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道德元理 47.“国家主权”与“国民权益”

众多国家机器中，军队的另一个独特处，就是它不仅会在国度内部，而且还会在国度之间，出现不可接受的严峻冲突时，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方式，动用他律强制的武力，保护国家安全，从而体现了国家的双重职能：不仅对内，而且对外，贯彻统治阶层的正义理念，文言又叫“国家意志”（不是“国度意志”哦，亲），并顺带着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主权（sovereignty）”。

废话一句地讲，“主权”是指一个国度的统治阶层，对其管控下的民众和领土，拥有的排他性政治权力，不仅不允许，被统治阶层随便夺取，而且也不允许，其他国度任意干涉，俗话或曰：“对内高于一切，对外独立自主。”

正因此，主权总是在既内政、又外交的，双重含义上说的，甚至独立自主的外交，其实还是为了，高于一切的内政，所以别想当然地以为，它只有国际法层面的单一内涵：实然瞥，倘若一个国度的统治阶层，牢牢管控着国土和国民，即便其他国度，或是国际法不予承认，他们依然实际拥有了，统治这个国度的主权。

这个意思上讲，“国家”（不是“国度”哦，亲）与“主权”，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尤其表现在：失去了主权的国家，就等于解体或灭亡了，哪怕它原本管控的，那些国土以及国民，还在那儿呆着，没啥变化，学界所谓：“国破山河在。”够准。

说白了，古代社会里，“主权”还可以说是，“君主权力”被分崩离析后，浓缩出来的直接结晶，如同《管子·七臣七主》所讲：“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西方语境下的“君权神授”， 也是旨在强调：君王管控国土国民的主权，源于上帝，或是他颁布的自然法，所以才能拥有，管控公共生活的至上效力，不受人定法的约束，就像16世纪的博丹，以及17世纪的霍布斯，先后主张的那样子。

18世纪的卢梭，又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原创概念，强调所有公民，按照公意亦即共同意志，签订全民契约的时候，应当采取左手摸右手，好像一只手的著名套路，将所有权益统统转让给，所有公民携手构成的共同体，然后再由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一起拥有和行使，自我管控的至上主权，江湖人称：“寄己统治寄己。”

说穿了，他这样子讲的用意，主要是想克服，霍布斯的“君主主权”理念，内在蕴含的那个权益悖论：臣民们把自己的自然权益，转让给了君主后，如何才能防止他，在诉诸行政、法律、军事等途径，行使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时，以生杀予夺的管控方式，随意剥夺臣民们，当初转让给他的，那些自然权益呀？

尽管过于浪漫的他，始终没能讲清楚，全体公民怎样才能携手起来，不仅共同拥有，而且还共同行使，寄己统治寄己的管控主权，这个新颖的政治理念，依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等，异口同声地纷纷主张：全体公民的权益，构成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最后更是变成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度，都会在宪章法典里，隆重推出的一句闪亮口号。发光。

然而哈，“全民行使主权”的说法，听起来绝对美妙，行起来一笔雕凿的致命软肋，最终还是在国际关系的语境里，被深度作祟的权益自由悖论，狠狠地捅了一下子，结果逼着联合国，也不得不在1948年，搞出来的《世界人权宣言》里，透过人人都有权，离开任何国度，在其他国度寻求庇护，以免迫害等条文，不太明显地否定了，主权国家对其国民，拥有不受约束的至上权力。

于是乎引发了，“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话题，并由于两者都有个“权”字，在中文语境里，还显得特别棘手，让人很难权衡，怎样赋予权重：究竟是应当把人权，凌驾于主权之上呢，还是让人权，从属于主权呀？纠结。

本系列不在应然层面，自然也没法展开权衡，赋予权重，只打算辨析一下，两个概念的不同语义，澄清某些流行的曲解：所谓“人权”，撇开经常被左均塞进去的，“满足需要”的另类意蕴不谈，主要指普通国民的个体权益；所谓“主权”，如同刚才所讲，主要指统治阶层的管控权力。

不错哦，由于权力是从权益演变过来的，因而如同权益那样子，也有冲突中“不受侵犯”“应当捍卫”，以免被其他人夺取或颠覆的止害意蕴；可是哈，恰恰因为“主权”，又是某种比权益多出了，强力管控内涵的权力，并且即便冠之以“人民”的头衔后，也还是只能由统治阶层行使，不可能由所有人共同行使，我们就没有理由，先将它等同于，全体国民的集体权益，然后再凭借集体权益，高于个体权益的扭曲理念，把它凌驾于，个体国民的权益之上了。

问题在于，如同17篇所讲：集体权益是指，若干个体由于一致认定了，一条共同的正义底线（不是两条不同的正义底线，拆分后再凑一块的共同底裤哦，亲），凝结起来的共同权益诉求，并且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体身上，一个都不能少，就像你在公共场合抽烟，我和他以及另外两三个哥们姐们，都觉得自己的健康权益，受到了伤害，因而结帮拉派，一致谴责你的侵权行为，提出共同的维权诉求那样子。

