗斯在1992年10月1日开始发行私有化券，向所有公民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券，1万卢布约当时一个月工资的25-30%，总共发行了1.511亿份，实际领取/使用的人数大约有1.44亿人，为了方便，就认为这些券“总面值”1.5万亿卢布。

这里要贴一段资深五毛的文章，来自张树华(时任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2012年4月登在观察者网上的《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

“私有化过程中，只为少数人提供了的敛财机会，无法估量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私有化开始之时，俄罗斯全社会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总量（不含居民住房）估价为1.5万亿卢布，这个数字是按1991年物价改革前的价格统计的。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时价格上涨20倍，然而资产重新评估却未进行，证券投资公司大量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结果国有资产几乎被无偿地变卖”。

这段文字提到具体的数据，就是俄罗斯所有国有资产总量股价为1.5万亿卢布，而俄罗斯发的券总共也刚好1.5万亿卢布，意思是俄罗斯当时的领导层就是想把所有国企都平分给民众，但是因为万恶的私有化，最终民众啥也没捞到，全被寡头们侵吞了，文章其他内容就是通篇的批判私有化的垃圾文字了。

资深五毛们的这种恰到好处的叙事可以蛊惑相当多的读者，不得不详细掰扯一下。苏联一直是计划经济物价体系，当时的国企资产账面总值确实是1.5万亿，但这并不能证明苏联领导层就是一心为民平分国企的好人，这只是他们的表面功夫或者两个1.5万亿仅仅是个巧合。因为第一，俄罗斯领导层从未明确这些券是股份，只是可以用来也只能用来购买股份；第二，国企出售股份用的是拍卖的方式，价高者得，1.5万亿券就未必能买得到所有国企股份了；第三，苏联只放出了一小部分中小国企的部分股份，拍卖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供给了1.5万亿的券，放出的需求也就是国企股份可能只有1%-5%，供大于求，也就是这1.5万亿的券实际对应的只有最多5%的国企股份。完全没有半点平分国企的迹象，所谓的“发券平分国企”最多只是宣传，甚至俄罗斯连宣传都没有，由他们的中共孝子来宣传。

当时的卢布并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虽然汇率貌似是兑美元1比2，但在这个1.5万亿卢布的估值面前，完全不能换算，俄罗斯当年再穷一年GDP也有4000亿+美元，你说70年所有资产才值3万亿美元？且92年卢布汇率暴跌，9月份实际汇率变成了美元兑卢布1比200，12月更是暴跌到了1比470，要按汇率换算，这些券的价值直接缩水到了30多亿美元，当时Yukos这一个企业价值就由约数百亿美元，这还买个蛋啊。

2.1.2、1.5万亿券最终用在哪里了。

这些私有化券，是不能找国家兑换为现金的，只能用来购买国企股份，且俄罗斯的券可以转让。

如上文所说，俄罗斯发的这些券想买国企股份，首先需要政府把国企的股份放出来卖才行。

现实中，政府只对中小国企放的比较多(据说通常在29%-51%)，大型国企只放一点点(据说多数只放出5%-29%)，对于最值钱的那批大企业，俄罗斯政府还是拿在手里，如大型能源、矿产等，这些企业被寡头夺走是私有化进程下一阶段的事情。

那这些券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当时俄罗斯极为穷困，通胀又极高，券不是钱，不能找银行换卢布，也不能用来买东西，虽说有面值可以用来买国企股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或者说干馒头解不了渴，所以很多俄罗斯民众就将手里的券直接给卖了。据学界估计，约有70-80%的券在第一年就被卖掉了，这么多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大家又都很缺钱，那价格自然是一降再降了，92年的时候券还值20-30美元，93年跌到了5美元，不过也有不同的报告说一张券按黑市汇率相当于150美元，这些信息要去探究真假有点麻烦，也无必要，即使是卖150美元又能撑的了几天呢。

券的另一个流向则是把券委托给基金，约占20-30%，有些不那么缺钱的人，没有卖掉券的紧迫性，但他们也不懂投资，刚从计划经济切换过来，不懂投资是正常的。但有些头脑灵光的俄罗斯聪明人开始宣称自己懂投资，这批聪明人在市场低价买券的同时，更大力宣传自己是未来的投资之神比肩巴菲特，用虚假承诺让人心甘情愿的将券委托给他们集中投资，当时有600多家基金在全国扫街式宣传，电视报纸上每天都是“把券交给我们，你就变富翁”的成功学洗脑信息。

最后还有极少数人把券留在了自己手中，或许还去买了些股份股份，但是直到后来企业破产或被兼并，他们也没有拿到任何实质分红。

也就是说，券几乎百分百被集中到了基金和其他有钱又“聪明”的人手里。

这批人收集了几乎所有的券，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一个做法是庞氏骗局。著名案例MMM，这家骗了500万人，这些基金先宣传自己牛逼，通过购买、空手套白狼获得委托的方式收集到券后，拿这些券在拍卖中买入中小企业股份，这些企业就成了他们新的宣传工具，他们宣称自己“持有国企巨额资产”了，可以提供高收益分红，吸引公众的现金投资，用新投资者的钱支付前期承诺的分红或利息，等到骗局撑不住的时候，卷款跑路。这个庞氏骗局的受害人不是卖券的那批人，而是用现金投资他们的人，委托券的自然也是人财两空了；

