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哲學家學會

中國近代史上，“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被視為救國救民、擺脫愚昧與專制的希望。但百年過去，回望今日中國，民主依然難以落地，科學精神也大多被工具化、實用化，成為權力和利益的附庸。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人始終未能真正理解、消化西方哲學。沒有哲學的深層理解，中國文化的根基依然停留在舊有的宗法、權謀與功利邏輯中;即便表面引進了技術、制度或概念，也不過是“水土不服”，難以轉化為真正的社會價值與制度基礎。因此可以說：不學西方哲學，永遠請不進德先生和賽先生。

一、中國文化的哲學缺席

中國文化有其悠久與輝煌，但從哲學意義上講卻存在結構性缺陷。自先秦以來，中國思想雖有諸子百家，但整體仍停留在“術”與“道”的模糊層次：道家講“無為”，儒家講“禮治”，墨家講“兼愛”，法家講“術數”。這些思想多為政治治理與倫理規範服務，而非追求獨立的真理。相比之下，古希臘哲學自泰勒斯以來便直問“存在是什麼”，從形而上學、邏輯學到認識論、倫理學，逐步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思維方式。正是這種追問，使得歐洲文化中誕生了理性傳統，進而發展出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土壤。中國傳統缺少“本體論”的支撐。儒家關心社會秩序，道家偏重生命體悟，佛教雖帶來形而上學元素，但最終仍被吸收進倫理與修行的框架中。整個中國思想體系缺乏對“存在”“真理”“自由”等概念的系統追問。於是，在中國文化的深層里，既沒有“理性自由”的價值傳統，也沒有“科學精神”的思想根基。

二、科學精神的根基是哲學，而非技術

中國人在近代最先引進的是“賽先生”，也就是科學與技術。自洋務運動起，清廷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民國後大規模留學生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中國在技術層面確有趕超。但問題是，中國所理解的“科學”，始終是“術”，是器物層面的利用，而非科學的精神。科學之所以能在西方開花結果，根本原因在於其背後有哲學的支撐：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提出邏輯與因果，奠定思辨基礎;笛卡爾、培根提出方法論，強調懷疑與實驗;康德確立認識論，討論科學知識的可能性條件;波普爾、庫恩等人則持續反思科學範式與真理觀。正是這種不斷追問“科學是什麼”“真理何以可能”的哲學傳統，保證了科學不是工具，而是精神，是一套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知識體系。中國人學科學，卻不學哲學，結果科學精神被扭曲成“有用論”：研究要麼為功名、要麼為政績、要麼為金錢。學術腐敗、急功近利、造假橫行，根源就在於缺少哲學的自省與價值支撐。於是，“賽先生”來過中國，卻一直沒有真正留下。

三、民主制度的前提是自由哲學

再看“德先生”。很多中國人以為民主就是一種制度設計，可以照搬西方模式。然而，民主的前提並不是投票機制或議會制度，而是哲學上的“自由人”觀念。從蘇格拉底到盧梭，從洛克到康德，自由與人的尊嚴始終是哲學的核心主題。沒有這種哲學傳統，就不可能產生“人人平等”的政治觀。民主並不是一套冷冰冰的制度，而是一種對“人”的定義：人不是臣民、不是工具、不是附庸，而是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的個體。中國傳統思想中，“人”的概念從未被獨立出來。儒家將人視為倫理關係中的角色(父子、君臣)，法家將人視為管理對象，甚至道家佛家也多強調超越個體的人身存在。個人作為自由主體，從未在中國哲學中被承認。正因如此，即便中國引進了憲法、議會和選舉，最終也難逃變形為權力鬥爭的工具。民主制度無法落地，是因為哲學基礎缺席。

四、中國留學生與海外華人的困境

百年來無數中國留學生遠赴西方，但大多數人選擇的仍是工科、理科、商科。很少有人願意去學習哲學、政治學、神學等領域。原因在於功利心：學這些“沒用”，回國難以立足;而學理工科則容易找到工作，有經濟回報。然而，這種功利選擇恰恰使中國人失去了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機會。無數海外華人，掌握了西方的技術，卻沒有掌握西方的靈魂。他們或許在硅谷、華爾街有所成功，但在價值觀和文化認同上，依然徘徊在中西之間，既不能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也無法真正融入西方社會。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留學生群體往往對“民主”“人權”心存疑慮，甚至對獨裁政權保持曖昧態度。他們的心態其實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的拼貼：表面現代，內里封建。這樣的心態，既請不來真正的德先生，也留不下真正的賽先生。

