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苏联的七十四年：从十月革命到解体

一、建立政权：1917—1922

1917年，俄国正处于一战的极端困境中。前线接连失利，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粮食短缺、通货膨胀严重，士兵和工人普遍厌战。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无力解决战争与土地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抓住时机，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口号，主张立即退出战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迅速赢得群众支持。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场政变标志着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新政权立即退出战争（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将土地国有化。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四年的内战（1918—1922），红军对抗白军以及十余国干涉军。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政府对经济实行全面管控，强制征粮，镇压反对势力。虽然红军在组织和政治动员上占优，但代价沉重，农村破产，城市饥荒，社会濒于崩溃。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大饥荒爆发，数百万人死亡。社会濒临失控边缘。列宁随即推出“新经济政策”（NEP），暂时恢复部分市场机制，以稳定局势。

二、经济重建与国家体制成型：1921—1941

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交易余粮，小型工商业私有，国家保留对金融、重工业和交通的控制。这一折中措施在短期内有效稳定了经济，到1926年农业产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1924年列宁去世后，党内权力斗争持续数年。最终斯大林掌权，并在1928年正式终止NEP，启动第一次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以重工业为核心，强调钢铁、煤炭、机械、电力生产。在不到十年时间内，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具有完整重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与此并行的是农业集体化。个体农民被强制并入集体农庄（kolkhoz），国家统一征收农产品。政策执行极为激烈，富农阶层被认定为阶级敌人，数百万人被处决、流放。乌克兰地区因强征粮食和行政管制不当，导致1932—1933年出现严重饥荒，死亡人数数百万。为了巩固权力和消除潜在威胁，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党政军大量高层干部被处以死刑或送入劳改营。此举虽确立了个人专制，但也削弱了苏联的社会管理与军事指挥体系。

三、二战与战后扩张：1941—1953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面入侵苏联。战争初期苏联连连失利，部分原因是大清洗削弱了军队指挥系统。但随着工业基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迁移，军事生产逐步恢复，全国范围动员展开，战争态势逐渐扭转。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转折点。1945年，苏联红军攻占柏林，成为战胜国之一。战争代价极为惨烈，估计苏联死亡人数约2700万。战后，苏联在东欧扶持亲苏政权，建立华沙条约组织。1949年成功试爆原子弹，与美国形成核对峙格局。冷战开始。国内方面，五年计划继续推进，战后经济迅速恢复。但斯大林统治下，政治高压并未缓解，民族运动持续受到镇压。1953年斯大林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四、改革与停滞：1953—1985

赫鲁晓夫接任后，推行“去斯大林化”，批判个人崇拜，释放部分政治犯，改善干部制度。经济方面，尝试推动农业改革和区域开发，如“处女地”计划一度提高粮食产量，但后来因生态破坏、管理混乱而失败。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标志其在航天领域领先。1961年，加加林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国家声望达到新高。但赫鲁晓夫的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1964年被逼下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以“稳定”为核心政策导向，政治上恢复集体领导，经济上延续计划体制。1964至1982年，苏联进入经济增长缓慢、社会活力下降的“停滞时期”：重工业依旧占主导地位，消费品生产不足；农业产出长期低迷，粮食需大量进口；官僚阶层形成特权系统，腐败蔓延；社会缺乏流动性，年轻人对未来普遍悲观。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希望扶持亲苏政权，但战争久拖不决，军费高昂，成为“苏联的越南”。

五、改革失败与国家解体：1985—1991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面对内部经济危机与民众不满，提出“改革”（Perestroika）与“公开化”（Glasnost）政策：允许小规模私营经济、放松价格管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宽新闻审查，鼓励批评，公开讨论历史问题。改革初衷在于现代化体制，但实施方式缺乏系统性，结果是：经济恶化：物资供应混乱，通货膨胀严重；政治信任崩溃：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党的合法性下降；民族主义高涨：波罗的海三国、高加索地区等相继出现独立诉求；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矛盾激化，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中央控制彻底丧失。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分别独立。

六、结构性失败的必然终点

苏联的衰亡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长期体制缺陷在内外压力下的必然结果：经济方面：计划体制的僵化、对消费与农业的忽视、科技落后；政治方面：一党专政缺乏监督机制，政治恐怖消耗国家活力；社会方面：物质匮乏与信息封闭导致社会信任瓦解；民族与地缘方面：对民族问题的压制、对外战争的失败。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终结，也是一种国家治理逻辑的破产。苏联的教训在今日仍值得反思：强国家不等于强社会，经济成就不能掩盖政治结构的僵化，短期的动员能力不能替代制度性的自我更新。

政治民主化：从赫鲁晓夫到解体的四十年

苏联是20世纪最典型的极权体制国家之一。从斯大林时代确立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开始，苏联的政治制度长期强调一党专政、意识形态统一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然而，自1950年代中期起，这一体制内部出现了裂缝。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逐步出现去极权化倾向。尽管过程充满反复，最终仍在1991年以国家解体告终。苏联的“民主化”并不是一次激进的突破，而是一个跨度达四十年的缓慢演变过程。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去极权化起点（1953—1964）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内部爆发了对个人专制的反思。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镇压政策。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苏联政治体制松动的起点。赫鲁晓夫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限改革措施，包括释放部分政治犯，减少对知识分子的打压，恢复集体领导形式，限制国家安全机构的权力。这些举措改善了政治空气，社会控制有所放松。然而改革仍局限在党内框架内，对政体核心未作根本触动。苏共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依然不可动摇。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冻结（1964—1982）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主导的领导集体采取了稳定优先的路线。政治上趋于保守，社会氛围趋于压抑。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重新加剧，宣传系统恢复统一口径，国家安全部门在内部监控中重新发挥作用。这一时期表面稳定，但实质上是社会活力下降、政治僵化的阶段。体制内形成了特权阶层，政治晋升机制缺乏竞争，改革动力逐渐耗尽。苏联民主化的进程在此阶段基本中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准备期（1982—1985）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虽然任期不长，但安德罗波夫在干部人事上做出调整，提拔了一批年轻改革派，包括戈尔巴乔夫。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本身尚未发生改变，但党内已经存在对停滞状态的警觉和改革意向的萌芽。

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1985—1991）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提出改革（Perestroika）和公开化（Glasnost）政策，试图从经济效率和政治透明两个方向挽救危机。经济改革主要包括企业自主权扩大、引入市场机制、放宽价格管制，但由于计划经济基础未根本动摇，改革效果混乱，物资短缺反而恶化。政治开放则表现为放松新闻审查，允许历史问题公开讨论，如斯大林清洗、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在1989年，苏联举行首次有限开放的议会选举，非党派人士得以参与。这一过程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政治参与热情，同时也释放出压抑多年的不满情绪和分裂诉求。与此同时，民族问题成为改革无法控制的变量。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等地先后提出独立主张。1990年，苏共放弃宪法中对党领导地位的保障性条款，标志着制度性坍塌的开始。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失败，中央政府威信彻底崩溃。12月，苏联正式宣告解体。

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本质上不是一次制度建构式的改革，而是一种在压力中不断试探体制边界的自上而下松动。在赫鲁晓夫时期，它以纠偏的形式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趋于冻结；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全面释放，却因缺乏制度性承接而迅速走向结构性崩解。苏联四十年的政治转型进程说明，任何封闭体制的松动若不能伴随制度化的演进机制，最终都可能在激烈的张力中走向自我解体。这既是苏联自身的命运轨迹，也构成了后世研究极权体制演化与瓦解的一种重要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