第二个做法是乾坤大挪移。基金管理层(一般是前官员、原国企经理人、投机商、黑帮等)用券卖了企业股份后，将这些股份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名下(公民原本委托的券就失去了实际管理权被清零了，这几乎等于是明抢了)，再把基金干倒闭，直接不用兑付。再把股份卖掉换成钱，或者把企业的收益抽空，然后携款外逃。

券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卖掉券换一点点钱，损失未来的收益(这点非常存疑)，要么委托给基金竹篮打水一场空。

2.1.3、为什么券会演变成这个结果？

一个看起来没那么糟糕的试水性质的政策，为何结果如此的不堪入目？

简略来说，俄罗斯当时的制度实在是一片空白和混乱，法律极度混乱，没有财务审计，产权登记系统不存在，黑帮控制大量地区，政府监管空白，基金管理人把资产转移到自己私人公司几乎是零阻力。

对此我只能说，列宁式政权培养出来的官僚，且终身只接触过计划经济，都没有像中国目前的官僚一样有自由经济、市场的经验，骤然放开，产生这样的结果毫不令人意外。据说当初采纳休克疗法的叶利钦、盖达尔团队所持的是这么个典型的共产党式的思维：“宁可犯错，也要先让私有化跑起来，否则改革失败、共产党复辟。”官方认可混乱、犯错，嗯，这是必要的代价，前行中的弯路嘛。

不过盖达尔等人勉强算是真正想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但是过于激进，对人性太不尊重了，在改革时行事非常天真，认为苏联国企没有“价值”、凭证只是“象征改革”，主要目的是迅速建立私有产权，对鲁莽行事可能造成的极端贫富分化没有一点点警惕心。

权贵集团和“聪明”人们(未来的寡头就在其中)就厉害多了，券制度只是他们的“合法性外壳”，他们要通过快速的私有化让自己快速占有优质资产，让自己“坐庄”。

2.1.4、那些中小国企后来的命运。

凭证私有化过程中，中小国企们各自放出了不同比例的股份，这些股份被基金们用券买走了，剩余的股份，则会被分配给经理层、员工和政府继续持有，越小的企业放出的股份越多，小企业可以算是被券私有化了，中型企业责备经理层+员工内部化，大型企业暂时没动，这些可是未来寡头们垂涎欲滴的猎物，怎能给屁民机会。

这些进入市场的中小国企，约有70-80%最终破产，原因那就非常多了：比如缺乏资本金，卖出的股份只能换券，换完就没了，并没有现金入账；没有现代公司治理，70年的计划经济，短时间学不会现代公司管理的；当时经济糟糕，市场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信贷市场也是崩溃状态，企业想借钱续命都做不到；内部人控制后，将原本企业掏空，与之相关的贪污、资产剥离极度普遍，被称为内部人私有化，这点在后文中国国企改革时会重点叙述。

另有10-15%的被地方或行业巨头兼并，被兼并后不再保留原企业。

只有5-10%的成功转型存活下来，不过这些多数是竞争比较充分、资本门槛较低、对外部冲击不太敏感的行业，如食品加工、饮料啤酒厂、零售连锁、轻工业企业、地方能源与市政公用事业等，巨型零售连锁企业Magnit就是一例，不过他并不是当时的国企，而是底层创业，发展壮大途中吸收了很多破产的食品企业资产。

2.1.5、其他几个发券国家的情况。

先说两个跟俄罗斯同为前苏联加盟国，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在1994-1998年大规模“证书私有化”，每个公民得到私有化证书，这个凭证早期不允许直接出售，只能自己使用或转让给被许可的投资信托激进，从俄罗斯发生过的事情可以推断，乌克兰民众们从私有化证书上拿到的好处不会有多少，不过乌克兰的基金骗局比俄罗斯要少一些。

乌克兰国企的结果是员工和经理通过“劳工团队私有化”拿走多数股份，能源、冶金等大型企业被政治派系所控制，寡头程度比俄罗斯更高，也更顽固，因为乌克兰的寡头崛起路径和俄罗斯不同，他们玩的是地区黑帮+政治裙带+私企合并的套路。俄罗斯的券改革时间是92-94年，我甚至觉得乌克兰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那里看到了发财机会，这么现金的经验当然要赶紧学习引进了。乌克兰的腐败程度那是一直在俄罗斯之上的，至今也是如此，尼古拉斯凯奇的《战争之王》中就有描述。

哈萨克斯坦也学俄罗斯发券，也跟乌克兰一样限制不让卖，可以存入投资基金，虽然基金骗局很少，但他们只卖小企业。哈萨克斯坦的寡头化是最严重的，他们比俄罗斯更不要脸，大型企业直接卖给总统家族及其亲信，不过同时哈萨克斯坦也卖了不少国企股份给西方，最终形成了“国家、寡头、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

说完了反面案例，再来说正面案例，捷克、波兰也是采取券制度的，券制度就是捷克人提出来的，为何他们的国企私有化没有像俄罗斯他们那样一地鸡毛呢？根源自然是苏联加盟国和卫星国受列宁式政权毒害的程度不同，这在私有化进程中，表现为各国领导层对实际事物操作的认知程度的区别，最终导致现实结果迥异，捷克国家小俄罗斯国家大不是理由，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也不大，外高加索那些国家更小，至今仍然是全球垫底的水平。