五、五四知識分子的嘗試與半途而廢

五四運動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確實帶來了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觸和介紹過西方哲學。胡適推崇實用主義哲學，強調實驗與改造;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嘗試以歷史唯物論解釋中國出路;陳獨秀倡導自由與民主思想，借鑑盧梭和孟德斯鳩;魯迅大量翻譯介紹尼采、托爾斯泰等西方思想家。然而，五四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他們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大多停留在片段式、工具式的引進。他們更關注“哪種思想能救中國”，而不是“哲學如何系統構成西方文明的根基”。於是，西方哲學成了藥方和工具，而不是精神的轉化。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哲學引進更是被政治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唯一的“官方哲學”，但其在中國的實踐是經過高度簡化、教條化的版本。結果是哲學不再是自由思辨，而是權力的附庸。這意味着中國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從五四開始雖然有了一線曙光，但最終卻戛然而止。五四先賢若能更深入地理解西方哲學——比如康德的自由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尼采的個體意志，或海德格爾的存在追問——也許中國思想的走向會完全不同。但歷史並未給出這樣的轉折，中國最終走上的是“片段化吸收+整體拒絕”的道路。

六、當代中國留學生的價值搖擺

今天的中國留學生規模空前龐大，幾乎遍布歐美名校。但他們在價值觀上的搖擺，正好印證了“不學哲學”的後果。許多留學生在課堂上學的是工程、金融、計算機，但在生活里仍受中國傳統與功利邏輯支配。他們或許精通編程，卻難以解釋“自由社會為什麼重要”;他們能做金融模型，卻對“法治與人權的根基”一知半解。這種錯位帶來幾種典型心態：一是技術精英的功利心態，認為西方制度優劣無所謂，只要能學到技術、賺到錢即可;二是價值虛無的犬儒心態，在西方看到民主，也看到社會問題，於是得出“東西方都一樣”的結論;三是民族主義的防禦心態，一部分人雖身處西方，卻始終抱持對西方哲學與價值的不信任，甚至在留學圈內強化“愛國主義”和“文化優越感”。這些心態的共同點是：**缺乏哲學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從未真正進入過西方思想的深層世界，因此只能在表層的經驗和情緒中搖擺。

七、真正的跨越：從學習哲學開始

中國若要真正實現現代化，不能只在技術和制度層面模仿，而必須在思想和哲學層面完成跨越。這意味着：教育體系必須鼓勵哲學與人文教育，而不是唯理工、唯實用;留學政策必須支持更多青年學習哲學、政治、歷史，而不是只把他們送去工科和商科;社會文化必須承認哲學的價值，承認自由思辨是科學與民主的根源。唯有如此，中國才可能真正“請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否則，即使科技再發達，GDP再增長，社會依然會停留在封建與現代的混合體中，表面繁榮，內里虛弱。

八、結語

歷史已給出明證：五四的先賢們曾試圖引入西方哲學，卻半途而廢，最終被政治力量裹挾;當代的留學生群體，雖擁有全球化的便利，卻在價值觀上徘徊不定，失去了推動中西思想交流的責任;中國社會若仍停留在“重術輕道”的狀態，就永遠無法真正擁有科學與民主的靈魂。因此可以說：**學習西方哲學，不是奢侈，而是必要;不是附屬，而是根基。沒有哲學，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德先生和賽先生並不拒絕來到中國，但他們的門票從來不是GDP、不是高鐵、不是芯片，而是對哲學的真誠學習與吸收。不學西方哲學，永遠請不進德先生和賽先生。

從中國早年留學生看中國讀書人學習西方哲學的困難

中國自清末派遣留學生出洋以來，學習西方科學、哲學與制度的努力持續了百餘年。然而，科學在中國雖有一定成效，但哲學的理解與消化卻始終淺薄，未能真正轉化為文化的根基。這不僅是學術問題，更折射出中國知識人與社會整體心態的深層矛盾。本文試以早期留學生為線索，分析中國讀書人學習西方哲學的困難。

---

一、科學與哲學的分離

晚清以來，國人普遍奉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科學、技術可以學習，因為它們帶來看得見的軍艦、火炮與鐵路。但哲學卻被認為“虛無縹緲”，不切實際。

這一功利化的學習態度，使中國留學生即便進入西方大學，也往往專注於工科、理科，而對哲學與人文心存距離。科學被視為“救國之器”，哲學則被當作“無用之學”。結果是，中國雖能模仿西方的實驗與技術，卻缺乏對其思想根基的把握。

---

二、語言與思維的雙重障礙

哲學的學習並不僅僅是語言翻譯問題，更涉及思維方式的徹底轉變。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起，強調邏輯、概念、抽象推理，逐漸發展出形而上學傳統。而中國的思維則重在經驗、直覺與權宜，講究“中庸”“天人感應”。

當清末留學生面對康德、黑格爾的著作時，即便字句能譯出來，思想的骨架卻難以真正進入。語言只是表皮，思維方式的差異才是根本障礙。早期學者往往能“讀懂”文字，但無法跟上概念與邏輯的推進。

