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Archer Hong Qian）

引子

有些往事，像陈年的药材，越久越能闻出味道——既有药香，也有药渣的霉气。1986年的一场小会，一位新省长的一席话，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的“难处”，并不只是治病开方的手艺，而是那只握方子、定药引的手。

1986年盛夏，南昌八一大道团省委大楼里，一场并不起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正在筹办。史忠良（省党校教务处长）、吴志远（傅雨田书记秘书）和我——当时的“中国青年思维科学院·学术奥林匹克”发起人——三人分工：史联系江西主要高校人士，吴负责邀请省直机关与媒体，而我负责研讨主题与议程。那时，我还在忙着迎接大女儿的诞生。

会议本是地方学界与机关干部的交流，没想到刚从湖北调来、任江西代省长的吴官正先生听说后，主动要来参加。他不爱接受媒体采访，更喜欢暗访民情，这回便成了我们这场会的“意外主角”。

吴先生一到场，先把拿着“长枪短炮”的记者请走：“不要搞这种东西。”接着说要听大家的意见。几位朋友发言后，他才开口。语气平和，先引用《红楼梦》里王熙凤对刘姥姥的那句：“大有大的难处。”然后，他打了个中药的比方——良医开方，不仅要讲究配伍，还得清楚在哪能抓到这些药，北黄芪、广木香、川贝、淮山，各有产地与药效；就算抓到了，还要找对药引子。最后，他说自己刚来江西，跑了一些地方，对发展有信心，还特地提到王勃《滕王阁序》里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那一口余干话，未必人人听得清楚，但他的亲民与接地气倒是让在座的人留下了印象。只是，我和朋友胡木贵后来都觉得，他并不打算动真格。吴的长处，在于能应对任何场合变化的那套话术。《增广贤文》说：“会说理都是，不会说理全无。”可在现代政治文明里，不只是会不会说，更关键的是有没有话语权。

在中国，官有特别的话语权，还特别会说；民既无话语权，也不大会说。长年在官家话术的浸泡下，不仅民被洗脑，官自己也被自己的话术困死。于是，我的一个使命就很明确——改变话语体系，不只是 Change，而是 Transformation。

十四年后，我被破例任命为江西省《双休日》杂志社社长，半只脚踏进官场，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官场尽是“人精”。他们在台上做什么、不做什么，与懂不懂无关，与好坏无关，只和直接利益相关。毛的那句话在他们心中是真理：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因此，真心想为民为国做事的人，在体制内为何那么难？难，不在“民与国”，而在“官与民”“官与国”的结构性矛盾。这个体制既官官相护又残酷斗争，成王败寇、赢者通吃，还循环取代、轮流坐庄。用三句话概括：

诚心做好事最难（如胡、赵）；

守摊子相对容易（如毛致用）；

做坏事最容易（无需举例）。

这既是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也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困境，更是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顽疾。

我为此付出了十年宝贵时光和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痛苦代价，但仍要感谢上帝，相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更清楚：中国要先成为一个正常的国——能激发国民、社区、企业或政府三大生命自组织的平衡与再平衡——才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实现**“公民—社会—政府—企业”之间的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而面对已然成型的川普式“全球化重组”，中国的突围，还得依靠体制内健康力量与制度外倒逼相结合，去解决胡温时代就已暴露、却未能破解的“结构性失衡”，尤其要破除特权阶层用民族主义话术绑架一切的惯性。

结语

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可能。制度之外的风雨，或许正是制度之内的人们重新审视“药方”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