就只说券的发明国捷克吧，当时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分家，他们面临的现实状况比起苏联加盟国也好不到哪去，国企众多有1500多家；国家没钱、民众也没钱；工资极低且没有资本市场；而且捷克还没有采用美国式的拍卖，一是卖不出去，二是政治上说不过去；也不能像中国那样渐进式改革，因为捷克社会要求尽快摆脱计划经济，而捷克统治阶层又比较有良知没那么“聪明”，担心腐败和暗箱黑幕，严防像未来俄罗斯、中国那样的经理人内部人瓜分的现象。针对这些现实困难和考量，克劳斯团队才提出让全体公民都参与私有化。

为防止瓜分现象，捷克设计了私有化基金，但捷克不像俄罗斯那样只是起个名字，而是吸收了欧美正规基金的监管经验，对基金提出了诸多要求：比如得是专业投资机构，能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对企业进行估值；拿到股份后有参与治理的能力；得由政府许可才能成立；必须遵守相对严格的披露与监管。这些基金把碎片化的券集中后，形成了有效的大股东结构，使得企业能被专业机构监督，而不是被内部人吞掉。

为了保障基金的作用能按设计初衷发挥出来，捷克先建立了证券法，建立了交易所，建立了专业的监管机构，政府对这些基金进行严格监管，这些措施都起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虽然说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基金数量过多水平有高有低，部分基金管理不善或者仍然存在腐败，企业治理不如西欧成熟，产业升级慢等等(产业升级这事其实跟私有化基金关系不大，牵涉的原因更多更广)，总体来说还是瑕不掩瑜的。

再回头对比下俄罗斯，很容易就知道俄罗斯券-中小企业私有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没法律、没监管(这些才是之后俄罗斯诸多乱象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券这一个模式)，中小企业被内部人、黑帮等侵吞的非常彻底。

2.2、俄罗斯大型国企的私有化。

2.2.1、俄罗斯寡头。

重头戏来了，在第一阶段的券试水过程中，俄罗斯大型国企那是稳如泰山，必须得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些大企业的私有化成就了寡头们，俄罗斯有著名的7大银行寡头，分别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梅纳捷普银行总裁，Yukos，石油；别列佐夫斯基，联合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大桥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国际商业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首都储蓄银行总裁；弗里德曼，阿尔法银行总裁；马尔金，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在侵吞国有资产快速致富的道路上，自然是后浪推前浪，到了2000年，原本不是那么耀眼的寡头后来居上的也有，比如：永远的切尔西老板阿布拉莫维奇，Sibneft，石油，俄罗斯寡头维基百科里列了39位，不知道是否齐全。

这些寡头们最初的资金来源是私人资本、金融市场操作、借贷、早期资产重组收益。虽然寡头们也参与了券市场的收券/串联基金动作，但通过券赚来的资金并不多，不足以完成后续的大动作，券带来的收益只能算是最早期的资本积累加人脉建立，为后续操作铺路。可以这么说，券时期，有无数的“聪明人”都赚到了第一桶小金，但只有在后续的发展中脱颖而出，才能成为未来的寡头，而这个窗口期非常的短，1992年发券，1995年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鲸吞豪夺操作秀，成功者则晋升为新时代的寡头。

2.2.2、寡头如何成位寡头？

1995年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财政彻底崩溃，此时大型国企的股份还在政府手里，而叶利钦需要资金来应对1996年大选。于是，为了钱，政府开始卖家当，把大型能源、矿产等企业的股份抵押给私人银行，如果还不起贷款，这些股份就归贷款者所有，结果显而易见，政府肯定还不起，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

要较真的话，这个操作说起来貌似也没什么大问题，你拿价值100万的房子作为抵押找银行借钱，银行当然不可能借给你足额100万，会打个折，比如只肯借60万，而如果到期你还不上贷款，你就会失去100万的房子，能贷到的款的金额小于抵押物价值，很合理。不过实际操作起来，这空间可就大了。

谁有资格可以接受政府的这个抵押贷款呢？拍卖吧，价高者得。但是在没有独立司法、没有透明市场、没有公平竞拍的俄罗斯，这个拍卖自然成为了内定拍卖，只允许特定买家或者拍卖规则被人为设定，使得最终以极低价格成交，被广泛认定是内定+腐败，比如Yukos价值约150亿美元，拍卖价3亿美元；Sibneft价值数十亿美元，拍卖价1亿美元。这样子全国都鼓捣一遍，整个社会的资源就落入了最有权势的一小群人手中，自此这一小群人就有了新的名称：寡头。

简单比喻的话，就是你是领导人，你看着某个优良国企垂涎欲滴，市场价值100亿，你想了个招，借着政府缺钱的现状，拿这个国企的股权抵押去找自己小舅子贷款，贷款1亿。但是其他人看到这家国企被当作抵押物，纷纷表示很有兴趣，提高金额，有愿意借50亿的，那咋办，拍卖，但是设定种种规则，让其他人要么直接取消资格不让参与，要么按个什么罪名说他在其他条款上不能满足规则，最终使得只有你小舅子能赢得拍卖，成功。事后还不上1亿，按照贷款合同，这100亿的国企就归到你小舅子，也就是你的手里啦，就这么的简单粗暴无耻。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又或者是中国，国企私有化，这种无耻勾当始终如影随形。

2.3、私有化中寡头们起家的银行业。

银行和资源是寡头们起家的两大行业，银行业又是特殊的那一个，自然要单独介绍下。

苏联的银行系统是非常残缺的，最高层是苏联国家银行，下属几个职能行如外经银行、工业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储蓄银行，这些并不是商业银行，而是计划拨款机关，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熏陶下，这些银行不会做风险评估、不会贷款定价，也没有金融监管意义上的制度，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可以说，现代银行业在俄罗斯是一片空白。