---

三、心態的桎梏：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中國的讀書人自科舉以來，普遍追求功名與地位，而非思想的獨立與真理的探究。他們往往希望“學成歸國”後成為“新政權棟梁”，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學習西方哲學在他們眼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哲學本應是一種追問存在與真理的事業，卻被功利化、政治化、仕途化。即使留學多年，所得多為皮毛，而非內化於心的深層理解。

---

四、嚴復的例子：翻譯康德的失敗

嚴復是中國近代最早系統介紹西方思想的啟蒙者之一。他精通英語，翻譯了赫胥黎、斯賓塞、穆勒等著作。然而，嚴復曾嘗試翻譯康德，卻最終放棄。他坦言“康德之學，深奧難明”，不僅文辭艱澀，更因邏輯體系複雜超出了他的學術準備。

嚴復最終選擇“退而求其次”，轉向更貼近社會現實、容易理解的進化論與功利主義思想。康德哲學對他而言，就像一道無法攀越的高牆。這說明，即便在翻譯能力極強的學者中，面對西方形而上學也常感力不從心。

---

五、王國維的例子：康德研究的半途而廢

王國維才華橫溢，兼通文學、美學與哲學。他早年受德文訓練，曾認真鑽研康德哲學，試圖翻譯《純粹理性批判》。然而，他最終未能完成。原因在於康德原著邏輯體系複雜，需要持續的邏輯與數學背景;另一方面，王國維逐漸轉向文學、美學與古典研究，哲學的艱澀與現實疏離感使他難以堅持。

王國維的半途而廢充分說明，中國學人面對西方形而上學時的“力不從心”。即便極有天分、語言能力極佳的學者，也難以在體系性哲學中長期耕耘。

---

六、胡適的例子：學不懂形而上學

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師從杜威，接觸實用主義哲學。他學問廣博、文筆清晰，但他對形而上學始終保持距離，自承“不懂形而上學”，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反對空洞玄想。

胡適避開形而上學，表面是出於實用主義傾向，實則反映中國學人面對抽象體系時的無力。康德、黑格爾哲學，他沒有真正深入，而是選擇貼近經驗與現實的學派。這種選擇符合當時救國圖強的急迫需求，也顯示了即使最聰明、最開放的知識分子，也難以在西方形而上學殿堂中遊刃有餘。

---

七、賀麟的例子：哲學與政治的撕裂

賀麟是中國近代哲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翻譯並介紹黑格爾，試圖在中國建立系統哲學。但他在留學期間申請加入共產黨，希望用哲學實現政治理想。

賀麟的哲學研究深受黑格爾影響，但學術動機並非純粹思想追問，而是與權力、意識形態結合。這反映中國讀書人的另一種傾向：哲學不是獨立學術，而是政治工具。政治現實不斷干擾學術選擇，使哲學讓位於政治使命。

---

八、張君勱的例子：理論與實踐的困境

張君勱早年留學歐美，接觸西方法學與哲學。他對邏輯與制度理論有深入理解，但回國後卻被迫面對法律制度建設、政務改革等實際問題。學術研究無法獨立發展，必須服務於政治與社會現實。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成為中國學人普遍困境：哲學知識存在，卻難以發揮獨立作用。

---

九、馮友蘭的例子：以中國方式解釋西方哲學

馮友蘭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試圖建立“中國哲學史體系”，並以中國方式解釋西方哲學概念。儘管成就卓著，但其方法顯示出中國學界難以完全融入西方哲學：必須經過文化翻譯、概念改造，才能被理解和吸收。這種“消化不良”也說明，西方哲學體系的獨立邏輯在中國土壤中難以自生。

---

十、整體性的困境與歷史啟示

從嚴復、王國維、胡適、賀麟、張君勱到馮友蘭，中國讀書人在學習西方哲學上面臨五大困境：

1. 語言障礙與概念隔閡：表層翻譯可行，但核心邏輯難以掌握。

2. 思維方式差異：從經義到邏輯，從類比到抽象推理，跨越巨大。

3. 功利與政治的干擾：哲學被用作工具，而非獨立探究。

4. 文化矛盾：既自卑於西方科學，又不肯放棄本土文化優越感。

5. 學術環境不足：缺乏純粹學術空間，理論與實踐常被混淆。

胡適避開形而上學，王國維半途而廢，賀麟政治化，張君勱理論與實踐矛盾，馮友蘭文化改造——這些例子充分展示了中國讀書人學習西方哲學的系統性困難。

---

十一、結語

縱觀中國早期留學生與學者的經歷，中國讀書人在學習西方哲學上存在結構性障礙。哲學的核心邏輯未能真正進入中國學人的思維體系，這不僅影響學術發展，也制約了現代文明的內化。

今天回望歷史，我們看到：若要真正學懂西方哲學，中國必須改變讀書人心態，從功利與政治束縛中解放出來，把哲學當作獨立的真理追求，而非謀取地位或服務政治的工具。唯有如此，中國才能真正跨入現代文明之門，並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