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西方千年恩怨的终极化解之路 （之三）

作者：高瞻

要理解大俄罗斯主义以及当今的俄罗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以道德力量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被誉为“上一代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和“伟大人道主义者”的索尔仁尼琴具有典型和重要的意义。

索尔仁尼琴痛恨苏联政权和共产主义极权暴政，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用尽大半生对其罪行进行揭露、控诉、抗争。但是在1975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定居美国后，18年里他拒绝学习英语，尽可能保持俄式生活方式，对美国社会更是不闻不问。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毫不留情地批评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实利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堕落，引起了巨大争论。索尔仁尼琴坚信和维护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忧虑现代西方文明侵蚀俄罗斯传统文化、导致腐朽堕落。他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同样否定二月革命、拒绝西式民主，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破坏俄罗斯民族根基的外来文化，只有在东正教指引下的沙皇俄国是最好的制度，而专制、村社、地方自治、农业社会才是未来俄罗斯的光明前景。索尔仁尼琴推崇旧东正教宣扬的个体服从于国家的教义塑造了爱国、团结、稳定、和谐的文化元素，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性。他批判彼得大帝的拥抱欧洲，高度评价米哈伊尔时代的体制和缙绅会议：“这整个俄罗斯国家体制绝对不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没有模仿任何人”。

索尔仁尼琴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认为其违背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农村公社的集体主义。他拒绝现代科技，反对经济不断增长，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回归传统农业社会、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虽然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权视为死敌，但他仍旧强烈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妖魔化和蔑视：“在美国社会中，有着只谈论俄罗斯民族坏话的悠久传统”，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俄症”。索尔仁尼琴还曾经有一个论点，即：西方不该把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方正教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而应视其为反抗苏联的盟友——如果把“苏联”替换成“世界左翼运动”的话，这一点倒是川普理论的先知。

在今天最为炙热、举世滔滔的乌克兰问题上，他也早有鲜明的论见。索尔仁尼琴肯定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人间灾难，但否认它是一场种族灭绝，认为这个说法是乌克兰反俄主义者的宣传战。在苏联崩溃后，他是主张直接兼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的先驱之一。他明确断言：“将乌克兰视为一个从大约九世纪起就存在并拥有其自身非俄罗斯语言的民族，所有这样的说辞都是近来发明的谎言”，认为乌克兰东部领土“历史上从未属于过乌克兰”。索尔仁尼琴不承认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认为其大部分领土在历史上都属于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呼吁无视西方的抗议和压力，把对车臣的战争进行到底；他坚决主张“俄罗斯的兄弟塞尔维亚”不放弃科索沃，强烈谴责北约的干涉。索尔仁尼琴因为历史恩怨对波兰不加掩饰的仇视，赞赏俄罗斯以往侵略和瓜分波兰；他秉持反犹主义立场，也一再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索尔仁尼琴强力主张恢复俄罗斯帝国时代的版图，甚至确信苏联解体、“大俄罗斯主义”破灭不过是“西方阴谋”和本国领导人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下跪”的结果。索尔仁尼琴严厉批评拯救了他的戈尔巴乔夫“缺乏经验、推行的政治路线惊人的幼稚和不负责任”、使他再生的叶利钦“对俄罗斯人民同样不负责任，急切草率的推行私有化，造成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还为了换取地方政权对联邦中央的支持，默许、鼓励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瓦解了俄罗斯”。80大寿当天，索尔仁尼琴拒绝总统叶利钦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很明显他是迁怒于叶利钦“出卖和毁灭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在当年共产主义阵营和自由民主世界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时期，所有的国家、组织、势力和个人，都被裹挟和压迫着加入了非此即彼的阵营、站到了非左即右的队列、选择了非黑即白的一边，不允许有其他态度出现，任何另类和独立的声音都销声匿迹、偃旗息鼓。所以，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和行为显得那么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独树一帜、不同凡响，与时势格格不入、令世界困惑不解：西方原本视其为与苏联暴政对抗的伟大作家和英雄，但意想不到，他在被自由世界拯救和收容后却大肆抨击所有西方的民主派、自由主义者、私人企业家、个人消费者，使世人深深感到 “其立场让左右两派都无法与之相处”，是一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197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甚至警告总统福特不要接见流亡的索尔仁尼琴，为此还在备忘录上写到：“索尔仁尼琴是个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件令追随他的异见者都觉得尴尬难堪的事。接见他不仅会得罪苏联，还会因其政治主张在美国和各盟国中引起论战” 。

