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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向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音像证据,并导致谷寿夫被定罪
送交者: 调侃军政 2025-08-14 06:32:5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范学德


提要:现存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动态影像,是由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费奇是传播的关键人物。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胶片运至上海,并传播至美国。

谷寿夫的定罪主要基于多项证据,包括目击者证词(如费奇、拉贝)、日记、影像(马吉胶片)以及日军内部文件。在东京审判或南京军事法庭的正式记录中,从未明确使用过“京字第一号铁证”这一类编号。

我这些都是Grok3提供的资料,它是根据原始文献翻译的。

 

第一部分:是谁,向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音像证据

最近由于一部电影,我关注了这一事件。

1883年1月23日出生于苏州市的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1883-1979,中文名,费吴生),是传教士的儿子并自己也成为传教士。他能讲流利的中文。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南京分会总干事,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他留守南京城内的27名西方人之一。

1937年11月,南京即将在日军进攻下沦陷,费奇与约翰·拉贝(John Rabe,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负责人)等西方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旨在为平民提供庇护,费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任。安全区位于南京城西北部,面积约3.86平方公里,覆盖金陵大学、美国大使馆等地。

据统计,安全区在高峰时期庇护了约25万中国难民,占南京城内剩余人口的近一半。乔治·费奇日记:《My Eighty Years in China》记录了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2月期间的南京见闻,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 Magee)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拥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京街头和鼓楼医院拍摄了日军暴行的动态影像,包括日军屠杀平民和战俘的场景,强奸受害者的惨状,鼓楼医院内伤者救治的画面,展示了日军暴行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些胶片是现存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动态影像,一共有8盘,总长度约1小时

1937年12月17日,费奇在日记中写道:“鼓楼医院外堆积了数百具尸体,第六师团的士兵在此处屠杀被俘士兵和难民。马吉拍摄了这些场景。”

1938年1月2日:“马吉的摄影机记录了医院内的受害者,伤口触目惊心。这些胶片必须送出去。”

1938年1月20日:“我决定将马吉的胶片带到上海,必须让世界知道真相。”
        不错,正是1月20日,费奇决定将马吉的胶片带出南京,以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罪行。

1938年1月23日,费奇和其他13名美国人获准乘坐日本军列离开南京。他将胶片缝在大衣内,偷运出城。此举极其危险,因为一旦被日军发现,他可能被处决。

费奇在1938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上海完成了胶片拷贝,准备送往美国。这些影像将震慑世界。”

费奇在上海找到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胶片拷贝。随后,他通过香港、夏威夷等地将胶片带到美国。

早在1938年1月10日,美国《生活》(Life)杂志就刊登了南京暴行的部分影像的静态照片,标题为“War in China”,这篇文章的关键摘录(基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历史档案的副本)如下:“南京沦陷于日军,城市成为恐怖之地。传教士偷运出的照片显示成堆的平民尸体,被日军枪杀或刺刀刺死。街道上满是抢劫后的废墟和被烧毁的房屋。一张照片显示一排中国战俘被机枪集体处决。”

照片展示了日军屠杀后的尸体堆积和抢劫场景。这些照片成为西方公众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证据,引起广泛关注。其他媒体,如《纽约时报》也转载了相关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1938年费奇于3月9日抵达旧金山,随后于3月17日飞往华盛顿特区,向美国国务院官员提供了大屠杀的第一手叙述。之后,他在全美巡回演讲,向不同观众展示大屠杀的影片。在克利夫兰高地长老会教堂的演讲中,他说:“南京的毁灭是现代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日本人在两个月内持续进行抢劫、焚烧、抢掠和谋杀……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子被带出去用机枪杀害或被用作手榴弹练习的对象。最贫穷的人被抢走他们最后的硬币,失去了他们的被褥和在被系统焚毁的城市中能收集到的所有东西。数百名中国妇女遭到野蛮对待。”

1938年6月11日《旧金山纪事报》发表的关于费奇宣传活动的报道中引用了费奇的话:“我听到了成千上万妇女跪下祈求帮助的哭声,而我们无能为力。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先被撕离她们身边,残忍地杀害。然后夜复一夜,日本士兵小队入侵中立区,拖走数百名歇斯底里哭喊的妇女,遭受无法言说的侮辱。她们的命运比死亡更糟。”

 

 

第二部分:是什么导致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南京军事法庭定罪?

