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

大概由于东人西人，人性逻辑相同的缘故，不仅汉语的“法”，而且西文的“法律”，都与“正义”保持着，直接的语义关联，如《尚书·康诰》里的姬旦说：“用其义刑义杀”，我大汉的高诱，解释《吕氏春秋·贵公》的“遵王之义”时，强调“义，法也”，密尔则指出：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中的“正义（justice）”，词源学上的意思是“遵守法律”等，进一步佐证了，下面的道德元理：政治与法律，由于统统源于正义的缘故，构成了没法分割的两位一体，不是？

不过哈，尤其西学，这问题上有个严重的偏差，就是琢磨法律与正义的互动时，不是把正义当成法律的根源，反倒把法律当成正义的标准，如同认为“正义”在于，“遵守法律”那样子，其源头呢，还能追溯到，苏格拉底那里，因为他已经通过自取灭亡的人生悲剧，充分显摆了：“守法者才正义，违法者就不义”的理念，业已下面的意思了：符合法律的行为才是正义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就是不正义的……

理论上更清晰的一段话，是霍布斯讨论，人人开战的“自然状态”时说的：“这里不会有，任何不正义的东西，因为还木有，正当与不正当、正义与不正义的理念。木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不会有法律；木有法律的地方，就不会有不正义”，由此彰显了，从政治权力到法律制度，再到正义理念的逻辑演绎。本篇的任务，就是要批判性地论证，这种说法属于因果倒置，实然层面根本站不住，嗯哼。

首先呢，照《人性逻辑》所讲，单一的个体，即便像鲁滨逊那样子，处在典型的“自然状态”下，碰上好好冲突，也一定会依据，自己的权衡比较、主次定位，形成正当与不正当的理念，并拿这个当标准，评判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可以接受。

其次呢，照前面所讲，原始时代尽管木有，严格意思上的法律条文，但不管是原始人群，还是氏族部落，或是氏族部落之间，只要有了人伦冲突，人们都会依据，自己的权衡比较、主次定位，形成正义与不正义的理念，并拿这个当标准，评判自己和别个的行为，是不是可以接受——亦即是对的还是错的。

说白了，霍布斯界定“自然权益”时，给出的另一段话：“合乎理性的自我保全之道，就是先发制人，运用武力或机智，控制一切能够控制的人，直到没有力量危害自己”，正是站在益己主义的应然立场上，主张：我先下手搞你，就是正义滴；否则的话，我要是不先下手，反倒不正义咧……

说穿了，要是明白了，“正义”在于维护“权益”，这条并不深奥的道德元理，就不会像霍大师那样子，承认“自然权益”的同时，又否认绑一块的“自然正义”了。这个意思上曰：有木有正义与不正义的理念，压根不取决于，有木有法律条文，而仅仅取决于，有木有人伦冲突，并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

最后呢，同样照前面所讲，一旦“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的冲突，到了没法收拾的严峻地步，为了维系可以接受的人伦秩序，就会冒出比别个高一头的强人来，依据自己认同的，正义与不正义理念，先是凭借强势的权威，立起这样那样的习俗惯例，然后凭借强势的权力，制定这样那样的法律条文，迫使别个也用它们当标准，评判人际行为的正义不正义。

这个意思上，的确可以说：“木有权力的地方，就不会有法律”，因为所有法律，都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依据自己的正义理念，先行制定出来，再通过相关机构，特别是国家机器，落实到社会生活中的，他律强力规范，用来约束无权力者，不许他们的行为，随意任性地突破，据此设定的底线，把社会秩序搞得一团糟，亦即《释名》精辟指出的：“法，逼也；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趁机插句嘴哦：西方某些法理学家，包括但不限于：博登海默在内，居然把法律试图，确保人伦正义的“实质性目的”，与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使命”，分开来考察，却木有看到，二者实在是两位一体，没法分割滴，也很有点搞笑，不是？

实然看，正义理念—政治权力—法律体制的道德逻辑，还能这样子，翻来覆去地讲：一方面，统治者凭借政治权力，把正义理念转换成法律条文，强制被统治者服从；另一方面，只有能把正义理念，转换成法律条文，再诉诸政治权力，落到实处的人，才有资格号称统治者。否则的话，要是你空有正义理念，甚至还转换成了，纸上的法律条文，可就是没法诉诸政治权力，付诸实施，那无论你内心深处，怎样意淫自己，号令四方，母仪天下，也不过是个被统治者。是谓同义反复，嗯哼。

如此聪明水灵，霍大牌怎么会把，这般简单的伦理链条，弄颠倒了，将正义理念放在了，法律体制后面呢？原因千万条，一条最重要：这样子貌似就能符合，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从而为克服“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的人际歧异，提供一个客观性的标准，免得大家统统以为，自己最正义，结果乱了套。不妨由此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子看重“自然法”：还有神马能比，源于自然人性的法律，更能让正义标准，对所有人都有，不能抗力的客观性的呀？

