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 李 郡

疫情结束后，中国社会经济面临多重压力：企业订单减少、失业上升、青年“躺平”不婚不育，家庭和政府债务高企等。要破解这些难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外改善中美关系，对内适度贬值人民币。

人民币适度贬值，不仅可以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提升企业订单和就业机会，还能通过相对价格机制，降低房价、减轻家庭负担、扩大消费能力，进而带动经济复苏与人口回升。

一、高房价压垮企业与实体经济

疫情后，外资企业和大量私营企业纷纷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这种产业链外迁并非仅因疫情，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生产成本，特别是房价过高。

在沿海发达城市，房价已远超许多发达国家，房租高企，导致企业用人成本上涨，生存压力加大。高房价传导到实体经济，推高原材料、物流、人工成本，企业难以盈利。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的低房价、低物价、低工资，中国曾是全球资本青睐之地，如今则吸引力不断下滑。

因此，适度贬值人民币，相对降低房价、提高工人收入，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抢回国际订单的重要举措。

二、高房价抑制人口再生产

近年来，中国人口持续下降，新生儿数量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幼儿园、中小学关闭或合并。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根本原因是经济压力大，而房价是最大负担。

目前，中国房价既非市场规律使然，也并非真实供需所致，而是长期人为推高的结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通过舆论导向制造“买涨不买跌”的恐慌情绪，令房价虚高。

同时，大量楼盘烂尾、闲置，形成“鬼街鬼巷”，而年轻人却买不起房。这种结构性错配既抑制了消费，也影响了生育意愿。

如果不解决高房价问题，未来中国人口将急剧减少，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通过人民币适度贬值，提升居民收入、降低购房压力，才能激发年轻人对生活的信心，恢复正常婚育水平。

三、高房价诱发金融系统风险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矛盾集中：一方面市场供过于求，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项目烂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依然催生新项目，加剧恶性循环。

部分地方政府为缓解债务问题，依赖银行贷款输血开发商，造成银行呆账风险上升。一旦楼盘卖不出去，不仅项目搁浅，还形成巨额坏账，引发社会抗议和维稳成本上升。目前维稳支出已超过军费，可见问题严重。

地方政府应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摒弃“靠盖房拉动GDP”的短视做法，从制度上遏制房地产过度膨胀，真正落实“房住不炒”政策。

四、贬值人民币，是破局之钥

解决房地产带来的系统性问题，必须从宏观经济政策入手。通过人民币适度贬值，一方面能提升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间接压低以人民币计价的房价，提高住房可负担性。

同时，通过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家庭预期。只有当年轻人拥有稳定收入、有房可住、生活压力小，才会有结婚生子的意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若不主动调节汇率与收入结构，任由高房价与高杠杆经济继续膨胀，不仅房地产危机会爆发，还将带来人口危机、金融风险、社会信心滑坡等系统性连锁反应。

结语：回归民本，重启信心

高房价是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掣肘。它不仅压制实体经济发展，挤出家庭消费，还严重影响人口结构和金融安全。其根源在于过去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而出路在于逐步去泡沫、提升收入、释放消费力。

贬值人民币，既能增强出口竞争力，又能实现房价“软着陆”，让更多家庭实现“有房可住”，推动人口增长与社会活力复苏。更重要的是，这条路径可以为中国打造一个可持续、健康、充满希望的未来社会。

民众希望的不是表面的GDP数字，而是真正能生活安稳、有尊严、有希望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