 

 

1946年,费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他提供了日记、书面报告和马吉拍摄的胶片作为证据。

这是费奇的证词(1946年7月):“我亲眼目睹日军,包括第六师团的士兵,在南京处决平民和战俘。街道上满是尸体,长江被血染红。马吉牧师的胶片详细展示了这些暴行。”

这是费奇部分日记的摘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城内秩序崩溃。昨晚我看到街上满是尸体,多数是平民,明显被机枪扫射。安全区挤满了难民,恐惧弥漫。”

1937年12月15日:“第六师团的士兵闯入安全区,枪杀了30名被怀疑为士兵的平民。他们的借口是‘清查’,但明显是屠杀。”

1937年12月19日:“日军在安全区内强奸妇女,昨晚至少50名女性被带走。我们无力阻止,只能记录。”

        1937年12月24日:“十天来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这是人间地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被夺走他们最后的财产——他们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块被褥(而且是冰冷的天气)、可怜的黄包车夫的黄包车;数千名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数百名无辜平民在你眼前被带走枪杀或用于刺刀练习,你还得听着杀死他们的枪声;上千名妇女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跪求你救她们免受野兽的侵害;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你的旗帜被扯下和侮辱,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你的家被抢劫,然后看着你所爱的城市和你计划奉献最好的机构被蓄意系统地焚烧——这是我从未设想过的地狱。”

1938年1月10日:“日军在下关屠杀数千人,尸体被抛入长江。我亲眼看到血流成河。”

1938年1月15日:“安全区报告统计了至少2万起强奸案件,第六师团是主要肇事者之一。”

这些被编为东京审判的324号证据,其中包括:1)、费奇的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规模和细节。2)、马吉的胶片,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证据。3)、其他安全区成员的报告,如约翰·拉贝的日记和魏特琳的记录,相互印证。

影响:1)、费奇的证词和证据帮助法庭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系统性和严重性,直接支持了对日本战犯的指控,包括对谷寿夫(第六师团师团长)的死刑判决。2)、他的证据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奠定了战后历史研究的基础。费奇的日记和胶片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核心史料,被广泛引用在学术著作、纪录片和纪念馆展览中,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虽然谷寿夫没有在东京审判受审,但324号证据在南京审判中被引用,结合其他证据(如中国证人李秀英等幸存者的证词),证实了第六师团的罪行。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在黄埔路“励志社”大礼堂开庭审判谷寿夫(第六师团师团长),因其部队在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中实施屠杀、强奸和抢掠,被控战争罪和反人类罪。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请注意,无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1946-1948年),还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原始的正式记录中,从未明确使用“京字第一号铁证”这一术语。

特别注意,所谓罗某的照片,并未见于谷寿夫审判的正式记录。提交相册的故事也从未见于主流历史文献(如南京军事法庭记录、东京审判档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档案)。更没有确凿史料证明有这么一本“相册”作为谷寿夫定罪的单一“铁证”。至于谷寿夫在庭上因照片“面色骤变,慌乱不能自持”,从未见于法庭记录。

谷寿夫的定罪主要基于多项证据,包括目击者证词(如费奇、拉贝和中国幸存者)、日记、影像(马吉胶片)以及日军内部文件。再次提请特别注意:审判核心证据来自多方,而非单一相册。即使马吉胶片截图的照片证据,在审判中也只是起辅助作用

也许这些都是假的,那就骂Grok3吧,瞎编,你就瞎编吧。

2025.8.9至13

参考文献:

费奇日记:《My Eighty Years in China》,George A. Fitch,1967。

约翰·马吉胶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档案,编号JMD-001。

《生活》杂志,1938年1月10日,“War in China”。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324号证据,1946。

费奇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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