说破了，认知理性精神的浸润下，整个西方学界，仿佛都有这样子浓烈的，潜意识倾向，好像不给道德价值，特别是正义理念，找个客观性的基础，就没法消解，林子大了的鸟效应，最终达成人人一致，共同契约，共同权力，美美与共的理想目的，后面还会专论。

在此只想指出一点：尤其在伦理领域，恰恰是人们的主观价值理念，首当其冲的又是，有关正义的主观价值理念，发挥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以致可以说，一个国度里，统治者主观上，有什么样的正义理念，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确立和实施什么样的法律体制，毫无悬念，不是？

这样子瞥，下面这个经常被，规范性地理解和利用的命题：“任何社会的法律体制，都是统治集团意志的集中体现”，实然层面就能成立了，从而清晰展示了，正义、政治、法律等，统统要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谈不上客观的典型特征：法律条文永远是，当权派依据自己在道德方面的，自由意志和正义理念，颁布出来，再诉诸他律暴力的赏罚机制，迫使无权者特别是异议者，遵守的人伦规范。

友情提醒一声：这里说的“当权派”，包含范围很广哦，既能指【独裁予一人、一小撮贵族，也能指立法院成员、大多数民众……。不好意西哟，亲，当头棒喝一棍：由于林鸟效应的深度作祟，这个词唯独不可能，如同霍布斯、卢梭、罗尔斯等人，拼命渲染的那样子，是指一个也不能少的全体国民……

于是乎，《商君书·修权》曰过的：“法者，国之权衡也”，实然层面也能成立：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了，种种法律条文后，就将原本只是自己，主观意志中的“自以为义”，凌驾于被统治者持有的，一切歧异性的“自以为义”之上，强制他们放弃自己的主观意志，按照法律体现的“国家意志”，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从而使这些法律条文，成为所谓的“国之权衡”，文言又叫：“治国无法则乱”：整个国度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普通民众，但凡打算干点啥事事情，都要拿这些法律条文，权衡比较一番，不可越出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国家机器的暴力惩罚，嗯哼。

有趣的是，这个词组中，貌似还潜藏着一根，兜圈子的语义循环链条：从动词的“权衡”（对好坏的评判比较），进展到“权益”（通过权衡指认的，人伦冲突中的正当），再进展到“权力”（强制他律地实现权益的力量），最终又回归名词的“权衡”（凭借权力设定的正义标准），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法律的特定本质。

反讽的是，无论原初动机如何，西学以颠倒因果的方式，强调的“法律定正义”，都会产生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后果：附和所有的统治者，不管他们的规范性立场如何，将社会中现行的法律条文，当成评判正义的客观标准，从而要求异议者们，放弃自己的正义理念，如同老苏那样子，自觉服从“遵纪守法”的原则。

正因此，即便像霍布斯那样子，诉诸客观理性的自然法，最终也难免走上歧途，断言独掌利维坦的予一人，本身就是正义的象征，对其他所有人都有，生杀予夺的合法权力，而任何人要是违反了，将所有权益转让给他的全民契约，却属于不正义。

结果吔，撇开应然层面的弊端不谈，“法律定正义”的立论，实然层面已然掩盖了，一个至关紧要的事实：被统治者在主观意志中，同样拥有自己的正义标准，虽然没法把它们转换成，暴力支撑的法律体制，却能凭借这些标准，将现行法律条文，评判成不正义的，从而引出了，学界所谓的“恶法”话头。

说句不中听滴：哪怕一元自由主义的社会下，被统治者，亦即普通的民众中，依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异议者，把不可害人—尊重权益的法律条文，看成不许他们从心所欲，剥夺他们自由权益的“恶法”，不是？

这个意思上讲，尽管任何国度都有，这样那样的法律条文，尽管许多国民都会依据它们，评判人际行为是不是正义，但这肯定不等于说，只有依据法律，人们才能形成正义的理念，否则就找不到，正义标准的北了。相反哟，事情的真相是：任何法律条文本身，都分析性地蕴含着，制定者的正义理念，并因此才能在付诸实施后，成为许多人评判正义的标准，发挥着“国之权衡”的效应。

换个方式曰哈：只要拒绝倒果为因，坚持顺着因果链条，与其说“法律定正义”，不如说“正义定法律”；与其说“木有法律的地方，就不会有不正义”，不如说“没有正义理念的地方，就不会有法律”。

最后放枝冷箭：实然瞅，眼下无论务虚的法学界，还是实操的法律界，相当流行的那个说法：“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也是从法律定正义的谬论那里，演变过来滴，把为了遵循正当程序，达成实质正义的程序正义，尤其是法律条文的，种种抽象性的形式化规定，反过来凌驾于，它原本要服务的那个东西，妥妥的喧宾夺主，鹊巢鸠占，让手段成目的。不过哦，限于本系列的定位，应然视角的批判，还是留给《正义启明》哈，各司其职么。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