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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进到我自己：一段关于高考、苦难与希望的回忆录

范进的故事，一个穷苦书生在中了举人之后狂笑昏厥的情节，乍看之下，或许只是清代讽刺文学中的一段趣闻。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成长于中国农村的学生来说，范进的经历却真实得令人心痛。他的绝望、屈辱、脆弱的成功，不仅是文学中的象征，更是无数人亲身经历的写照——我便是其中之一。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58年起，中国进入了长期的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斗争之中。阶级斗争不断，政治整肃频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政策摧毁了国家的正常运行。知识分子被迫害，教育体制被否定，而本是寒门子弟唯一改变命运之路的全国高考，也被彻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混乱、极端和对“成分”的狂热崇拜。

在毛泽东统治下，农民子弟根本没有现实途径可以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没有考试、没有学位、没有称号，连被“痛苦地折磨”的机会都没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连做一个苦熬中举的范进都是一种奢望。人们可以承受苦难，但却不能怀有希望。那时的社会，没有阶梯，只有围墙。

转机出现在邓小平掌权之后。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了全国高考，标志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起点。这一政策虽然并未根本打破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却为寒门学子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窄门。对我们而言，高考既是诅咒，也是希望。它竞争残酷，录取率极低。我们从清晨学习到深夜，七天无休，几乎用尽全部精力，只为“跳出农门”。许多同学多次复读，反复应考；我们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乃至内心的巨大压力，身心俱疲。

然而，这正是现代中国历史中最深的讽刺：高考，这种折磨人的制度，竟然是我们内心感激的对象。它让我们受尽痛苦、疲惫不堪、满身创伤，却依然感谢它的存在。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这条路根本不存在。通往更好生活的梦，虽然艰难，但至少重新出现了。高考带来的痛苦巨大，但它也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再微弱也是希望。

我有幸第一次考试就被录取。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狂喜呼喊，而是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释然——仿佛屏住多年的一口气终于缓缓吐出。当然，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那些长期积累的精神创伤也并未消失，而是深深埋藏在心底。有时我会想：如果那时我像范进那样放声大笑、歇斯底里地哭喊，也许那些痛苦可以得到释放。但我是一个惯于自我克制的人，一向沉默多于宣泄。

范进的故事不仅是讽刺，更是寓言。它揭示了一个社会的现实——在这个社会中，知识被奉为神明，而人性却被遗忘；一个考试可以决定人的一生，而所谓的“成功”，往往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崩溃。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痛苦竟然成为一种“恩赐”，而奋斗竟然意味着“逃离”，在那样一个时代，哪怕只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卑微的“范进”，也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奢望。

即便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那般极端，但结构性的等级体系并未消失。至今，仍有数以百万计出身农村或底层家庭的孩子，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式，依旧只有高考这一条窄路。他们早起晚睡，承受着沉重的学习压力，只为在那一次考试中获得“身份转换”的机会。如今的创伤或许更加隐蔽，但却依然真实存在。

因此，这篇文章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个道德抗议。它是对体制压迫、阶级固化与历史遗忘的沉默控诉；是对改革所带来那一线曙光的感恩；同时更是对那横亘几十年的专制阴影的谴责。教育，原本应是启蒙的道路，却被扭曲成一条绝望的逃生之梯。这篇文章，是写给那些从未有机会发声的人，是为那些在沉默中受苦的人留下的见证——是对那个年代的一个呐喊：连“受苦的权利”，也曾被剥夺。

这不仅是我的故事，更是中国那尚未完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