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阔海

汪精卫，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被污名化最严重的历史人物。

提到这个名字，有几个华人不知道他是个“大汉奸”，抗战中成立了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府“？

除此之外，读者朋友，您对汪精卫的了解有多少呢？

被中共洗脑教育的结果是：出国前我对汪精卫只有一些类似的、标准化的、片段的刻板印象。

出国后，读了西方学者写的一些近代史作品，对汪精卫的了解多了一些。比如，我知道他年轻时曾企图刺杀清朝的某个亲王，并留下了慷慨激昂、脍炙人口的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然而西方的历史著作留给汪精卫的篇幅极为有限，我从中了解不到汪精卫的详细生平。只是那些类似惊鸿一瞥的叙述依然逗引了我对他的好奇心。

后来，读了不少胡兰成的文字。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府中任职，其个人经历也随着汪精卫政府的沉浮而沉浮。读胡兰成作品让我对于胡本人，以及汪精卫及其一干人等的历史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另一个我近年来恶补的作家是周作人。他也被污名化为“汉奸”，命运正与胡兰成、汪精卫类似，只是更惨些：1949年后他留在大陆，于是被国共两党政权一起打入了历史的”冷宫“。

关于周作人，我读了止庵的《周作人传》，相当不错。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威权主义的国民党政府都把周作人贴上了“汉奸”的标签，努力让人们忘记周作人的人性，无视他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举动背后复杂的历史、社会及个人的考量。他们的洗脑效果卓著。

而《周作人传》让我们看到更全面的周作人，从而多少解构了他身上“汉奸”的历史印记。

然而胡兰成、汪精卫却不见有传记。

胡兰成的文字，中国倒是出版了一些。我读到了他的一些散文作品，比如《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等等。这些对于我了解胡作为写作者有一定帮助。然而，没有传记，我不敢说对于胡的生平有充分的了解。

在这三位历史人物中，汪精卫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中国不仅没有出版什么关于汪精卫自己的文字，连研究他的书都没见到。网络上看到的信息表明：21世纪以来，台湾、香港出版了一些汪的文字，比如2012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的《双照楼诗词稿》。似乎也出了一些关于汪生平的书籍，但是未见有真正的传记。

2024年台湾联经出版社的《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是罕见的汪精卫传记。

该书作者杨治宜，女，网络上信息绝少，只找到两条简短的介绍，一条是百度百科的，一条是复旦大学的。相比之下，这本汪精卫传中附上的作者介绍还详细一些：杨女士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1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任教。之前的研究主要在中国古典文学，出版过关于苏轼研究的专著。杨曾一度在复旦大学任教。

从书名《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可以知道：杨女士把对汪精卫个人生平与对汪精卫诗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似乎有平行、对照、比较其诗歌、记忆与历史事实之意。

类似的历史研究方法中广为人知的是：以诗证史。这一方法在中国颇有渊源。许多人都知道：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近代历史学界名人陈寅恪在其历史研究中大量使用以诗证史的手法。

我读此书，一开始是冲着对汪精卫历史的好奇去的。然而一读之下，觉得杨女士已然颠覆了“以诗证史”的传统治学方法。也可以说，她从海外借来了他山之石，把中国“以诗证史”的玉给击溃了。

真是：打得好！打得妙！

中国曾经有过的“以诗证史”被中国历史学者大量使用，然而这一方法本身似乎未被仔细审视过。基本上，大部分中国学者是把诗歌、散文等非虚构作品中的抒情或叙事主体（第一人称“我”）等同于作者本人，从而通过对诗歌的解读来分析、了解作者的心态、情绪、感情、甚至验证作者牵涉的史实。

然而这一把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叙述主体等同于作者本人的看法是相当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向任何一个作者请教：您诗歌、散文中的第一人称或叙述主体可以完全等同于您本人吗？

如果一个作者诚实地回答以上问题，他（她）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远的不说，今天我们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上遇到的网民、网友、网上大V们，你觉得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网络身份与现实中的作者本人等同起来吗？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简单地划等号。

