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昨貼歷數當代美國總統，漏掉了一個小布什，今天網見他跟奧巴馬出來說話，於是扯上話頭聊聊他與九一一，老布什與這個兒子構成一個「布什王朝」，但是小布什委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任上遭遇九一一恐攻，當時他正訪問一個學校，秘書過來跟他耳語，他神色鎮定，嗣後發動兩場反恐戰爭，進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軍損失慘重，卻並未一舉解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反美反西方威脅，反而令中東廢墟化，不過，布什家族值得議論的話題是——

一、南方保守党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看邓小平一针见血：“他属于《旧约全书》那种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价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板布什总统，却给这位“六四屠夫”发去一封含情脉脉的长信。6月3日晚，军队开始进攻北京，布什即去电邓，但没有找到人；也有一种说法，邓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什受到国会强烈声浪的冲击，要求总统立即同北京断交，召回驻华大使，并采取总统所能做到的最严厉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从北京发来电文：“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什致长信给邓，信中充满了感情与恭敬措辞，表示他本人不愿介入中国内政，并尊重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差别。布什表示愿意作为朋友般展开谈判解决纷争。

随即布什秘密派遣斯科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贝格访问北京，并煞费苦心，为了瞒住媒体，对通信和专机作了严格保密措施，两人自带报务员，乘坐经过伪装的C-141，像一架商用运输机，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个小时直飞北京，7月1日到达。他们向邓小平解释布什所受到的压力，要求邓合作，并强调美国的制裁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并非永久性的。邓小平的态度是我才不勒你们那一套呢，极其强硬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内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中国却别有深意地发表了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举杯祝酒的照片，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中，就说布什跟北京屠杀学生的人合作，令布什付出了代价。当年布什还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机给中国。

然而肉食者之间也是要掐的。舆论说布什有一招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邓小平输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蛮頇，但是美国也不能跟你玩这一套野蛮的。

德州佬是要帮四川佬还是要坑他，全凭你怎么看，但是这种纯粹的肉食者“友情”显然被美化了，老布什乃是用“六四绿卡”，说服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给中共，而往后三十年，西方慷慨给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便始之于此，所以四川佬最终忽悠了德州佬，也要等三十年后，才由川普彭斯出来惊呼“我们上当了！”这都是大历史，我在这里却想讲一点私人的小历史。

八九年2月26日布什在长城饭店举行总统告别宴会，一个选错了时间、地点、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即将卸任的洛德大使，有一个“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邀请名单，我也在那上面。那天傍晚，我坐辆小车往北京东郊赶去，沿途只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我也不断被警察拦住：“出示你的邀请函！”越接近那个饭店，拦截得越频繁。我虽然一一过关，并最终落坐宴会席，同桌的还有当年“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李泽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疯狂的拦截对象，只有一个方励之，仿佛一个国家的整部机器在阻截一个人。这幅景观，文革中都没有出现过的，真是大开眼界。后来读老方的回忆文字，才知道“当局采用的五大对策”：一是戒严截车，二是“最高特工”拦路阻截，三是“停摆公共交通”，四是陪同“散步”，五是“护送”到记者招待会。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这是具有多重意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测试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边界，展现了中共初级的国际交往和外交礼仪的水準，也包括其社会监督控制技术——中共当年真是“小儿科”，社会监控技术也有一个“现代化”过程，也是经济不“起飞”就没钱去卖的。在另一端，这个事件也测试了中国异见者的承受力、公民社会的虚实。我觉得，后者其实更重要。一个极权社会的蛻化，必定导因於异见阵营的成长。当方励之几乎还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时候，你也別指望这个体制会收敛、社会能改善。

方励之后来跟我描绘过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堵截”。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也是对八〇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今天，“荒野的感觉”，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份子、访民、民营老板，甚至主张复辟文革的左派们。

