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总统合影 © Getty Images

佐里格特·达什多尔吉 (Zorigt Dashdorj) 周五 (8月8日) 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发表观点：如今，政治紧张局势和地缘战略竞争对贸易决策的影响远大于经济理性或市场效率, 战略竞争超越经济竞争。他还认为: 领导人的个性日益决定着联盟中难以预测的变; 贸易壁垒服务于政治目标，而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利益;  大国冲突如今在全球战略中掩盖了经济逻辑。

“不确定性”目前是一个热门词汇，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和经济分析师的词汇中。然而，全球总体趋势相当确定，并且指向一个方向：一场大国斗争。

关税变化、债券市场波动或供应链重新分配等细节，为那些依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来制定日常决策和交易的商人们制造了烟幕。突如其来的变化可能会迅速摧毁进步。

在地缘政治中，战争和冲突似乎也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美国6月份干预以色列-伊朗火箭袭击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近几个月频繁的动荡被许多人描述为“不确定性”。

然而，地缘政治观察家们意识到，形势正在不断变化，并具有四个特点。

战前而非冷战的动态

首先，当前的世界局势更像二战前，甚至一战前，而非冷战及其“战略稳定”时期，即在相互保证核毁灭的威胁下争夺意识形态霸权。如今，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制衡美国，而美国本身也在努力重申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各自为政。这使得局势比冷战时期更加动荡和危险。加剧的不安全感又加剧了军事化和军备竞赛。

随着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两国都在增加自身在共同繁荣中所占的份额——开始意识到彼此是竞争对手和对手，相互对抗对方的力量和影响力，去风险化和脱钩成为常态。战略对手很难依赖对方的供应链。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唐纳德·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对印太联盟的关注，以及拜登政府维持川普对华强硬关税政策，都是这一战略转变的关键标志。

川普政府对华关税更多地反映了地缘政治对峙，而不仅仅是旨在鼓励国内生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无论当前关税边缘政策的谈判结果如何，为确保社会关键产品（甚至不一定是军事产品）不被扣押而去风险化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同样，可能提升对手潜力的技术交流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因此，川普政府第二次对华加征关税，与其说是旨在鼓励国内生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正如人们经常描述和理解的那样），不如说是地缘政治僵局的反映和工具。

这正是许多经济分析人士在讨论近几个月事件时存在误解的本质。他们倾向于评估经济原因和影响，而忽视了近期事件的驱动力：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

类似于日本崛起和随后停滞的模式

其次，当前的事件似乎反映了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崛起成为美国最大出口国的时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美国制定这些政策是为了应对日元“不公平”的贬值，日元贬值支撑了日本出口产品的廉价。最初，日本和美国同意自愿出口限制，以便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重组和提升竞争力的时间。与此同时，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美国投资生产，日本自身也降低了非关税贸易壁垒，以放宽美国进口产品的准入。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华盛顿当前关于美国与中国、欧盟、日本等国贸易关系的言论相呼应。

川普总统及其官员强调汽车和钢铁进口及其对当地生产和就业的影响并非巧合。无论其经济合理性如何，其逻辑与四十年前并无二致：这些行业的工人受到廉价进口产品的影响，这转化为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或北卡罗来纳州等对美国选举至关重要的州的政治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界对加征关税的反对和批评相当温和，主要集中在国内价格上涨，而不是将这些行动归咎于整体战略或缺乏战略。

由于川普关税政策的根源在于政治而非经济，任何关于这些行动的福利效应的讨论很可能对制定这些行动的人的盘算影响甚微。与越南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都不会导致美国南大西洋沿岸的虾价更低，在德克萨斯州畅销的底特律汽车在日本或德国的销量也不会更好。相反，这些政策实现了针对那些要求采取此类行动来保护当地市场的特定选民的政治目标。

美国钢铁公司伊利诺伊州花岗岩城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听取川普总统的发言，反驳有关其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正在损害美国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批评。 © Getty Images

