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六四事件”无疑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且敏感的节点。时至今日，对其进行公开、全面且各方都能接受的“公正评价”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既有现实政治的考量，也有历史与文化因素的交织。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深层次原因：

1. 维护政治稳定与执政合法性的核心考量

• 政治定性与权力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六四事件”的官方定性（如“政治风波”）是维护其执政历史叙事和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对官方定性的重大调整，都可能被视为对历史决策的否定，进而引发对现有政治体制和权力基础的质疑。这是执政党需要极力避免的局面。

• “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 在中国，“社会稳定”长期以来被置于优先地位。官方可能担心，重新审视和公开讨论“六四”，可能会揭开历史伤疤，引发社会思想混乱，甚至可能被用作挑战现行秩序的工具，从而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2. 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的巨大鸿沟

• 信息控制与单一叙事： 长久以来，中国内地对“六四事件”的信息传播受到严格管控。官方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叙事框架，强调事件的复杂性和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这与许多亲历者、受难者家属以及海外的观察和记录形成了鲜明对比。

• 真相的缺失与多元解读的压制： 由于缺乏独立、公开、全面的调查，事件的许多关键细节（如具体伤亡人数、决策过程等）至今仍不清晰或存在争议。在官方主导的单一叙事下，其他角度的解读和记忆传承受到压制，使得形成社会共识极为困难。

3. 历史包袱与问责难题

• 历史责任的追究： 如果要对“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必然会涉及到对当时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历史责任认定问题。这对于一个强调历史延续性和前任领导人贡献的政治体系而言，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可能引发党内和社会的分裂。

• 避免“潘多拉魔盒”： 一些人担心，一旦对“六四”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并追究责任，可能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导致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连锁反应，从而引发不可控的政治震荡。

4. 经济发展优先与“向前看”的社会心态

• “发展是硬道理”： 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应该“向前看”，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而不是纠缠于历史旧账。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对彻底反思历史事件的诉求。

• 新生代历史感的缺失： 由于信息管控和教育的选择性，年轻一代对“六四事件”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一无所知。历史记忆的断裂，使得推动重新评价的社会动力减弱。

5. 国际因素与国家形象的考量

• 外部压力与内部抵触： 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的批评和关注，有时会被中国官方视为“干涉内政”或西方国家试图“颠覆”中国政治体制的工具。这种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强化了内部对此问题保持强硬和抵触的立场。

• 维护国际形象： 官方可能认为，大规模、公开地重新评价这一事件，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强调“中国模式”和“道路自信”的当下。

6. 缺乏有效的对话与和解机制

• 信任缺失： 事件的亲历者、受难者家属与官方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沟通渠道。在缺乏信任基础的情况下，任何单方面的评价都难以获得对方的认可。

• 和解机制的缺位： 与其他国家处理类似历史创伤（如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经验不同，中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公认的、能够促进社会和解、抚平历史创伤的机制。

深层次的文化与心理因素

• 集体主义与权威崇尚： 传统文化中对于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以及对权威的服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个体在历史事件中所受伤害的重视程度。

• “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 这种文化心理也可能使得一些人倾向于内部处理或淡化处理敏感历史问题，避免公开化。

总结而言， “正视六四、给六四公正评价”之所以困难，是由于它触及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核心、社会稳定的红线、历史责任的敏感区、以及长期信息管控下形成的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的巨大张力。此外，现实的政治考量、经济发展的优先性、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缺乏有效的和解机制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一难题的复杂背景。要真正达致“公正评价”，可能需要更开放的政治环境、对历史真相的无畏探求、以及社会各方更广泛的参与和对话。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