讲大白话，北京一场学潮，对四川佬来说是一场“暴乱”，对德州佬来说，也不过遥远一点，乃是“东方”什么地方的一场“骚乱”，然而两者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死不死人和死了多少人。可是，“东方”的含义正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这是在中国做了几年大使的老布什比任何人都明白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尼克松甚至在6月3日晚北京屠城之际急电布什，叫他别急于弄坏双方关系，要从长观察。他们都属于“南方保守派”。

二、「九一一」抒懷

九一一，究竟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拐點」，還是東西中美盛衰點？

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和傅莉，我们俩一人一台电脑正上网，不知是八点几分，我正在读New York Times的网页，傅莉在那台电脑上叫道：“快来看，飞机撞上世贸大楼了……”，我还以为是什么“恶搞”，过去一看真有一张照片，这才打开电视……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上纽约世贸大楼，两座大楼皆坍塌，世界末日的景象。美国价值观受到空前挑战，而美国人在此之前一直是我行我素、藐视威胁的，这几乎成为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但他们为此遭致惨重伤亡，也许因此而使得二战后极为自信而脆弱的“婴儿潮”一代及其子女，从此成熟起来，而美国由此前进一步？

我在那一刻的感受，是很难过数千无辜而又无忧无虑的美国人顷刻消失了，留下他们亲友的情感触角，仿佛被骤然撕裂，鲜红的伤口不知道疼，多少人就是不肯相信被埋在瓦砾中的亲人已经死掉，有个姑娘在楼塌前一分钟给旧金山的丈夫留话，那边的人都还在梦里，那小伙子一早醒来听了留话就往纽约赶，可是所有航班都停了，不知道他两天之后怎么就赶到了纽约，半小时后就一脸憔悴地出现在电视上，哭诉他的妻子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女人。还有一个父亲捧着女儿的照片在瓦砾堆附近失魂般游荡着，记者一过去他就说：“她没死，我一定能找到她……”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父亲好几次，我想他是疯了，但我更想到我自己当年，我差不多半年不会哭。整个美国都在shock之中，我知道那种shock是什么。

这场灾难，并无多少值得争论的地方，恐怖分子不等于就是伊斯兰信仰、文化、族群，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至于美国如何对付他们，能不能成功，那也是没人知道的事情。西方文明就是这样，它一直面对着、开拓着未知的领域，千禧年讨论的时候，有何可以总结的？报刊杂志上大谈一个话题：探险，这是他们当初殖民人家的初衷，也是他们今日飞向宇宙的动力，他们过得太好，让别人嫉妒，非要恐怖他们一下，他们只有对付，别无退路。

美国故事总是独一无二的。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二九年，美国陷入最严重经济大萧条，都说是罗斯福救了美国，更多人则相信是二战爆发，美国成了全球军火库，才从谷底脱困。

整个二十世纪美国是幸运儿，冷战、苏联瓦解、两次石油危机、古巴危机、波斯湾战争，美国永远是乐土，美元总是强势货币；后来日本从战后崛起，日本人跑来纽约买了洛克斐勒大楼，但是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美国再次走向高峰，又买回洛克斐勒大楼。

电视上说元凶本拉登躲在阿富汗，我惊讶地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男主持人跟一群小学生谈话，一个男孩说：“我想是我们制造了本拉登，我们制造武器再卖给他们……”，这是何等令人刮目的教育，跟中国的民族主义洗脑一比就知道了。

冷战留下一个恶魔，但是冷战已经成了一个难缠话题，反西方的话语和思路，似乎只纠缠一个“西方原罪”或“帝国主义”的极端说词，不及其余，但其实历史昭示要复杂得多，文明的意义更含蓄地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选择，历史并非盲目或只剩冷酷，如二战起因可远溯一战，无疑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后果，并非德国日耳曼一族之罪，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说亦非虚言，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却赋予盟国一方巨大的正义性，连斯大林这样的恶魔，战前早已对俄国人屠杀成性，却照样可以“反法西斯”而塑成其历史正义的一面，所以尽管美国中情局制造了本拉登，但后者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一如山本五十六对珍珠港的袭击，捧手将巨大历史正义性送给他们的敌人，而自己沦为恶魔，历史性地输掉，同理亦为，巨大的历史正义性可以轻易将平庸者造就成伟人。因为正义性常常是历史的动力、塑造力。