所以俄罗斯不太需要设计什么银行私有化，而是让私人自己建银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推行价格自由化+通胀爆炸+监管真空，私人银行那叫一个疯狂涌现，开银行几乎不需要资本金，也没有审计要求、没有金融监管，连专业金融人员都不需要。

这些私人银行利用92-94年俄罗斯疯狂的通胀，赚通胀差价，只需要吸收存款(在高通胀之下，实际是负利率)就行，接着银行拿这些存款去买美元，立刻就是暴利；加上与政府项目暗箱操作，可以获得财政部的短期高息国债(GKO，短期获利)、财政补贴项目的代理资格，做国企工资账户代理赚手续费+利差；再加上企业相互持股，快速形成了后来的寡头集团的基础。

说回俄罗斯原本的国有银行，储蓄银行和外经银行(后来的VTB)政府一直没有撒手，至今仍然是国有，工业、农业这些直接分拆卖给了私人集团，最终和中小国企一样消失掉了。

2.4、普京在俄罗斯国内巨大声望的来源。

就是这些寡头了，1998年金融危机后，普京开始收拾寡头们，站在俄罗斯民众的角度，普京这种做法自然是大快人心、还公理于俄罗斯人民，所以普京的高支持率并不仅仅是俄罗斯民众失心疯的支持战争贩子，我觉得普京对内做法才是获得支持的根源。对于普通民众们来说，领导人反腐反贪，自然就为你叫好，收拾寡头这些侵吞国家资产的硕鼠，自然也会为你叫好。霍多尔科夫斯基的Yukos被拆分、收归国有，霍本人入狱，这个事件在俄罗斯国内获得的是历史级别的民众支持，民众就是一种朴素的观念：“寡头抢了我们的东西，现在国家抢回来，这是正义”。简单来说，普京为俄罗斯民众收拾了寡头(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他自己，打掉旧寡头，以国家名义建立新寡头)，在普京有生之年，俄罗斯民众都不会反对他(不是全部，支持率50%以上就成立)，普京在俄罗斯的民意基础比今上在中国的民意基础要深厚的多，不过二人面临的环境不同，不好直接对比。普京毕竟还是要走形式上的民主选举才能连任，而今上只需要驯服官员就行，不用面对选举这种要命的大考。

相比之下，中国的银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并不像苏联、东欧那样从零开始建立，这是福是祸，很难说的清楚，但私有化处理起来会更加麻烦，这几乎是铁定的。

3、爱沙尼亚的私有化。

正面和偏正面的私有化案例也是有的，这里以爱沙尼亚为例，作为好的示范吧。

相比俄罗斯、乌克兰这些腐败深重的国家，爱沙尼亚就交出了很好的答卷，爱沙尼亚不搞内部人私有化，避免经理阶层夺权掏空；大规模引进北欧企业投资，国企出售通过公开招标出售给战略投资者；保证引入外国技术与管理、透明招标、强监管、快速引入欧盟法律体系。整个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寡头，可以说是目前最成功的转型代表。其实波罗的海三国都做的可以，这三个国家对苏联彻骨的仇恨，使得他们遭受毒害程度较轻，尽管是苏联加盟国，从泥淖里出来比起其他加盟国甚至卫星国都要容易。

3.1、爱沙尼亚的土地改革。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桥段。爱沙尼亚优先恢复1940年前苏联占领前合法的私人土地权利，若无法恢复(比如被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覆盖)，则等价地块补偿或长期的政府赔偿券，返还的比例非常高，约60-70%的土地被返还给原产权人的继承人，这一步对避免腐败效用非常大，因为一切基于历史法律文件，法院判决可以追溯，没有“谁关系硬就能分到土地”的操作空间；同步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将全国土地重新测绘，统一编号，引入北欧式土地登记系统，产权登记公开透明，可以网络查询；完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抵押、租赁，配套的抵押登记系统也一并建立，银行可以放心发放抵押贷款，这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北欧银行进入，是爱沙尼亚的银行业彻底现代化；城市住房私有化，原住户只需要以象征性价格购买其当前居住的房屋，如果房屋土地的所有权归原地主，而土地又被返还给了原地主，新房主需要支付地租，政府提供司法协助调节双方权益；逐步向外资开放土地市场，但外资必须在爱沙尼亚注册公司，以当地公司名义购买，必须遵守土地用途规定，禁止农业土地给非欧盟企业，这点加入欧盟后放开了。

3.2、中国能借鉴的地方。

波罗的海三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是先立法、再改革，而不是俄罗斯那哥几个的改革现行、制度空白。比如私人财产的返还(这块和我的设想不谋而合)，但这三个国家毕竟体量太小，中国恐怕不能照搬，且中国目前的形势和东欧剧变时也大不相同，相比之下，中国有更多的难点，比如时间太久了，已经很难找到当年的苦主了，土地可以百分百返还，企业这类资产就比较难，因为企业的价值是跟后来的经营有关系的，这块需要详细探讨，再比如国民素质两国并不相同，中国太大、人又多，各地想法差异肯定比爱沙尼亚这种效果复杂的多；也有一些相对简易的地方，中国毕竟有40多年的部分市场经济经验，和苏联纯计划经济转型比起来肯定会有一定的便利。