这个意思上讲，尽管的确存在着，与个体权益不同的集体权益，但主张它高于个体权益的说法，已经扭曲了下面的事实，实然维度也没法成立：一旦其中某一个体的权益，被权重更高的集体权益压倒了，这样子达成的集体权益，就不可能再是，原来说的集体权益了，而是同义反复地缩减成为，“集体减一”的权益。

说破了，所谓的“集体权益高于个体权益”，实质仅仅在于：若干强势个体构成的集体，在人伦冲突中，通过侵犯某一弱势个体的权益，实现了这个集体自身的权益诉求，却把被剥夺了权益的弱势个体，排除在这个强势的集体之外，只不过为了忽悠他，或是面子上好看，才宣称他依然是，这个集体的成员之一。

明白了这条道理，所谓“人权”与“主权”，就应当首先分别理解成：“个体国民的权益”，与“统治阶层的权力”，然后再根据二者之间，或和谐或冲突的具体关联，考察它们的纠结互动，却不可笼而统之，先将主权等同于，全体国民的集体权益，再将集体权益，凌驾于个体权益之上，因为这样子的概念偷换，肯定把水搅浑了。

比方说：一方面，要是甲国统治阶层，行使权力的时候，有效地保护了，国民张三的个体权益，在且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主权与国民权益之间，就是和谐一致的了，以致倘若乙国侵犯了，甲国的主权，也就等于侵犯了，张三的个体权益。赶快放枝冷箭：此情此景，依然谈不上，主权高于人权，或国家权益高于个体权益；毋宁讲，两者是根本一致的，木有哪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说。

另一方面，要是甲国统治阶层，行使权力的时候，非但木有保护，反倒还侵犯了，国民李四的个体权益，在且仅在这个范围内，国民权益与国家主权之间，则是抵触冲突的了，以致倘若乙国侵犯了，甲国的主权，非但不见得侵犯，反倒还可能保护，李四的个体权益——当乙国的目的在于，阻止甲国统治阶层，侵犯李四权益的时候，尤其如此。

所以哦，此景此情，要是甲国统治阶层，连同张三一起，哼哼教诲李四：木有国家主权，哪有国民权益，因此你应当为了，捍卫咱国主权，奋勇抵抗侵略，哪怕为此捐躯，也要心甘情愿，不惜当个代价，就可能遭到李四的反驳咧：咱国的主权，与我的权益何干呀？他们打了进来，我的小日子，说不定还更好呢……于是乎，甲国统治阶层，连同张三一起，就会把李四认定为，叛徒内奸卖国贼。诅咒。

当然喽，也不是没可能，出现这样子的局面：尽管李四的个体权益，被甲国统治阶层，行使主权的时候侵犯了，他还是真诚接受了，甲国统治阶层，连同张三一起，哼哼给予的教诲，觉得自己尽管受了委屈，可毕竟和甲国的统治阶层，属于君民鱼水一家亲，因而赋予了国家主权，超过自己那点委屈的更高权重，从而奋勇投入到，抗击侵略的事业中，血染沙场，壮烈牺牲……于是乎，甲国统治阶层，连同张三一起，就会把李四认定为，英雄烈士爱国者。爱戴。

不用说，无论那种结局，对李四自己而言，都充分展示了，自作自受的般配效应，这里按下不表，再次重复两点：第一呢，将人权与主权，区分开的必要性在于，二者不仅有深度差异，而且还经常冲突，集中表现在：统治阶层动用国家主权，侵犯了某些国民的个体权益。于是乎，将它俩混为一谈，尤其是将国家主权等同于，全体国民的集体权益，既抹煞了二者的区别，也掩盖了二者的冲突，不符合事实。

第二呢，基于第一条理据，如同讨论“爱国”的话头一个样，讨论“捍卫国家主权”的课题时，也应当首先从实然视角搞清楚：所谓的国家主权，作为统治阶层的管控权力，一方面保护了，哪些国民的个体权益，因而能在和谐中，等于这些国民的集体权益，另一方面侵犯了，哪些国民的个体权益，因而与这些国民的集体权益相冲突，然后再从不同的应然视角，分别提出规范性的评判和诉求。

基于人性逻辑的要害情结，这样子的语境下，依然不是和谐的情况，而是冲突的情况，才特别值得注意：一旦出现了人伦冲突，并且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所谓“全体国民的集体权益”，就像卢梭渲染的“公意”一个样，是个字面上肥肠浪漫，实际上梦幻泡影的子虚乌有。

正因此，先将国家主权等同于，这个并不存在的东东，然后再将它凌驾于，部分国民的个体权益之上，无论应然层面，有着怎样充分的规范性理据，实然层面都是没法成立的，不是忽悠，就是误解。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