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最近关于《南京照相馆》，炒得热火朝天。对于这类题材，几乎是全民性的一边倒的热烈支持。原因太多，这里不做评论。有时候我在想，人类的生命，被谁来折磨和虐待，差别还是很大的，背后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尺度也是。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很多时候有非常不同的解读。朝鲜战争时的被俘和释放回国的军人、战死的士兵，以及在一次次内斗中被处死的无辜生灵——这些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现象：在关于国家创伤的公共讨论中，社会对二战时期外部暴行（如日军的侵华暴行）及历史对手的错误（如国民党的某些行为）津津乐道，却对执政期间的内部创伤（如历次政治运动、阶级划分带来的迫害、1989年六四事件、刘少奇等人的非正常死亡）保持系统性的沉默与选择性失忆。

这种叙事反差并非偶然，而是政治主导下的历史建构、道德弹性和个体生存策略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以下从权力控制、道德工具性与个体选择三个维度，结合历史案例、心理学理论及全球比较，深入剖析这一现象的机制与影响。

政治权力对叙事系统的构建：从合法性巩固到全球话语权争夺

国家创伤叙事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核心在于巩固执政者的合法性。通过放大外部暴行（如南京大屠杀），执政者将民族的道德愤怒和创伤记忆引向外部，确立“民族解放者”与“救世主”的历史地位。这种策略成本低、收益高，能迅速凝聚人心。相比之下，内部创伤（如1950年代反右运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事件）直接威胁政权道德基础与稳定性，因而被划为“历史禁区”，通过审查制度（如互联网防火墙、媒体自审）实现“静音”或清除。

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塑造了被规训的集体记忆。人们不是自然遗忘，而是被教导如何遗忘。公共空间对敏感事件的每一次沉默，都是对权力叙事的再确认，最终内化为“自我审查”，阻碍内部创伤的代际传递。权力主体高声谴责外部残忍，绝口不提内部暴行，以实现政权稳定与合法性的最大利益。

在当代，叙事控制已从国内延伸到全球话语权争夺。借助“百年屈辱”叙事（如鸦片战争），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崛起中的受害者”，以合法化外交与经济政策。内部创伤的讨论则通过海外压力（如孔子学院或外交抗议）被压制。例如，2020年代的香港国安法与新疆议题被转化为“反恐必要措施”，质疑者被贴上“反华势力”标签。这种全球化的叙事工程虽有效，但风险在于信息壁垒松动时，压抑记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全球比较显示，类似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苏联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沉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宣传操控，均服务于政权合法性。中国模式更注重“集体记忆规训”，通过学校教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代际传递外部创伤，而内部创伤则被“历史真空”取代，阻碍社会反思与和解。

道德与残忍的“工具性”：从人性弱点到制度化麻木

选择性创伤的背后，是人类道德弹性和人性弱点在极端环境下的暴露。道德排斥（Moral Exclusion）是核心机制：通过“阶级敌人”或“反革命分子”的标签，执政者将特定群体非人化，使其被排除在道德关怀之外。对这些群体的迫害不再是道德败坏，而是“革命正义”或“清除异己的必要手段”。例如，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1960年代末的非正常死亡，反映了系统性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施暴者通过扩散责任（“上级命令”）、最小化后果（“历史必然”）和受害者责备（“他们是敌人”），为残忍行为辩护。

“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进一步揭示普通人的角色。文革中的红卫兵或大跃进时期的基层干部，多是盲目服从权威的“平凡官僚”，而非天生恶魔。事后，为维持心理平衡，他们选择性遗忘自身作为施害者或沉默帮凶的角色。承认内部创伤意味着面对复杂矛盾的过去，挑战曾相信的权威，这带来巨大的认知痛苦。相比之下，谴责外部恶、拥抱“善恶二元”世界观，是人类维护认知舒适的本能反应。

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算法强化外部叙事（如抗日剧集），压制内部讨论（如六四回忆），加剧集体麻木。全球比较中，卢旺达大屠杀或南非种族隔离的道德排斥机制类似，均通过标签化合理化残忍。中国独特之处在于“工具性道德”的制度化：道德成为服务权力与生存的工具。长远影响是社会道德退化，催生“犬儒主义”文化：人们知晓真相，却选择沉默，以维持心理与社会平衡。

个体的“灵活选择”：从生存适应到潜在抵抗的种子

个体在创伤叙事中的表现，是基于安全的理性生存策略。普通人优先考虑生存三角：安全（避免政治风险）、社交（获得群体认同）、情感（通过谴责外部宣泄情绪）。追问内部真相可能导致被视为“异议者”，面临职业、社交甚至人身安全风险。因此，附和官方叙事成为最优解，带来政治安全与情感宣泄。例如，文革后，许多人选择“失忆”，融入改革开放的“繁荣叙事”。

数字化时代为这种策略带来裂缝。社交媒体虽受审查，但海外信息（如2022年白纸运动的记录）通过VPN或侨民传播，打破沉默。年轻一代通过匿名平台或海外教育，渐生质疑，播下抵抗种子。心理学上，这是“习得性无助”与“适应性弹性”的博弈：高压下，个体优先“流动”于安全路径，但信息全球化可能重塑道德底线。

全球比较中，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反思、德国对纳粹历史的“罪责教育”，显示直面创伤可促成社会愈合。中国若持续压制，风险是“创伤代际循环”：未处理的内部创伤，可能在经济衰退或社会危机中爆发为更大动荡。

从选择性沉默到可能的叙事重构

选择性创伤是权力、道德与生存的复杂镜像，证明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权力塑造叙事，道德屈从工具性，个体优先适应。但这并非宿命。随着信息全球化和代际更迭，沉默壁垒正悄然松动。直面完整历史，不仅是历史责任，更是实现民族和解与人性提升的必经之路。创伤叙事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塑造未来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