Nobody can change us 是这几天人人的口头禅，God bless American 的歌声到处飘荡，美国再次陷入“珍珠港心结”的含义是：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正义感，we will bring them to the justice, 小布什说此话时底气十足，他上台以来一直十分笨拙，却在危机面前颇显大将风度，justice在此不止是审判的意思，更主要的是正义，我们最不懂西欧文明的东西，就是这个justice。

然而，西方生活方式未被改變嗎？

二〇一一至一四年，我在歐洲、南亞、台北、北美飛來飛去，深有感觸的一点是，西方生活方式难道未被顛覆吗？伊斯蘭恐怖攻擊雖未得逞，但令西方舒適的生活有限化，安檢已成常規，每次進出機場皆須掃描身體行李、去下腰帶、脫掉鞋子、拿出電腦手機，瑣碎不堪，卻人人習以為常，而這一套通行全球，未聞有任何飛機被炸毀空中，亦屬奇蹟。

安全課題由地方性、區域性轉為全球流動性，恐怖威脅施加於全球任何個人，等於綁架全人類，這是世紀魔王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未能做到的，西方價值核心個人至上亦在最基本層面受到挑戰，這還不是生活方式被顛覆嗎？反恐除了訴諸武力別無他途，也陷入以暴易暴弔詭，至今看不到解決之道，基督教文明可謂觸底。

美国发动摧毁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等的讨伐战争，将中东伊斯兰世界原本脆弱落后的结构化为沙漠，谁知中东难民却可以横渡地中海涌向欧洲，又令原本已被福利主义拖累的欧陆再被难民危机困扰——欧陆老牌帝国经两次大战已淬炼出“人道精神”，不忍坐视自己的前殖民地糜烂，更不忍拒难民于国门之外，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它们的小弟弟美利坚图谋的“新欧洲”也化为乌有。

自两千年起，小布什又当了两届总统，美国隐然有了一个“布什王朝”，已经出现垄断政坛的世家现象，但民主政治底下民意只喜欢这类“太子党”，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老百姓认为政治这门专业也得让“专家”来做，只有政治世家才能成专家嘛。布什家族是典型的商人阶层，小布什也搞过石油，他上台一定是富人当道，而南方保守政治的信仰，国内经济政策上主张大幅减税、小政府、少管制、低品质政府服务，鼓励资本主义和私人财富充份扩张，不怕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他们觉得缴纳高税不应救济穷人，而是应该用于美国为了全球市场发展军备。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是以全球为市场维持美国一地的高消费，对华政策就是要中共合作，乖乖提供市场和廉价劳力，成为第二个南美，而尼克松、基辛格的联中抗俄已经过时，须转变为中国成美国的投资场所，变成第二个日本，这种战略设计也说，自近代以来中国跟美国是仇恨最少的两个国家，中美结盟对美国最有利，但是中国的民主化呢？天晓得。

右翼当道八年，引出一部《华氏911》，美国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麦克摩尔，质疑布什家族跟沙特王室、乃至本拉登家族的暧昧关系，出兵伊拉克发战争财，暗示布什政府催化911的“阴谋阳谋”，上映第一个周末拿下全美票房冠军，摘取了嘎纳“金棕榈”奖，但是有人则点出，它是替真正祸首本拉登和沙特王室开脱。把美国言论自由发挥到极致的这位“民粹”艺术家，一贯的风格是煽情和娱乐反讽，由此在中文语境里获得“美国骨灰级左派愤青、资深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头衔，他的忧国忧民倾向，令他的作品越来越滑向政治宣传片。