现实中的作者与作品的叙事主体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不是等同的。明乎此，以诗证史的方法就需要重新的审视。

不仅修正了“以诗证史”的方法，杨治宜的《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更填补了汪精卫研究的空白。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汪精卫终于又了独立的传记了！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生于1883年，死于1944年。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然而在他去世八十年后，我们才有了一本像样的传记、研究专著。为什么？

杨治宜的回答：因为他被中共和国民党政权实施了“惩罚性遗忘”。

汪精卫去世之后，不论是国民党政权（及后来的台湾政府），还是中共政权，都把汪精卫及其支持者们贴上“叛国者”、“汉奸”的标签，打入历史的“冷宫”，同时删改他们在历史上的印记。

当权者利用权力改写历史乃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是中国专制文化的糟粕与遗毒。

直到今天，中共政权出于维稳的需要，继承与发扬了这一糟粕，对于中国当代历史不断改写，比如对1989年的学运、社运历史的改写，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改写，等等。同样的，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共的改写幅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的。

汪精卫，就是被中共政权和台湾政府（特别是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改写历史的行为惩罚而几乎被遗忘了的重要人物之一。

汪精卫曾经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政府首脑，甚至一度位列于蒋介石之前、之上。较蒋介石而言，他与国父孙中山的关系一度也近的多。汪精卫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中国和台湾过去许多年以来的历史叙述中被远远低估了的。

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汪精卫出走重庆，到“沦陷区”组成了与日本合作的政府（被国共两党贬称：“伪政府”，或“汪伪政府”）。从此以后，他就国民党政府、台湾政府、以及中共政权，施以系统性的“惩罚性遗忘”，从中国近代史中几乎被抹去了。

中共政权有一个听上去很合理的口号：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历史。

极权主义政权，不论是右翼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左翼的斯大林主义、毛主义，都是把谎言武器化的高手。他们几乎总是喊着合理正确的口号，同时又秘密地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以表面的伟大、光荣、正确掩盖其内里的渺小、卑鄙、错误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之一。

因此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政权往往选择性地“忘记过去”，然后编一套自己的历史给民众洗脑，并且宣布：任何对他们的历史持不同意见者都是叛徒。

台湾国从一党专政、威权主义的蒋介石政权逐渐转型成今天的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亚洲乃至世界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而根据《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台湾国最新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汪精卫的叙述似乎已经摆脱了“惩罚性遗忘”的窠臼。

当我们选择“忘记过去”，不论是全面的，还是局部的，不论是对社会精英的，还是对升斗小民的；我们都是在背叛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非常看重历史。然而看看所谓的二十四史，其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最为后人称道，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品都不是政府的作为，相反，他们都是个人的写作。

除去前四史，中国的历史书值得好好读的实在不多。因为，之后的历史多为所谓的官修史，即由掌权的政府派人写作编辑出来的。官修史的缺点是：充斥了权力对历史的遗忘、篡改、和修正。从中国的历史书来看，中国人之“忘记过去”与“背叛历史”已经绵延近两千年之久了。

对汪精卫的惩罚性遗忘是当年的国民党政权、今天的中共政权背叛历史的又一重要证据。

从这一角度看，杨治宜的《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可以成为帮助我们发掘历史真相，反对权力阉割历史愚弄百姓的重要武器。

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等专制政权对于历史的重视主要是给民众洗脑的政治需要。用来洗脑的历史其要点是造假；其最害怕的是真相。因此，杨治宜写作出版汪精卫传记、挖掘历史真相的行动就是在反对专制暴政。

而我们阅读汪精卫传记，拒绝被专制政权的“标签”洗脑，了解历史人物汪精卫的生平、思想、诗歌创作，等等，看似一个个人化的非政治的行为，其实已经有了政治性。

从这一角度看，对专制政权禁止我们了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世界史，等等，的个人阅读活动，就是反专制反暴政的一种政治行动。

多一个人写作汪精卫、周作人、胡兰成等人的传记，多一个人读这些历史人物的文字和传记，中国和台湾、乃至世界上的专制政权就少了一点支持。杨治宜的《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可谓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