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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還是俄:誰來制定人工智能的道德準則? |
| 送交者: 一槍中的 2025-08-07 05:56:16 於 [世界時事論壇] |
專制政府正在論證其社會不應被迫接受嵌入人工智能系統的西方價值觀(蓋蒂圖片社) 尼古拉斯·莫里森 (Nicholas Morieson) 周二(8月5日) 在發表評論:相互競爭的大國正在將自身的價值觀嵌入人工智能,並策劃國家支持的“文明種族”敘事。 誰來決定人工智能中嵌入哪些價值觀?這個問題可能很快就會比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你的工作更重要。ChatGPT、Claude、Gemini 和 Gro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正在成為獲取知識的默認門戶。隨着人們首先(通常是最後)向它們尋求信息,這些系統將塑造人們可以說的內容,並隨着時間的推移,塑造人們可以思考的內容。它們的答案反映了嵌入人工智能系統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決定了哪些觀點會被放大,哪些觀點會被壓制,以及政治事件如何被構建。 在美國和歐洲,這些價值觀受到質疑,但大體上受到個人權利、多元化和言論自由傳統的影響。各公司在人工智能中嵌入的價值觀各不相同。例如,OpenAI 的 ChatGPT 謹慎且以權利為導向,而埃隆·馬斯克的 Grok 則採取更自由主義、言論自由至上主義的方式。然而,所有這些公司都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運作。 與此同時,華盛頓日益將人工智能領導力視為地緣政治和文明競爭的前線。成功與捍衛“美國價值觀”息息相關,包括言論自由和人權,歷屆政府都堅信,美國私營企業的創新能力將超越專制國家及其以國家為中心的人工智能發展模式。 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 (NSCAI) 成立於 2018 年,旨在滿足“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它將人工智能競爭定義為一場需要“擁抱”的全球“價值觀競爭”,並明確點名中國。 2021年,兩黨參議院法案相繼出台。參議員馬丁·海因里希和羅布·波特曼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表示:“只有當人工智能的研究、創新和應用植根於美國價值觀……倫理和安全時,美國才能在人工智能領域占據領導地位。” 歐盟大體上認同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但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主導地位持謹慎態度。布魯塞爾認為,美國的人工智能系統明顯反映了美國的優先事項,尤其是硅谷的商業文化及其對美國“文化戰爭”的參與。通過《人工智能法案》,歐盟旨在將歐洲價值觀,包括尊嚴、隱私、透明度和預防原則,融入人工智能系統。歐盟提出的人工智能主權將確保歐洲使用的技術反映其對自由主義的解讀,並擁有比美國模式更強有力的保障措施,以防止損害。 中國:人工智能是文明的責任 在歐洲之外,對美國製造的人工智能系統的抵制也更加強烈。威權政府已經在表明,他們的社會不應該接受嵌入人工智能系統中的西方價值觀。例如,中國共產黨堅持人工智能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維護和諧、穩定和國家安全。這被認為是保護中國“五千年文明”免受“數字殖民”和“西方思潮”影響的必要條件。
各公司在人工智能中體現的價值觀各不相同。例如,OpenAI 的 ChatGPT 就謹慎且注重權利。(Jonathan Kemper/Unsplash)
中國的人工智能治理與其更廣泛的信息控制和國家安全法體系深度融合。開發者必須向有關部門註冊算法,通過安全審查,並過濾政治敏感內容。例如,中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會拒絕用戶關於天安門廣場、台獨或黨的領導人的查詢。一些模型被設計成將對話引導回“積極”的話題,例如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或傳統文化。在國內,這被視為道德責任,確保人工智能反映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價值觀,而非外來的西方規範。在國際上,北京認為每個國家都應根據自身價值觀發展人工智能,拒絕普世價值的理念。 俄羅斯:人工智能作為文明防禦 俄羅斯同樣拒絕將自由主義規範視為普世價值,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植根於正統教義、傳統價值觀和中央集權的“國家文明”。外國人工智能系統被描繪成西方意識形態影響的潛在載體,威脅着俄羅斯的文化完整性和政治穩定。 俄羅斯的人工智能治理與其“主權互聯網”原則緊密契合:強制國內數據存儲、通過算法過濾屏蔽“有害”內容,以及與國家監控系統整合。這些規則構成了更廣泛的法律的一部分,這些法律限制言論自由,並遏制關於LGBT權利、政治自由和新冠疫情等敏感問題的辯論。其他措施則侵蝕了隱私和網絡安全,使得俄羅斯的任何數字通信都無法免受國家干預。克里姆林宮將這些控制措施描繪成捍衛俄羅斯文明免遭意識形態顛覆的必要手段,從而將數字威權主義重塑為愛國義務。 多元化的人工智能未來 人工智能治理已經超越了技術爭論,而日益成為一場關於哪一套價值觀將定義言論和政治想象界限的競賽。 誠然,美國價值觀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許多國家拒絕接受將美國規範硬性植入人工智能系統的想法。他們希望防止美國化,並希望看到自身規範體現在技術中,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威權政府常常將這種渴望描繪成文明的必然,以此為審查制度辯護。通過將人工智能視為其文明的延伸,他們可以封鎖外國影響力,使審查制度合法化,並將國內信息管控描繪成愛國或道德必需品。在中國和俄羅斯,這種論調鞏固了監控、審查制度以及與國家結盟的人工智能發展。 隨着人工智能治理被鎖定在這種框架下,我們將進入一個碎片化的數字世界,每個領域都有各自的可接受言論界限,並由政治強權強制執行。因此,危險在於,“文明衝突”的框架本身就構成了體系架構,將政治言論轉化為全球數字秩序的硬編碼現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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