我也看过一部“美国右翼”纪录片，颇令人惊骇。那是二〇〇八年奥巴马竞选时，HBO电影频道里播出的，有人专门拍摄宾州、俄亥俄、印第安纳、威斯康辛等中西部大州保守派的声音，上镜头的清一色白人基督徒，国内政策上反福利、反社会主义、反同性恋和堕胎；国际政策反共反纳粹，新近又加上一个反恐（反回教），所谓“右翼”的含义便在此，于是在镜头里，奥巴马成为一个多重交叉的左翼目标：因主张福利和社会主义而成“马克思”，又因主张缓和跟回教的关系及撤军而成“本拉登”，不知为何又称他“纳粹”？美国右翼明显有些“反智”倾向（讨厌哈佛以及芝加哥——黑人政治大本营？）、僵化、非黑即白、意识形态至上，实在跟共产党很相似，其优越感来自基督教之上帝“神授”，与共产主义者自命有“神圣使命”一样。

2009年八月盛夏，我们还住在德拉瓦州，太太傅莉牙疼，竟是假牙下面的残留牙根感染，我只好带她往北去宾夕法尼亚界内找牙医，顶在我们州头上的那个宾州县份叫Chester，几英里便进入那里，沿途竟是大片的牧场，美轮美奂的绿草坪一望无际，还有童话般的木栅栏和英俊的马匹。宾州南缘这一块并非农田，而是富庶的养马居民，怪不得宾州一向都是保守共和党的大本营，这些殷实农民也都是最基本教义派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环境，蓝天绿茵静谧，跟都市里的快速拥挤紧张，不啻两重天，太舒适丰裕了也不能没有上帝，只是跟贫民窟里的人不是一个上帝罢了。到了这种地界，你也才会理解那些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保守派。我们来此已七年，竟未北上几步逛逛这片牧场仙境！

然而，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太平洋那一端正在發生什麼。

三、「機遇」：伊斯蘭、東歐與金融風暴

“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邓小平当即提出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前者应对西方制裁；后者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邓小平的话叫做“我们不抗大旗，谁愿扛谁扛去。”两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系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的历史典故，甚至几年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也是一种“古为今用”。可惜对渊源流长的这种中国“光棍”传统，西方现代政治学很缺乏研究，而这段颇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外交史课题，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泊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等。

然而此刻美国的对华政策，又正中鄧小平下懷，其潜台词，是尼克松的一句话：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中国，而是“仰息自由市场的人们”。这句话要翻译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场」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动力，这几乎如同资本离不开利润一样。

这里可以做一个比拟式的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羅斯福令美国的制造业，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这种规模，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尽数被东方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拿走。

東方陰值靡猿晒Γ�其實也是藉助了西方的誤區，問題是這種誤區，即綏靖主義至今還在主導白宮：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度出席G20峰会后，立即到越南访问，他不否认这一印太之旅与中国有关，但称不寻求孤立或围堵中国。（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1006224078331&id=841628330）

還有一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堂而皇之写进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时间指21世纪头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战略设计根据，正是前一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攻击，北京大喜过望，觉得天赐良机，但是读者不要忘記，邓小平在“苏东波”大坍塌后，還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二策，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到两千年后的江泽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时也只能“松口气”，不敢想得太多。这世界上有一个政权，将西方的危机看成自己的“机遇”，不止幸灾乐祸于其他两种文明的厮杀，还觉得自己有机可乘，这种投机心态来自一个古老文明，匪夷所思。

