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洪来：戎先生问我，中国为什么接二连三地推翻当政者，却始终未能实现民主自由呢？ 本人简答如下：一个是许成钢先生讲的：中国没有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什么都要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统一决策，整个社会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怎么可能有民主？连“官主”都没有，何谈民主？解决的办法：中共政权垮台后，中国一定要进行文化重建，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实行民族和地方独立自治。只有让各民族、各地区能够独立自主了、各级官员能够自主决策、自主管理、各司其职。只有先放权给当官的，才能够再放权给老百姓。

戎小捷：吕洪来一共提了三个办法来破除大一统的观念。1、文化重建。2民族和地方自治。3、先放权给官员，再放权给老百姓。

我们先来说民族和地方自治，也就是联邦制。我们还是先看历史事实。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那么多次的中央朝廷的垮台，出现过那么多次的地方分裂，为什么一次也没有导致联邦制的诞生？为什么每次都导致列国混战或军阀混战？最好的结果也是几个势均力敌的地方军阀武装割据，造成事实上的分裂。而欧美诸国，为什么能相对容易地建立起联邦制的统一国家？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欧美是市场型文明，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国家，主要是靠强大的统一的市场系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这种市场文明来说，弱势的行政系统（政府）是统一还是自治，是搞中央集权还是搞联邦，在他们那里，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事，怎么都行。而若是一个理念型的文明（教俗文明），则决不能搞中央集权制。它们只能要么分裂，就像当代的阿拉伯诸国一样；要么实行联邦制，就像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或现在的印度那样。但中国是一个行政型的文明或国家，无法实行联邦制。一旦实行联邦制，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并进一步导致列国混战（典型的如周朝历史），最次也会导致地方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统一的市场经济根本就建不起来。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又确实弊病太大，它导致僵化、腐败、内耗，导致假话、空话、套话横行；即使是中央基本正确的决策，在不可避免的层层放大或层层缩小的机制下，也会搞得南辕北辙。因此，我才主张中国应该搞半周半秦的体制。这样既可以保持统一、防止分裂，又可以防止僵化、腐败、内耗。

    再说关于向下放权的问题。不知道吕洪来先生指的是哪方面的向下放权？是全放还是半放？若指的是人事任免的向下“半”放权，则我举双手双脚赞成。若仅仅指的是事权和财权方面的向下放权，则无论是全放还是半放，意义都不大。实际上，自1949年建国后，中央曾有过三次大的向下放权：一次在58年大跃进时期，一次在文革时期，另一次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但这三次放权，都是向下放事权和财权，结果或者造成混乱，或者造成地方富有、中央无钱。我研究的结论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央只在事权和财权上放权，而没有在最关键的人事任免上放权，结果自然就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有鉴于此，我才反复提出要在关键的人事任免制度上进行改革，推行双向任免的新体制，在此基础上，财权和事权向下放，才会有效。

    最后重点讨论一下吕洪来所强调的文化重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历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及现在的许多网友，例如陈家梁子，也都认识到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使是写了600多页《制度基因》的许成钢，他最后的落脚点，也是要进行新一轮的启蒙运动，要通过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基因，并进而实现民主转型。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历史事实。自清朝被推翻后，中国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文化重建工作：一次完全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由基本掌权的国民党发起的，即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另一次是由完全掌权的共产党发起的，即文化大革命。尽管三次文化重建的指导思想并不相同，所要建立的新文化内涵也完全不同，但要打倒旧文化则是一致的。结果呢？全部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文化说到底，是要和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变，文化自己不可能改变，至少不可能巨变。反过来也一样，文化不变，制度自己也不会改变，至少不会巨变。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或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粗略地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先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的文化，再来建立新制度；还是先改变中国的旧制度、中国的旧体制，再来建立新文化的问题。许成钢和陈家梁子等是主张前者，主张先改变观念的；而我和吕洪来是主张后者，主张先改变制度的。但我和吕洪来又有根本的不同：吕洪来先生是主张完全推翻旧制度，然后再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文化；而我则主张改革旧制度，或说先建立一种半新半旧的体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先建立起一种半旧半新的文化。我的理由是：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民国初年已经建立起了全新的宪政民主制度，但由于没有新文化配套，或说新制度和原来旧制度反差太大、新文化和原来旧文化反差太大，最后无论是新的宪政民主制度、还是新的自由民主文化，统统没建立起来，统统失败了。

因此，我想，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半新半旧的制度，半周半秦的体制，总之和旧制度反差不大，是不是更容易成功呢？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半新半旧的文化，一种和半新半旧的制度相配套的文化，一种反差不大的新文化，是不是也更容易成功呢？我认为，是更容易成功的，起码阻力会大大减少。

具体来说，旧制度中的一党制、公有制（国有制）可以不去动它，只把过去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改为低度的或适度的中央集权体制。而旧文化中的大部分，如儒家、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中大多数基本观念都可以稍加变通就保留下来。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观念、大公无私的观念、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集体主义的观念、公有制的观念，平等的观念等等，都可以基本保留不动。需要彻底根除的旧文化，只有一个法家的思想与观念。法家的理论，是为高度集权的秦制服务的，它主要是一种权术。秦制消失后，法家思想、法家权术会自然消失，只保留在历史的典籍中，供人唏嘘。

最后总结一下：其实，无论是原有的儒家、法家、佛家，还是后来的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它们本质上都是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为行政系统的中央集权体制服务。而中国两千年来的各种灾难，当代建国后，前30年出现的几次大灾难和后45年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其实，也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造成的，都是这种只对上面负责、只为上面服务的机制造成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改变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那么，这些与旧体制相配套的旧文化就永远不会消失；新文化就永远建立不起来，无论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新文化，还是说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宪政文化，都不会建立起来。我之所以反复强调推行半周半秦的体制、或低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就是因为只有在这种半新的体制下，才能彻底消除那些过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灾难，也才能彻底根除那些只适应秦制的旧文化；也只有在半周半秦的体制下，适应这个半新半旧体制的半新半旧文化（没有法家的那一套），才能逐渐建立起来。至于全新的西方文化，则由于中国没有类似的制度基因，现在是决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详见许成钢的《制度基因》）。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将来半周半秦的体制也不尽人意，确实需要向西方式的全新体制过渡，那时，我们再从半周半秦的体制出发，是不是也能更容易地过渡到全新的西方体制呢？一句话，我们现在先实行半新半旧的、半周半秦的、两权共享的体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啊；而且也是现在的执政党有可能接受的呀。

好了，不再罗嗦了。再次感谢吕洪来先生及陈家梁子等网友们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