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的崛起曾激勵世界各地民眾，而美國民主的衰落也將產生同樣大的影響：在國際上助長新專制，衝擊那些國家民主政治體系，美國自我消音後，中俄的宣傳機器或許將直接贏得全球意識形態論戰，削弱美國影響力。更難預料的是這種轉變對美國人的影響


　　老高按：兩天來美國政壇風雲變幻，舉世矚目。
　　紐約、波士頓等市長選舉；包括我的第二故鄉新澤西在內的兩個州的州長投票；加州調整選區公投；全美許多地方，從郡、鎮到學區主管、議員、法官，換屆或補選……
　　據說民主黨獲得了超出預期的勝利。但在我這個信奉“左也好、右也好，只有極端不好”的選民看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如記者易速利所說：“社會主義無法救紐約，只會增加一個失敗的案例”，曼達尼勝選“顯示民主黨遭左翼牽扯後的迷失”。紐約的選舉結果，不僅沒有阻止美國民主燈塔黯然熄滅的趨勢，我可以有把握地預測：必將激化紐約乃至美國的社會矛盾，將美國進一步推到更前景莫測的地步。將美國民主燈塔的熄燈號吹得更響的，遠不止一人，遠不只是一兩個人的過失。
　　在這個時刻，我願推薦《大西洋月刊》2025年11月“紀念美國建國250周年”特輯中的一篇重頭文章。


　　民主燈塔黯然熄滅——《大西洋月刊》特輯文章選一

　　轉載自藝文中國，2025年11月2日 


　　如今我們身處一個
　　由徹底背棄理想的人
　　統治的美國，
　　那將改變我們所有人。
　　　　——安妮·阿普爾鮑姆

　　【前言】

　　《信息正義》上期譯介了《大西洋月刊》11月刊“紀念美國建國250周年”重磅特輯中，美國知名保守派公共知識分子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文章《起來！——美國亟需一場大規模社會運動，拯救美國脫離獨裁》(The Rising：The country needs a mass social movement — now — to save itself from autocracy)。今天我們繼續介紹該專題的另一篇文章，《民主燈塔黯然熄滅》(The Beacon of Democracy Goes Dark)。
　　作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 為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記者，精通俄國和東歐政權問題。2004 年，她憑藉《古拉格》(Gulag)一書獲得普利策普通非小說獎。她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阿戈拉研究所和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她擁有美國和波蘭雙重國籍。
　　明年——2026年7月4日——才是美國建國250周年，《大西洋月刊》選擇提前一年推出這個特輯，目的不僅是紀念，更是反思與號召。特輯分為五個章節，《反抗》(Defiance)、《戰爭》(Conflict)、《獨立》(Independence)、《記憶》(Memory)和《危機》(Crisis)，對革命時代以來美國奮鬥的理想、悖論與未來進行了深刻回顧，回望1776所啟發的自由、公民、平等主義理念，直視當下美國民主制度所面臨的裂隙與挑戰，呼籲美國社會繼續完成“未完成的革命”。

　　《大西洋月刊》2025年11月刊“紀念美國獨立革命250周年特輯”

　　《民主燈塔默然熄滅》是第五輯《危機》中的一篇。
　　原文刊載於《大西洋月刊》2025年11月刊。文章鏈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11/america-democracy-autocracy/684335/

　　250年來，美國在海外倡導自由與平等，即使自身未能完全踐行那些理想。如今，那一切不復存在。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編譯作品。已開通快捷轉載，歡迎轉載、分享、轉發。

　　文：安妮·阿普爾鮑姆 （Anne Applebaum）
　　譯：Brandi
　　編：新約客

　　“民主的軍火庫”

　　1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這行字於1776年7月發表，幾周內傳遍全球。
　　8月，倫敦報紙全文轉載《獨立宣言》，愛丁堡報刊緊隨其後。
　　很快，《獨立宣言》刊登在馬德里、萊頓、維也納和哥本哈根。

　　2

　　不久後，很多人以更實質的方式借鑑了那句話。
　　托馬斯·傑斐遜本人參與起草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1804年的《海地獨立宣言》則同時借鑑了美國和法國的宣言，呼籲“在我們出生的國度建立一個自由的帝國”。
　　此後幾十年間，希臘、利比里亞（其作者出生於弗吉尼亞）及眾多拉丁美洲新國家相繼發表獨立宣言。
　　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Thomáš Masaryk) 在費城獨立廳簽署《中歐獨立國家共同目標宣言》，用了美國國父的墨水瓶。
　　其時，複製的自由鐘被敲響。
　　那並不是美國總統或官員的要求，而是因馬薩里克深受美國建國史的啟迪。
　　他援引《獨立宣言》並非出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壓力，而是受到傑斐遜寫的那句話及其蘊含精神的激勵。
　　1776年以來，美國人民僅憑自身存在就推動了民主進程。
　　人權與法治載入我們的建國文獻，脫離殖民帝國的夢想亦深植其中。
　　我們的理想始終激勵着他人，即便我們自身未能完全踐行。