4、中国国企私有化的回顾。

中国的中小型国企，朱镕基已经私有化过一次了，算是部分效仿俄罗斯，但没有发券，可这并不值得称赞，这是中共比俄罗斯领导层更残酷的一个表现。中共的意思是：屁民还想领券换国企股份？想屁吃呢你。也没有公开拍卖。朱大总理的这次操作，在墙内知道的不说，说的都是瞎说，搜寻真实信息非常困难，官方的信息也是各种遮遮掩掩，都是往国企效率低下、只会亏损，倒闭了、私有化了才是正当途径，一直在回避“全民所有制”下国企私有制的权益具体分配，让人看的云里雾里，唉。

中国90-05年间的国企私有化，官方并没有统一的全国性方案，也并未宣布要全国私有化，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做法都不一样，是一个分散、渐进、隐蔽的过程(好事当然不能张扬，被屁民知道了还是会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大多数资料没有公开。

总体来说，那批改革的国企跟俄罗斯的内部人控制高度相似，唉，中共这群废柴，俄爹92-94年刚刚获得了一个失败的改革，孝子96年就拿来用。当然这点倒未必就真的是中共师从于俄，而是极权体制成长起来的企业管理层们面对改革浪潮时，只要有机会自然会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双方心照不宣，把公家的资产变成自己的，这种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做法可以无师自通，不需要谁借鉴谁。

中国学术界给这个做法取了一个中性的名字描述，叫做管理层收购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持股会+债转股+改制，本质就是中小国企大量被内部人私有化，内部人就是指厂长、书记等当官的，这次改制中共是吸取了俄罗斯的教训的，大型国企(能源、通信、银行等)从未进入改制的范围，且中共正在争取加入WTO，加入以后从世界产业链中挣来的钱，也让中共有了一直控制这类经济命脉企业的底气和资金支持。

当然这事也不能全说成朱镕基一个人干的，可以简单分成3个阶段。

4.1、92-96年，初期探索。

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开始探索怎样先让企业活下来，那自然要借鉴农业恢复生机的承包了，于是就摸索出了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合作制、职工持股会等等方法，这些当时不能叫私有化，不过实际的所有权已经开始从国家往内部人转移。

这个职工持股会的特点是，全体职工名义持股(职工们纷纷表示：全民所有？没听说过)，股份由厂长、工会主席掌控，职工只有名义股，没有决策权，10-20年后股份被内部人收购或稀释，感觉华为任正非的套路是模仿的这个，中国人实在是聪明啊，股份都能有名义上的。

也有些人心急，觉得自己才是让企业兴旺的主要功臣，做事糙了一些，在大规模改制前夕遭重了，比如褚时健，不过他管烟草这种印钞机，即使大规模改制恐怕也没办法达成他将公司收为己有的期望。同时代的张瑞敏就比较稳重，钱自然是要赚的，但还是得以当官为主，后面随着时代发展，玩出了各种精妙操作，以至于我想查张瑞敏持海尔多少份额股权都查不到。这两位大佬由于所在公司、地域的特殊性，想直接变公为私难度确实有点大，同时代的宗庆后就幸运的多，且按公开的消息，老宗起家的资金非常干净，完全是自己创立品牌赚来的钱，91年就出资8000万兼并了杭州罐头食品厂，这些大佬们的起家往事无意向去查探实际情况。

4.2、97-02年。

就这么持续到了97年，朱镕基在中共十五大转正，此次大会确立抓大放小，大中型国企继续国有，小企业可以改制、出售、兼并、破产、重组，在十五届期间，15万家中小国企被“放小”，成千上万加地方国企被内部人以“承包+赎买”方式获得所有权。

至于企业的职工，下岗吧，自己去找食吃。原本失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一个政府对这些四五十岁已经步入人生后半段的人，半点兜底的打算都没想过，还要一边让胖子唱从头再来人生豪迈，一边雇佣写手写文章数落这些职工没有技能，活该失业……

4.3、03年-05年。

03年，胡温政府上台后，国务院发文允许管理层收购MBO，中央都鼓励内部人大胆干了，地方上自然抓住这种好时机，纷纷争先恐后的发财，要注意，能活到这时候的国企基本上都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这个价值却来自于前几年的“内部人转移”带来的活力，这也导致管理层拿走公司之后甚是“心安理得”。地方国企主要就是这些操作：资产按评估价出售(但经常被故意压低)，管理层组成公司收购，找国有银行贷款买下企业，事后分账，职工出钱购买少量股份(这块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结果就很简单明了了，大量国企变成“管理层”的私有企业，且管理层是零成本获得整个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成为私人收益，你说要给银行还贷不是成本？大不了真的在市场上再出售一部分资产(股份)，就足够换了，空手套白狼就是这么套的。05年国务院发现便宜被这些基层干吏们给划拉走了，觉得亏大了，认为问题严重，叫停了大部分的MBO，使得中国国企改制规模比俄罗斯小很多。

在县级和乡镇企业中，有更简单直接的做法，政府把企业承包给厂长，厂长交承包费，剩余利润自己拿，承包到期后，厂长以极低价格赎买企业，这种现象极其普遍，要评价的话，只能说，还算比较合理。

正规做法之外，自然有隐蔽的灰色手段。国企宣布亏损(有真有假)，然后清算资产，因为是国企嘛，国家可不能见死不救，获得债务免除，接着管理层用极低价格接盘干净后的企业，这叫做“一破二卖三转手”。