这世界上有一个政权，将西方的危机看成自己的“机遇”，不止幸灾乐祸于其他两种文明的厮杀，还觉得自己有机可乘，这种投机心态如果来自一个古老文明之内，则它也在衰亡中是无疑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写进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时间指21世纪头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战略设计根据，正是前一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攻击，北京大喜过望，觉得天赐良机，可是撑死了只敢算计二十年而已，短视依旧。为何如此？读者不妨回去查看第二章《师夷》，邓小平在“苏东波”大坍塌后，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二策，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所以到两千年后的江泽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时也只能“松口气”，不敢想得太多。美苏两个霸主，中国都曾与之周旋，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玩了半个世纪的“小三”，从中赚一点安全和经济上的便宜而已，未曾有过“坐大”的念头，这次也是谨慎徐图罢了。

四、資本主義衰老

美国人有“地狱十年”之说，从2000年至2009年，掐指算算重大事件有几桩：2001年“互联网泡沫”、“911”纽约双塔遭恐怖攻击、出兵阿伊劳师无功、2005年飓风造成新奥尔良大水灾、2006年两房次贷危机、2007年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底特律汽车工业破产等等，除了天灾人祸之外，基本症状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相去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只有十年而已，所以两厢皆难免爆发危机，很难说跟制度有关，也难说孰者为优，早晚只有十年之差，不足为凭。究竟什么使得这个世界乱了套，或者人类社会有周期性的崩解机制？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西方优于共产党者仅一权力制衡，但是金融危机显示它对于高端金融行为并无制衡，其危害之重不轻于极权制度的独裁弊端，党魁与金融寡头皆为私人，人性不完美且离恶不远，自由经济的优越还剩多少？

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格林斯潘用了“海啸”一词，可见剧烈，美国制度根基摇撼，西方各资本主义大国皆临时抱佛脚，采用国家干预手段，连一向反对干预的格氏，这次也赞成干预了，岂非“资本主义要靠社会主义来挽救”？别忘了邓小平恰好是“共产主义靠资本主义来挽救”的，真是“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柏林墙坍塌引发共产体制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把马列主义送进坟墓，那么这次西方的骨牌效应是什么？美国霸主地位终结，接下来是一个怎样的多级格局的世界，难以窥见，但这无疑西方文明的一次衰微，难道会有其他文明来替补，当今可知除了伊斯兰跟西方作殊死抗争之外，未见有东山再起者，而伊斯兰又属垂死挣扎，真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2011年八月第二周股市震荡，四天超过400点的跌涨，历史罕见。伦敦则是数千名青少年在街头流窜，纵火焚车、洗劫店铺，却无任何诉求，似乎受“阿拉伯之春”的感染而宣泄愤怒——“茉莉花革命”没在中国发生，倒是闹到欧洲来了，岂不荒诞？基本的症结还在经济衰退而生活拮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神话再次破灭。十八世纪以来他们就必须靠海外市场才能维持富裕，两次大战皆为争夺海外势力范围，战后则主要靠海外能源供给，酿出“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高福利西方社会也会动乱，民主制度与此无补，而没有海外市场和廉价产品，西方也会贫富不均，这一切，才是东方那个中国专制得以维系的诀窍。人口膨胀和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之一；衰老欧陆英伦，则是福利主义不堪负荷，这些对于极权体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由此而令自由社会竞争力下降，并延长专制社会的寿命，乃是后“苏东波”时代的新鲜看点。

五、堅船利炮

中國近代孱弱，第一次讀懂的西典，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從此強國弱民；今天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

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兩個航母打擊群來巡弋，中共還應急地研發東風－21 D型陸基飛彈「航母殺手」，並引進俄製「基洛級」攻擊潛艦，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有人綜述中共海軍擴張六十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戰略：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背後支撐的，是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洋強國、突破島鏈封鎖，以及走向遠海、建設以航母為中心的遠海戰力，邏輯地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提升。

其間為保護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不受美國阻撓，從中東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稱為「珍珠鏈戰略」，也有效因應了麻六甲海峽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勢力、進入印度後院、建立遠洋海軍前進基地，激出了「南海衝突」。

現在我們再去回眸「甲午海戰」，當年錢鋼寫的那個《海葬》，才顯示出「歷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海軍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利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