但是，在两极格局早成过去、多极世界久就形成的二十一世纪，索尔仁尼琴的言行“而今已觉不新鲜”，无非是或咸鱼翻身、或死灰复燃、或涅槃重生、或崛起坐大的形形色色中的一极，就如同趁着冷战后的混乱与松弛突围而出、现已势不可挡的伊斯兰洪流一样——难怪俄罗斯保守派杂志《明天》形象的将他比喻为“俄国的霍梅尼”。

理解了索尔仁尼琴，就理解了普京和今天的俄罗斯。虽然索尔仁尼琴从未谈起过自己和“新欧亚主义”有何关系，但杜金显然只是拾其牙慧的小字辈。如果杜金称得上“国师”，那索尔仁尼琴就是普京的祖师爷了。现实中，索尔仁尼琴和发誓要用二十年实现“俄罗斯民族伟大复兴”的普京惺惺相惜、彼此推崇。普京对索尔仁尼琴批评西方式自由民主、坚持俄罗斯文化自立于西方、强调东正教传统、大俄罗斯国土和俄罗斯祖国三位一体等观点极为赞赏，曾经与之促膝交流“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世界地位”和“国家的地位和权力”等等。索尔仁尼琴一再指责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腐败贪污、物欲横流，同时鲜有民主、缺乏自由，但是，他却不但为同样腐败贪污、物欲横流的普京统治竭力辩护，甚至驳斥对普京专制、反民主、选举舞弊、压制言论自由、残酷镇压反对派的指责是“西方刻意的抹黑和污蔑”。如此双重标准、如此罔顾事实、如此自毁清誉，正是因为他和普京在奉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上彻底志同道合、在崇尚俄罗斯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上完全气味相投。索尔仁尼琴极力颂扬普京的政策“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的俄罗斯、统一的俄罗斯，一切为了俄罗斯的复兴”。索尔仁尼琴对叶利钦一身傲骨，但在普京面前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在普京前往他莫斯科郊外的家中拜访时，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万分激动，为自己坐着迎接道歉，并受宠若惊地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么能脱身来到我这儿”。

就像索尔仁尼琴典型、浓缩、以微见著的诠释了大俄罗斯主义和当今俄罗斯一样，苏联瓦解后的历史进程和岁月演变，也生动、形象的重复和再现了俄罗斯和西方千年恩怨的脉络：俄罗斯几次企图和努力向西欧靠拢甚至融入西方，但它的过去无法让西方根本信任、它的观念不能被西方彻底接纳，在对方的迟疑、犹豫、摇摆中，“文明孤独感”和“受害者自尊心”让俄罗斯既顺理成章又没有他途的重回大俄罗斯主义，再次选择与西方对峙、抗拒；于是双方“旧恨烧不尽，新仇吹又生”，彼此的积怨愈增愈多、终难化解。

文章开始提到的塔克·卡尔森访谈里，就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投怀送抱、甚至几次请求加入北约的无视与拒绝——关于加入北约的意愿，我相信不要说叶利钦、就是普京在当时也是真诚的：俄罗斯既然不再有和美国争霸的意愿，也就自认为和西方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加入北约会省去很多麻烦，至少西方不会老和自己作对、疑神疑鬼、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既然已经是屋里人，当俄国还想、还要保持一定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地区霸权的时候，西方总得给留点面子和好处吧？——，塔克问道：“您认为何以西方当时会如此排斥您？这种敌意从何而来？为什么没有改善关系？从您的角度来看，其动机是什么？”普京先是表达了自己的抱怨和不解：“前俄罗斯领导层认为，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不再有任何意识形态性质的分界线；俄罗斯自愿且主动地甚至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并认为这会被所谓的——现在用引号——‘文明的西方’理解为合作和结盟的提议，这就是俄罗斯对美国和整个所谓的集体西方的期望”、“我们一直忍耐着，一直劝说，说：不要这样，我们现在是你们自己人了，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资产阶级、我们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共产党掌权，让我们来谈判吧”，继而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部分原因是，在与苏联斗争期间，创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中心和苏联问题专家，他们除了这些什么都不会。他们似乎说服了政治领导层：必须继续打击俄罗斯，试图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在这个领土上建立几个准国家实体，并在分裂的情况下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利用它们的综合潜力为未来与中国的斗争做准备。这是一个错误，部分原因在于那些致力于对抗苏联的人的过剩潜力”。