4.4、该怎么评价中国的中小企业改革呢。

纵观下来，这个时期真要说这些国企的内部人转移是否合理，很难判断。毕竟事实就摆在那里，这些国企不变成实际上的“私有”，全部都会在市场竞争中破产倒闭或者被兼并，但这些国企好歹又是名义上归全民所有的资产，如果为了让国企延续生命力，最终让内部人拿走一切，对全民来说，那直接倒闭不也一样么？反正全民分不到一分钱。再说不管是倒闭后的破产清算还是被兼并的收购价，这笔钱总归是全民所有的吧？一家企业，可能每人分不到0.0001分钱，但有那么多国企，加一起每人分个几百块不是奢望吧。很多国企确实是在管理层的努力经营下起死回生，并创造利润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硬要挑不合理的地方，无非就是以下：

职工持股会非法，直接违背了全民所有制，如果是国企那就得平均分给全民，如果是地方政府的国企那就得平均分给当地全民，如果是集体所有制那就归集体每个人，诸如国企不改制会破产价值归零等理由不能对抗这个原则，就如我上段所说，全民为何不选择破产，卖厂内设备等等每人分0.0001分钱呢，总比现实中半点好处都拿不到好吧；

因为第一点的非法，就使得后续的MBO这类，争论不休，管理层觉得企业变值钱了是自己本事大能力强才做到的，没有自己企业早倒闭了，所以企业理所当然得归自己，这种观念就非常扯了，按西方经济规则，经理人牛逼把公司带腾飞了，公司就得归经理人吗？站在股东角度(中国就是全民)，自然无法接受这种奇谈怪论，大不了公司经营不善破产倒闭股东资产清零，我乐意当败家子你管得着吗？再说了，经理人这个职位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还真以为除了你就没其他人才能经营好企业吗？经营的好我自然会给奖励，高工资、股权激励都行，但前提是，这些决策权在股东而不在经理人。要按照中共伟光正的逻辑，厂子起死回生做大做强是你厂长一个人的功劳？所有职工都有功劳，凭什么最后好处被你们管理层包圆了，职工不仅没份还得下岗？

过去的事情再去论个对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吸取教训即可，未来真正的私有化深度改制，第一步就不能违背全民所有制这个基本定义，严格按照股东拥有公司这个基本原则展开。

5、中国未来的私有化思考。

中共采用的所有制大家中学都学过，美其名曰“全民所有制”，虽说实际上是全民没有制、党领导所有制(注意不是党，是党领导，各级党领导所有，普通党员可没什么份)，但明面上的定义总归还是归全民所有的，这点中共可是一直挂在嘴上讲从不敢否认的，广大中国民众从小被这样熏陶长大，私有化能让中国民众全民接受的方法必须采取的第一步，就只能从定义中来，平均分给所有民众。

这在具体操作上有非常多的麻烦，就拿国企来说，大国企平分每个人还能分到一些，小国企平分下来一个人一块钱都有可能拿不到，原理简单，实操麻烦。

参考苏联加盟国、东欧的私有化历史，靠谱的答案非常明确的指向先立法、再改革这个路径顺序，但这点套在中国却有点不合身，因为现在的中国有法制，只不过党比法大，在党面前，任何事物与党有分歧，结果永远是党是对的，这兜一圈还是得回到更高层的政治权力上面，中共弃权真心改革，继而才能有法治，法治社会建立之后，司法独立也有了，国企私有化才有正常推进的环境，否则非常极大可能重蹈俄罗斯、乌克兰的覆辙。

法治之前的论述留到《劝降书》再写，这里先强行假设法治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前提，探讨国企私有化，中国可以采纳的具体方法。

5.1、基本原则。

第一，全民所有，针对央企，当地全民所有，针对地方国企。

第二，科技发展了，已经不需要再鼓捣什么私有化券了，直接按身份证划拨股份，大数据管理就行。这里的前提条件是人口普查，确认身份证唯一对应真实存在的人。

第三，私有化过程主要在于调整股权，而不在于强行干涉企业运营，企业运营按照市场规则来。

第四、虽然是股权再分配，但还是有必要对国企进行估价，好让民众知道自己的股份究竟值多少钱，上市公司已经由股市给出了估价，没上市的公司的估价就必须请专业公司来评估了，中国的不可信，一定要有欧美大公司参与。

第五、上市国企，已经上市流通卖给私人的股份不做变动，只将归政府的股份平分。如果需要调整总股数以利于平分，那私人所持股份数量也等比例调整。

第六、国企员工不会额外配股，不会因为你是员工，在这上过班就要给你们配股，未来经营可以出股权激励计划。

5.2、国企分类。

中国现在基本上只剩下大型地方国企和央企了，或许还有非常少的中小型国企；银行要单列；还有学校、医院、其他公共服务类(如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等)，也要单列，这部分本文不会提及，以后会单独开篇论述。

5.3、央企私有化。

国资委监管名录里央企有98家，财政部名录下还有145家，合计243家，数量不多，再减去银行，数量会更少，且个个体量巨大，不用担心分股份了，每个民众分不到几毛钱。

央企中有一些特殊行业，比如核能、军工、航天，如果他们真有核心技术，把核心技术相关的部门拆分出来继续隔离，不参与私有化了，这块可以参考美国，比如NASA、美国战争部之类的模式，当然不需要照搬，因为这些行业过于神秘，缺少详细、可信的信息，很难提出具体建议。不过就我在知乎看到的军工行业日常，看不到有什么领先的技术，这些都可以私有化。