　　3

　　二十世紀以來，我們從單純踐行民主理想，轉向以政策手段傳播或推廣民主。
　　部分原因是民主精神已融入我們的基因——面對獨裁者與暴君時，我們必然援引民主話語。
　　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在爭取美國加入一戰時宣稱，美國應倡導“和平與正義原則”，對抗“自私專制的權力”。
　　1940年，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稱美國為“民主的軍火庫”，誓言援助英國盟友對抗納粹：
　　“沒有任何獨裁者，也沒有任何獨裁者聯盟，能動搖我們的決心。”

　　4

　　冷戰時期，我們不僅將自由與權利等理念融入軍事戰略，更將之融入國家身份認同與文化。
　　我們倡導自由市場、新聞自由、抽象表現主義與爵士樂，並將其輸出到全世界，讓多少人為之渴求。
　　威利斯·康諾弗(Willis Conover)主持的“美國之音”爵士樂晚間節目，在六、七十年代擁有三千萬聽眾，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及東歐地區。
　　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大會，將歐洲各地反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凝聚成一個運動。

　　5

　　很多人認為我們虛偽，他們說得沒錯：
　　美國人可以一邊講民主，一邊支持獨裁政權。
　　我們在海外宣揚的理想與在國內實踐的失敗存在矛盾，國內國外的人都為之困擾。
　　1954年，司法部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支持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理由之一是，施行種族主義法律，“連友好國家都對我們對民主信仰的忠於程度產生懷疑”。

　　6

　　民主信仰。正因其居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我們始終心而往之——即使未能踐行。
　　其他國家亦然。
　　隨着時間推移，嚮往民主的國家日益增多。
　　二戰後，美國自由與繁榮的夢想鞏固了西歐和亞洲初生的脆弱民主政體，包括剛剛戰敗的西德和日本。
　　它們的政治經濟成就吸引更多國家加入民主陣營。
　　希臘與西班牙於七十年代加入民主國家行列；
　　南韓和台灣在八十年代加入；
　　中歐國家於九十年代加入。
　　1989年，波蘭人投票推翻共產主義時，問他們希望成為哪種國家，多數會回答：“我們要成為正常國家。”
　　“正常”指的是歐洲式民主、實行福利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美國的親密盟友。

　　7

　　我們美國人也深受自己宣言的啟發。
　　我們總將美國戰後在歐洲的角色視為慷慨之舉——使盟友免受蘇聯侵略。
　　但將民主置於國際與國家認同核心，同樣強化了我們自己的政治體系。
　　至少，所有美國人——即使存在巨大文化分歧——都有一個共同目標：
　　無論右派還是左派、基督徒還是無神論者，我們都支持自由。

　　8

　　考慮到我們在很多議題上的深刻分歧，在外交政策上能如此長久保持兩黨共識，還為此建立了充滿活力的跨黨派機構，實非尋常。
　　自由歐洲電台與美國之音——及後來的自由亞洲電台等外語廣播機構——始終獲得民主黨與共和黨支持，及自杜魯門以來歷任總統的支持。
　　國家民主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自1983年創立以來同樣獲得兩黨支持。
　　該機構的設立源於里根的倡議，他呼籲建立一系列新機構，以“培育民主基礎設施， 即一個包括自由新聞、工會、政黨、大學等的體系，使人民能自主選擇，發展自身文化，並通過和平手段化解分歧”。
　　由兩黨董事會管理的國家基金，向監督選舉、倡導言論自由、打擊貪腐政權及對抗威權宣傳的團體提供小額資助。

