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灵魂。自古希腊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西方人便执着于探问“存在是什么”“世界的根源是什么”“真理是否可能”。这一思维传统经由中世纪经院哲学，到近代的笛卡尔、康德，再到黑格尔、胡塞尔，逐渐构成了人类理性最抽象也最深刻的探索。对西方而言，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哲学，也就没有现代科学与文明的根基。

然而，当形而上学传入中国时，却始终显得格格不入。中国人面对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总感到艰涩、晦暗甚至“无用”。为什么会如此？

一，中国文化缺乏抽象思维传统

中国思想自先秦起，主要关注伦理与政治秩序。孔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与荀子争论人性，老庄虽触及“道”的终极性，却多停留在直觉体悟，而非逻辑推理与系统建构。中国文化自始便偏向经验化、伦理化、实用化，很少发展出纯粹的逻辑与抽象能力。相比之下，古希腊哲学与几何、逻辑紧密结合，培养了抽象思维的习惯，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功利取向导致“无用之学”的排斥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凡不能直接转化为治国之术或现实功利的学问，往往被视为空谈。形而上学探问的是“存在的本质”，这种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又不利于个人出仕，因而常常被排斥为“玄虚”。即便佛教传入，原本深具形而上学意味的中观与唯识，最终也被中国人伦理化、政治化，失去了哲学本真。

三，中国留学生对形而上学的逃避

近代中国留学生在接触西方哲学时，普遍对形而上学退避三舍。

胡适：留学美国期间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回国后极力推崇“实验主义”，强调“拿来就用”。他明确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哲学应服务社会改良，而非沉溺于本体探究。他的影响，使中国知识界普遍轻视形而上学。

冯友兰：虽尝试用西方哲学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甚至试图建构“中国哲学的新体系”，但最终仍回到宋明理学的义理框架。他所理解的形而上学，更多是中国式的“本体—价值”结合，而非西方式的逻辑推演与存在论。

金岳霖：受西方逻辑与哲学训练最深的中国哲学家之一，曾深入研究逻辑实证主义，但在其《论道》一书中，仍然未能真正展开西方式的形而上学，而是以中国式的“道”来替代。逻辑严密，却缺乏进入西方本体论传统的深度。

熊十力与牟宗三等新儒家：他们一方面批判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又借用康德、黑格尔的概念来为儒学辩护。他们并非真正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框架内思考，而是“借壳”以保存儒学的合法性。

这类现象表明，即便最有学养的一代中国留学生，也普遍无法、或者不愿深入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逻辑。

四，缺乏“真理”观念

西方哲学执着于真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认为理性能够接近甚至把握绝对。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中庸”“和谐”，缺乏对真理的执着追问。正因如此，中国人面对康德区分“现象与本体”，或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往往感到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多此一举。

结论

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对中国人难懂，并非因其高深莫测，而是中国文化长期缺乏进入其思维方式的习惯。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将其简化为思想工具，要么干脆绕开追问。这种逃避，导致中国思想至今难以孕育真正的哲学精神，更难以建立科学与民主的坚实基础。

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没有真正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