央企数量虽然少，但是体量实在是过于巨大了，且分布于全国各地，一个集团业务范围虽然有联系，但也有相对独立的链条各部分，有必要先进行拆分，这点倒是不影响私有化，是为了提升效率和活跃市场竞争。这需要每个央企的具体部门构成、业务划分，同样缺少相关数据，无法给出核实的拆分建议。能拆分的拆分后再进行估价，已经上市的可以拆分上市，让股票市场给出估价。

以上准备工作完成后(我简短的两段话肯定不够，但目前确实拿不出更多的细节方案，欢迎了解相关行业的人士补充，特别是拆分这块)，可以分股了，但分股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让全民马上拿股票去卖钱。不然一发生抛售，民众估计又会覆俄罗斯的辙，低价卖出自己的股份。

需要给一个禁售期，民众持的股可以自持，也可以交给专业的基金代持管理。基金被授权作为最大股东，行使决策权、监督权，写到这里还是觉得得请外国人参与把关，我对中国人实在没多大信心，这类基金的管理层构成可以参考捷克，且还得有更多角度、更周全的考量：比如是否由全民选举一个或几个董事；外国专家是否也占据一个或几个董事位置；本国专家是否也要有董事位置。

由多个基金竞争，能争取到多少民众的股份委托各凭本事，在新公司的经营上基金可以出董事，出多少由股东会(各个基金，原持股股东)决定。

目标很清晰，让这些大国企转型成为像美国巨头企业那样的结构和管理模式，股东会不管经营，由股东会决定的董事会、CEO管理(据说不同公司各自的具体章程不一样，这里就不深究了，这是股东们的职责，他们肯定很乐意聘请这方面专家为他们出谋划策)。股东们由于担心董事们、CEO会损公肥私，自然会对监管公司运营非常有动力。而不会像现在的中国上市公司们老总一样，公司的钱不是我个人的钱，我既是大股东、董事长，又是实际上的CEO，但我就是要不停的将公司的钱转到我个人口袋，反正除了中共，没人管的了我，公司内部没人敢监督我，这是中国许多上市公司的普遍现状。

5.4、地方国企私有化。

地方上的大型国企分股方式同央企。

不同之处在于，地方国企会牵涉到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国有个操蛋的户籍制度，沿海发达地区的建设内地的务工人员也是有贡献的，但是他们却不会被归属到当地人口，享受不到当地人口的福利，不管户籍制度，将地方国企分股很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分配不公，所以地方国企私有化前提还得加一个：取消户籍制度。或许可以说调整规则(也是我的想法之一)，比如在某地务工多少年交了多少年税，就按比例给多少股份，户籍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可以由居民选择领取获利高的那个，这样看起来理论上可行，但是统计起来会非常麻烦：

比如某位居民，他户籍江苏，工作在上海，他一琢磨，觉得在上海能领更多，就选择了上海，但是其他人也纷纷像他一样都选择了上海抛弃了江苏，使得江苏分股份的人少了，上海分股份的人多了，最终选择上海的收益还不如江苏……

再比如户籍制度在中国造成的流毒影响过于深远，各地鄙视链一直存在，强行让一个安徽人跟上海人一样享受福利，上海人估计就不干了(这里只是举例，并不是说我认为上海人就是这样，请勿上纲上线，我大学同学中关系最好的就是上海人，工作这么多年对上海人印象非常不错)；

所以说，还是先取消户籍制度再对地方国企私有化，一劳永逸的好，户籍制度是一定要取消的，没有必要为了急着私有化，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增加各种不必要的操作难度和麻烦。强行设定取消户籍制度之后，民众选择自己的常住城市(按居住时间算，居住肯定是跟工作绑定的)，直接按当地人口计算，再分配即可。至于户籍制度该怎样稳健的取消，这又是另一个大课题了。

5.5、如果还有中小型国企，怎么私有化。

如果真的还有中小型国企存在，那就直接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严格防止俄罗斯式的内部拍卖，谁都可以竞拍，贪官们，富人们，外资都行，且只要外资有意向，就一定要拉外资来参与，多个外资拍卖有猫腻的风险就会降低一分。拍卖之前要真实可靠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国内的评估机构不放心，那就请国外老字号来，多花评估费也值。

一些村镇投资公司、小型旅游开发公司、城区招商公司，这适用于地方的全民，不是全国的全民。或许还有一些“幸存”的小食品厂、水泥厂、小型冶金厂、机械厂等等，估计是个位数，绝大多数应该都已经破产或者被私人买走了。有的话就用公开拍卖的方式，没有就算了。

5.6、禁售期。

禁售期时长我肯定给不出，需要有丰富金融证券经验的专业人士给出分析。过了禁售期，民众就可以卖出手中的股份了，然后就是正常的自由经济了。

如果民众实在是缺钱，等不及禁售期就急着卖股份咋办？不咋办，憋着，至于缺钱，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不是让民众去借钱想办法之类的，而是让民众不缺钱，也是我的改革计划分项之一。

5.7、银行。

银行体系的私有化，这块是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东欧那些都是从零开始新建银行体系。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早就是深深的嵌入全体国民社会之中，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了，且这些大型银行几乎全部都是国有。银行这个金融体系和普通企业不同，钢铁厂倒闭了影响有限，大银行出问题，整个金融体系都会有风险。