回顾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原计划为期三年，但实际上持续了13年，直到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才宣告结束。尽管谈判是由美国、日本和欧盟等盟友之间进行的，发展中国家也只是偶尔插手，但谈判本身却持续了八年。

自愿限制的结束恰逢日本汽车制造商完成在美国的生产建设之时。与此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2年签署，并于1994年生效。此外，最初于1986年创建的欧洲单一市场于1993年正式成为欧盟。这些并行的发展趋势，让我们感受到全球化力量的汇聚，最终导致了保护主义的消亡。它们也为当前贸易壁垒的趋势将持续多久提供了线索。

川普时代贸易谈判的结果很可能取决于地缘政治竞争。如上所述，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主要是在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由志同道合的盟友达成的。相比之下，当今经济政策的驱动力是地缘政治竞争，并辅以国内权宜之计，而这种竞争，而非对效率和利润的追求，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决定政策方向。

中国脆弱且面临风险

第三，中国已经感受到房地产价格和债券收益率的螺旋式下降。任何试图对北京施加某些限制的迹象都可能被中国领导人解读为试图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并将其推入通货紧缩的螺旋，类似于日本的“失去的十年”。这种地缘政治暗流将使与美国及其盟友的谈判变得复杂。

欧盟对美国关税的反应至关重要，因为布鲁塞尔可以成为多边谈判的发起者和中介。欧盟的初衷是通过扩大贸易来促进和平，因此该组织或许在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都适合承担这样的任务，尤其是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领导人的个性，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政策，都至关重要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对当前贸易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传统分析往往高估了现有机构的影响，而忽视了领导人自身个性的影响。

这种从以政党和机构为中心的领导模式向以人为中心的领导模式的转变，通常是在川普总统身上讨论的。然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初被认为是循规蹈矩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是某种“自由主义改革者”，但后来却被视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领导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领导人，而不仅仅是机构。

近期证据表明，即使在最稳定的制度环境下，这样的领导人也能彻底改变联盟，并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政策的方向。他们的言论、过往经验和不断变化的世界观，在这个地缘政治联盟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影响深远。对大国决策的个人、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通常是国际关系和国别研究人员的职责范围，被经济学分析视为“不科学”——却无法基于制度工具进行分析。在当代政治辩论和商业领域，应该更加重视这一“不科学”的现实。

事态发展的可能

可能：地缘政治竞争将超过经济

展望未来，商业世界将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地缘政治风险。目前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大多缺乏这方面的考虑，并未将其视为一种主导的长期趋势，而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补充考量。

总体而言，尽管不确定性似乎是当今的主导词，但总体趋势却显而易见。大国将继续降低其供应链的风险，并将其部署在更安全而非更高效的目的地。这将影响从敏感技术到食品等所有领域。鉴于此，任何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关税谈判和政策都将需要时间，并且持续时间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要长。

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风险将日益超越经济效率，而经济政策——尤其是关税和贸易壁垒——将更多地被用于政治目的。制裁、反制裁或仅针对竞争国投资者的法律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广泛地被使用。

不太可能：彻底脱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隔离之墙将势不可挡，也不意味着障碍将变得难以逾越，最终形成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集团。

合理的基准假设是，全球化正在被民族主义取代，成为一种主导趋势。这种转变被认为受到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化和社交网络平台的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机构正在走向衰落，而其他一些机构则正受到其创始人的削弱。秉持这种逻辑的人认为，即使是北约和欧盟也需要重新定义其使命。

在时事分析中，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方面的代沟问题被低估了。当今的世界领导人及其选民代表了冷战时期塑造的几代人及其经历。然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未来的领导者）很快就会以他们自己的视角来定义全球政治。

在冷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更均衡的方式见证了全球化世界的好处和弊端，将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更有可能选择“轻度全球化”模式：减少劳动力、贸易和金融的流动，但仍能提供稳定的社会转型。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意识形态阵营被铁壁隔开的时代——相反，这很可能是一个全球化程度更低、暴力程度也更低的世界，不像现在看起来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