　　劇變的美國

　　9

　　短短幾個月間，我們的外交政策就經歷了從民主信念轉向惡意揣摩動機、更威權主義的世界觀的劇變，導致那些機構遭受重創。
　　川普政府試圖關閉所有美國對外廣播機構，就是明證。
　　川普任命曾兩度敗選的卡里·萊克(Kari Lake)掌管美國之音，意圖徹底削弱該機構。
　　她積極執行指令，甚至公然吊銷美國之音員工、記者及翻譯的簽證，並要求其中一些為美國人民工作多年的員工在30天內離境。
　　儘管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國會兩黨中有眾多支持者，仍被一小撮陰謀論者盯上——那些人因在X平台擁有大量追隨者，或上過喬·羅根播客，而能影響本屆政府。
　　說里根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顯然非常荒謬，但如今，里根的確因創立了那家倡導公平選舉與法治的機構而被如此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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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針對歷來為兩黨支持機構的轉向，針對美國人應在全球捍衛和促進民主的信念的轉向，乃至針對民主信仰本身的轉向，實則是更大轉變的一部分。
　　眼下的總統慣於攻擊法官和記者，脅迫企業高管交出公司股票、逼迫大學校長支付無理罰款，派軍隊進駐美國城市，組建新型的國內警察力量，並肆無忌憚地煽動紅州與藍州的對立。
　　在國際舞台上，川普更青睞獨裁者而非民主盟友。
　　他隨意施加的懲罰性關稅令非洲小國萊索托經濟衰退，其吞併格陵蘭島的要求更在丹麥——這個美國的長期盟友——引發政治危機。

　　11

　　他的副總統上任後唯一值得一提的演講，竟是在滿場期待對嚴肅的安全問題進行討論的聽眾面前，用不實或誇大之詞，列舉所謂對言論自由的侵犯，攻擊並訓斥歐洲盟友。
　　如今，川普本人對“激進左翼法官”和“假新聞媒體”的攻擊，其傳播速度遠超當年“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
　　普京已禁止傳播關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假新聞”——即準確信息——的媒體；
　　菲律賓專制前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將著名調查報道網站Rappler稱為“假新聞媒體”，抹黑其工作；
　　從埃及到緬甸，“假新聞”的虛假指控都被用來摧毀合法記者。

　　12

　　所有這些變化都屬於一場更大的轉變，一場美國人向世界展示自我、進而被他人認知的變革性轉變。
　　當今最無處不在的美國文化，不是通過短波電台傳遍歐亞大陸的爵士樂節目，而是那些將陰謀論、極端主義、廣告、色情內容和垃圾信息輸送到全球每個角落的社交媒體平台。
　　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因政治異見遭蘇聯流放時，美國政府曾協助其赴美。
　　而如今我們庇護的英雄是這樣的：川普政府不遺餘力地營救並歡迎泰特兄弟(the Tate brothers)——這對在英國被控強姦罪、遭羅馬尼亞逮捕短暫羈押的兄弟。（泰特兄弟否認指控。）
　　如今取代“文化自由大會”的，是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一個移動的表演性煽動活動。
　　匈牙利、波蘭、英國、墨西哥、巴西等地的民粹主義者只需付費，CPAC團隊便會赴當地打造一場“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秀場。
　　班農(Steve Bannon)或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會現身會場，與當地政客同台發表煽動性演講，助其博取頭條。
　　波蘭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前夕，在熱舒夫(Rzeszów)附近舉辦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就特邀諾姆出席，主辦方是一家尋求美國執照審批的波蘭加密貨幣公司。

　　當美國在全球播撒惡意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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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文化不再代表對自由的嚮往，而是與下列東西劃等號：做交易和秘密操作；算法神秘地操控你的信息流；匿名億萬富翁斂財；
　　美國總統與各國領導人達成交易，只有他自己或我們不知道的人受益。
　　美國向來與資本主義、商業和市場緊密相連，但如今再無任何假裝會邀請他人共享財富的姿態。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不復存在；
　　美國人道主義援助枯竭殆盡；
　　美國國際醫療基礎設施被突然拆解，導致多人死亡。
　　醜陋的美國人始終與慷慨的美國人形象相伴，但如今後者已消失，世人只看到那些投機欺詐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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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轉變對全球的影響將深刻、廣泛且持久。
　　美國民主的存在曾激勵世界各地民眾，而美國民主的衰落也將產生同樣大的影響。
　　或許川普治下美國的存在本身，就會在國際上助長新專制政黨的崛起，使其衝擊那些國家民主政治體系——正如巴西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支持者所做的那樣。
　　中國與俄羅斯的宣傳機器取代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後，或許將直接贏得全球意識形態論戰，並削弱美國經濟影響力與貿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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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難預料的是這種轉變對美國人的影響。
　　如果我們不再是致力於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國家，而是外交政策只為總統斂財或只為執政黨海外盟友謀利的國家，那麼國內合作的基礎也將日益薄弱。
　　如果我們在海外播撒惡意相待的種子，國內的惡意相待也會加劇。
　　或許，期待美國人踐行十八世紀宣稱的非凡理想從來就不切實際，但那些宣言終究塑造了我們的自我認知。
　　如今我們身處一個由徹底背棄那些理想的人統治的美國，那將改變我們所有人。
　　在哪些方面改變，我們還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