而以中国的现状，银行私有化对民众心理会有非常大的冲击，说不定大家一听到银行私有化，第二天就爆发挤兑潮，这个风险真的冒不起。

银行改革也同样有前提条件，目前中国天量的债务不完美解决，带着这个炸弹去改革，后果难以预料，对于如何化债，不在此文中讨论，强行设定已经处理完成。

5.7.1、银行不分股。

银行已经流通在市场的股份，谁持有就归谁，同上市国企一样。由于要照顾中国民众的信心，政府代民众持股的部分必须要达到51%以上(或者67%以上？学名该叫做设定股权转移的稳态规则，限制私人持股上限，可以借鉴北欧、台湾的银行股份分层结构)。但政府得明确银行股权中归属于国家的部分为全民所有，就不实际分股了，一分股说不定胆小的就默认是私有化然后引发风险，政府所代持的这部分股份的利润分红，只能用来填补政府财政支出或者平均返给全民(在世的全民)。

政府不允许干涉银行的日常经营，只负责监管(资本充足率、防洗钱、防大额风险、审计、公开披露等)，并负责聘用专业人士负责经营，且经营必须完全独立，也就是公开、透明、专业，监管完备，对于银行破产机制，可以抄欧洲的银行处置法，股东先承担(全民股权这种，只是记账损失，不会影响支付体系)、债权人次之、存款人最后(由存款保险兜底)。对银行体系的改革，差不多就是这么几点：控股权稳定、治理结构专业化、不得被私人收购(控制权转移这种)、政府代管必须透明、完善且专业的监管体系、利润分配需要公开公平、固定规则、银行破产法必须先行、银行不能被行政干预贷款。

5.7.2、政策性银行。

对于政策性任务的，把这些任务全部从商业银行剥离，新设政策性银行集团，将商业银行对应的公众和政策性银行隔离开来，这个政策性银行可以看成是政府自己下属的企业，政策合理性就与是否私有化无关了，不合理自有未来的国会议员找政府麻烦，要敢像现在这样大捞特捞，该抓的抓该坐牢的坐牢。

5.7.3、央行。

接着是央行，必须立法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央行完全独立肯定是不可能的，在非救命时期不要听从政府干一些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就行了，紧急情况下，再贞洁的央行也得出来接客嘛，各国都如此。

5.7.4、外资银行的准入。

美西方唠叨这事很多年了，一直指责中国没能按照WTO承诺开放这块，未来想与美西方继续合作共赢，这块是必须要解禁的。但以中国银行业的现状，真的让外资大银行进来，中国商业银行会不会在竞争中被干倒闭呢？相关金融行业专业知识非常复杂。总的来说，还是得中国的商业银行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竞争力，确保自己在中国和外资银行可以分庭抗礼(公平竞争)，而不是因自身垃圾被灭掉。至于央行，当然可以根据本国需求合理的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外资银行子公司可以当作控股方是外国人的中国本地银行，外资银行分公司就提高监管的标准(这个很自然，防风险)，美西方要的是结构性开放+公平竞争，这个中国必须要做到，不管是为了现实功利还是长期的提升自身能力。

6、土地私有化，及各项国有资产的返还旧主问题。

6.1、土地私有化。

因为土地的价值各异，市中心的地和郊区的地价可不一样，不同种类用途的地价格业不一样，且目前所有中国土地一律是国有，没有任何私有化成分，这倒反而省事了。

第一种是居民住房用地，这类简单，直接归户主所有。小区密密麻麻的用户那就只能归所有业主共同拥有了，反正归不归业主都没法卖，最明显的作用就是防止被再次强拆。

农村耕种的土地，各村委会不知道分了多少次了，什么按人头分，男的有女的也有，但嫁出去的女儿没有，找个时间点把这个立文件，去公证处公示，存档就行了。

如果还有剩下没分的，就先暂时划归政府名下代管吧，分地这种事有点生理心理双重不舒服。什么时候要开发了，卖地的钱统一按行政区划归属，平均分给当地所有人，政府如果觉得缺少动力，可以事先确定一定比例的佣金，比如5%，具体比例可以由居民和政府协商。

政府单位或国企拥有的土地(明确已经使用了的，比如盖了厂房、盖了办公楼，不是制现在的“国有土地”就是政府所有)，那就归单位和国企吧，反正也不会卖，真要卖了钱，钱的用途必须公开透明，国企的用在国企身上，单位的用在单位身上，如果是行政机关，就当作财政收入吧。

私企已经建了厂房的，但是是付租金的(应该全部都是这种付租金的模式吧)，那就还是归当地民众所有，但是已经交过多少年的租金，都予以承认，到期了再看是买还是续租。

6.2、返还旧主。

爱沙尼亚90年代这么做，还有机会找到历史文件，当年被分地的人还没完全老死，能拿出证据，要回原本自己的地。但是中国已经70多年了，这一点就必须得拿出诚意来了，需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可以查阅当年的原始档案，根据档案的记载列出财产被强行充公的人的所有明细，然后公开此政策，当年的受害人后人都可以找这个部门核实，领取补偿。只要档案中有记载，或后人能出示切实的证据，都予以承认，能优先还地的那就先还地，还不了地的就折价赔偿。如果是企业家，就麻烦不少，如果是品牌没有存活下来的，但是当年他们的厂房设备总是切切实实存在，然后被充公没收了的，这类还是需要后人提供证据，如果提供不了证据且档案中也没有，那就只能嘘唏一声了，如果是品牌存活下来的，但近年的发展却与原主后人无关的，可以直接补偿一定比例的股份。

证据认定的标准，一定比例的股份该是多少，本文就不讨论了，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在所有的私有化分项中，返还旧主是优先度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