普京的这个结论，用简单的一个词就是中共总是挂在嘴边指责别人、事实上自己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但普京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刻意渲染了这一半：实事是，西方对俄罗斯的戒备、警惕、拒绝和敌意，不仅出于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及其冷战期间滔天罪恶的仇恨与记忆以至潜意识里把今日俄罗斯当成了苏联的化身，也源自苏联之前俄罗斯帝国罪恶昭著的历史与西方眼里、心中的原罪——大俄罗斯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框架，即便那时还是叶利钦执政、还没有对乌克兰的入侵、普京的专制和独裁还未昭彰，即便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笃信东正教和有神论、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有多党和民主的形式。近二十年来，普京远超沙俄、直追苏联的专制、独裁、酷刑、迫害，特别是三年前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不容置疑的坐实了西方的经验和教训、铁证如山的印证了欧美的预断与先见。对今日的西方来说，俄罗斯不再是苏联的叛徒，而是它的继承者，是俄罗斯帝国老沙皇和苏联新沙皇的双料继承者——新新沙皇。当然，这里还没有说下面要讲到的欧美左派们“政治正确”的执念。

对非我族类斯拉夫人的排斥也好，对沙皇侵略成性、野蛮劣行的记忆也好，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铭志不忘也好，对俄罗斯称霸野心和征服历史的偏见也好，对欧洲传统均势理论的执念也好，对普京说的 “一个拥有自己观点的大国”无法忍受也好，“政治正确”的作祟也好，总之，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戒备、恐惧和仇视刻骨铭心、耿耿于怀。而今俄乌战火一起，意念中有朝一日的假想敌成了现实里迫在眉睫的现行犯。欧洲人如此，一奶同胞的美国又怎么能例外呢？不忘初心仍旧把俄罗斯当作冤家对头的共和党大有人在，更不要说那些对普京咬牙切齿、恨入骨髓的民主党了。

直到此时此刻，尽管西方早已经了解、熟悉了世界的多极、文化的多元、文明的冲突，却始终未能就“该怎样对待这些非我同类”得出和形成一致、清晰、明智、理性的结论、态度和政策，对伊斯兰是这样，对中国是这样，对俄罗斯更是这样。

欧美激进势力谴责俄罗斯专制及其对其他专制政权的支持，声讨俄罗斯缺乏自由、没有人权，鄙夷俄罗斯的野蛮、落后和不文明，绝不容忍和接受俄罗斯保守的价值观和政策。因此，不但从理念到实践上无法原谅和接纳它，还必须时时刻刻反对它、声援和支持它的敌人，这才是“政治正确”。

与此同时，欧美进步主义者对政治制度极其落后、社会政策极度反动、道德观念极其野蛮、法制戒律极度残忍、自由人权荡然无存、反文明反人类反现代、公开宣示要消灭西方文明和犹太民族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不仅从无一句批评，而且大度优容、解衣推食、开门揖盗、毫不设防，这也是“政治正确”。德意志选择党的政纲因为被指有拒绝和排斥伊斯兰的成分，几乎成了国家和宪法的敌人。

还是与此同时，几十年里，欧美左派几乎成了中共的第五纵队。除了直接在其执政的城市里纵容粉红们对中共公开歌颂和效忠、在国会中千方百计阻拦各种制华法案的通过、在舆论和媒体上主动充当中共大外宣、在任职中亲近和暧昧中共间谍、在各项行业各个机构各种领域内与中共勾连、对中共放水、为中共添薪，还以环境、气候、减排为名，自废武功，把自己独一无二、绝贯全球的强大制造业彻底抛弃，双手奉送给中共，凭空让中共垄断了世界制造业，完全扼住了欧美和全人类的命脉。习近平洋洋自得了十几年的“东升西降”一点没说错，但“东升” 绝非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伟大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优越有效，而是西方左派们几十年来暗地或公开、合法或非法的助力和推动了中国的崛起；“西降”也不是中共对敌斗争手段的高明和功劳，完全是欧美白左们无止无休、昏天黑地、不厌其烦折腾和糟蹋自己的结果。 一句话，“东升西降”不是在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和博弈中中共赢得了第一、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而是西方白左们自毁长城、挥刀自宫、把胜利拱手让给了敌人。对待中国和对待俄罗斯如此反差巨大、对照鲜明的两种态度和双重标准，以至百思不解的塔克.卡尔森像向普京寻找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也许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但西方并不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然而，这也就是长达几十年里美国白左们的“政治正确”。

对于自由派如此的自我矛盾、彼此对立、前后不一、无法自恰，多年来欧美保守派们则表现的羞羞答答、模棱两可、进退失据、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