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梁子

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在权力体系内讲究排座位。这体现在头衔和仪式上的座次上。因为中国权力体系的决策方式是由长官最终拍板，而不是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不论是决策层面，还是执行层面，都是由长官最终拍板，一锤定音。这样就必须在权力体系内，分清每个官员的高低位次。过去如此，中共现在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的组成，似乎能够解释张又侠已经架空习近平，几近乎梁山泊宋江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军委的座次与宋江上山后，梁山泊好汉的座次非常相像。

《水浒传》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無為軍，張順活捉黃文炳”写道：

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金大坚、已得朱贵、宋万先回报知，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擂鼓吹笛，众好汉们都乘马轿，迎上寨来。到得关下，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里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宋江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众人齐道：“哥哥言之极当。”左边一带，是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互相推让，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矮虎、薛永、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麟、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大吹大擂，且吃庆喜筵席。

头四把交椅，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这四人相当于梁山泊的决策层了，颇似中共当前军委的组成。习近平排第一位，头衔最高，军委主席，但已被架空，相当于晁盖；张又侠排第二位，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相当于宋江，掌握最终决策权；张升民排第三位，头衔是军委副主席。相当于吴用，先效忠晁盖，见宋江势大，便改换门庭，效忠宋江；刘振立排第四位，头衔是军委委员，相当于公孙胜。晁盖的旧部人员稀少，只有林冲等9位；而宋江人多势众，有花荣等27位，是晁盖旧部的3倍。张又侠清洗了习近平在军中的担任重要职务的亲信，现在一大批中将代行过去上将担任的职位；也将“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升任上将和排座次。

为何四中全会后，张升民在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同时，未按惯例升任政治局委员？原因就在于不能让张升民与张又侠平起平坐。如果他俩平起平坐，虽然大多数时间意见一致，但难免有不一致的时候。遇到不一致的情况，那谁说了算？就只好又让习近平去决断。达不到架空习近平的效果。而张升民的头衔低于张又侠，张又侠就可以做最终决断。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考虑，他应该反而支持张升民升任政治局委员。而张又侠反而不愿意支持张升民升任政治局委员。其它有发言权的中共高官可能也倾向于反对张升民升任政治局委员，以架空习近平和维护军队最高层的稳定。张升民本人可能也愿意位居张又侠之下，不愿居功自傲。

那么，四中全会不将张升民升为军委副主席行不行？也不是不可以。但不是稳妥的选择。张升民整肃有功，理当有所奖掖。况且，军中整肃和人事改组还得继续深入，将张升民升为军委副主席，增强其权威，有利于此项工作的开展。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国仍然还是儒家社会，儒家的“尊尊亲亲”仍然是中国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支配着中国社会的运行，人际交往和制度安排。中共政权也仍然是一个王朝，初始权力由暴力夺取，权力的转移以继承而不是靠选举重新获取。只是继承规则由“家天下”转为“党天下”。所以，当今中国的诸多社会和政治事件，人事的安排和权力的运作都会在过去的社会和王朝中找到影子。但也不能刻舟求剑，完全套用。毕竟形式上和规则上有所变化，只是最核心和最基本的规则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