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 李 郡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东西方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区别，便是“社会舞台”与“舞台明星”的不同。

在美国等西方社会，政府工作人员更像是社会大舞台的搭建者与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提供制度化的秩序与公平的规则。而真正的“舞台明星”，是各行各业中通过个人努力脱颖而出的社会成员——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作家、体育明星、影视演员等。他们是社会创造力与精神活力的象征。

相比之下，在许多东方社会中，政府官员不仅是社会舞台的管理者，同时也是舞台的主角。国家领导、省市领导、乃至各级官员，都被置于社会荣誉体系的顶端。社会的其它成员，所获得的荣耀与机会，往往取决于领导的认可与赏识。表面上这只是社会“明星”的不同，但实质上，它反映出社会激励机制与权力结构的根本差异。

西方现代社会的底层逻辑是一套成熟的法治体系。政府更迭不会改变游戏规则，只会在细节上优化与调整。正因如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都拥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去展示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像马斯克、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出身普通的人，仅凭个人智慧与努力，就能在开放的舞台上完成跨越式成长，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家与创新者。

而在许多东方社会，社会资源却集中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有获得权力层认可的个人，才能获得资源与空间，在社会舞台上进行“表演”。但这种表演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的命运常常与背后的政治人物紧密相连，一旦政治风向转变，企业也可能面临风险。相比之下，西方法治社会中的企业，几乎不受政权更迭影响，许多美国企业能历经数十年乃至百年，仍持续成长与创新。

这种差异还体现在移民家庭的代际取向中。许多来自东方的第一代移民，受原有文化影响，更倾向于追求政府机关的稳定职位；而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却普遍倾向于进入跨国公司或创业，他们不喜欢官僚体系的约束，更青睐充满活力、能体现个人价值的创新环境。

在东方社会，公务员往往享有更高的待遇与社会地位，升至各级长官，便意味着“人上人”；而在西方社会，政府工作程序化、薪资平稳，个人发挥空间有限。政府与企业之间，是服务关系而非权力关系。社会真正的明星，是创造价值的发明家与创新者，而不是高薪的市长、县长或局长。

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如此。艺术植根于社会意识形态，先进的社会意识必然孕育出自由而深刻的艺术与科学成果。诺贝尔奖频繁诞生于西方社会，正是这种精神土壤的体现。再如香港——在九十年代之前，它以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孕育出灿烂的影视文化，被誉为“东方明珠”；而当政治环境趋于收紧后，香港的艺术创造力也迅速式微。

总之，一个现代社会舞台的管理者与表演者，应各司其职。管理者的责任是为演员提供公平与安全的舞台，而不是取代演员成为舞台的主角。只有当制度保障了个体自由表达与创新的空间，社会的活力与文明才能真正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