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

【按：碰上川普這麼個耍橫的，習近平第一個要護住的，還是臉面，即羞恥——北京领导人表示，他们不会屈服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口产品提高的关税，这表明如果潜在的谈判不能“尊重”地进行，他们愿意升级贸易战。中国外交部仍表示，中国愿意通过谈判减轻关税，但指出任何谈判都必须以“尊重”双方的方式进行。据路透社翻译， 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方真心想谈，就应该表现出平等、尊重、对等的态度。”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240044-trump-tariffs-retaliation/ 】

許多人把民族主義看成一種天然合理的集體無意識的民族情緒，其實它在近現代中國，根本就是一個具有最大支配力量的意識形態。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它是傳統中國自認為世界中心的「文化主義」之式微而興起的一個替代品，這個替代品，又是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甲午至戊戌時代）對西方文明一系列誤讀而留給我們的資源性很強的一份思想遺產。

在百多年因中國傳統衰微而產生的「真空」中，這個誤讀經由不斷「化」掉自身傳統的「西化」、「蘇維埃化」、「馬列化」、「斯大林化」等等，終于在一個專制極權的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形成封閉排外的民族認同。

一、「物競天擇」的迷人

    根據一些中外思想史家的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濫觴，可上溯到嚴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誤讀，而它也是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源頭之一。

在甲午慘敗的氛圍中，1895年3月嚴復發表「原強」，次年譯成「天演論」，第一次引進達爾文的演化論與斯賓塞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將民族與民族間的競爭比附于自然界生存法則的思想，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並不必然導致激進思潮，如它在美國就成為保守的意識形態。然而，它在中國卻變異為一種黑白二分中西對比的思維模式，使中國知識份子深信中國文化在「物競天擇」中將被「淘汰」。

林毓生曾指出，近代化在西方是發生了由所謂「理性」將「令人著迷」的神聖性解構為不再著迷的世俗化的一個過程，而在中國恰好相反，黑白二分中西對比竟使得中國讀書人覺得「這個世界」更「令人著迷」，使命感更強，追求功效性不顧一切，民族主義的優先性使任何可欲的變革都成為它的手段，而它本身卻不能提供任何「建國方案」，只是強烈地依附和受制于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所以成為「一個解釋工具，去應付由于不明情勢所產生的最難忍受的不安」，就在于它提供了「令人著迷」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使中西制度文化的優劣與功效的「比較」成為可能。

    此情形竟穿越百年再現于本世紀八十年代，驟然開放下涌起「視西籍如神聖」的文化熱、驚呼「開除球藉」的救亡意識以及強烈譴責傳統的時髦，從而不僅回到「五四」反傳統主義的原點，甚至回到了作為「五四」先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民族主義——于是今天連反體制的知識份子，也只能無奈地看著他們不期然中召喚回來的這種民族主義，居然成了中共渡過「六四」合法性危機的通靈寶玉。對于一個依然以「弱肉強食」生存競爭觀看待世界的民族，極權就遠不至于因為一次屠殺而喪失合法性。

    中國民族主義的病態式的狹隘與脆弱，自然同它從近代屈辱中發育出來有關，但一個更本質的緣故，唯有以失去並厭惡自身傳統來解釋，因為世界上其它類型的民族主義，雖然都可能不趨附所謂世界潮流，但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自信。

二、愛國與反傳統的悖論

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一種民族自大與自卑的混合性格，這從近代思想史上可以梳理出來的一個來源，比較明顯的是章太炎的影響。

章太炎是一個強烈排滿的革命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古文學派大師，以淵博的古文知識，將數千年視為永恆真理的六經，降格為一堆歷史材料。他面對愛國與反傳統的巨大矛盾——我們的祖先不值得尊重，別人沒有這樣的祖先，好歹他們是我們的祖先——以負面的意義引申出一種將憎恨雜揉于愛國主義之中的自卑心靈，從而使民族主義變成非理性與依賴性的——以民族富強的功效性接受任何強勢意識形態、強人和極權。

這種支援意識在十九世紀也許只是几個知識份子「細微之沫」的孤寂心境，但經歷了辛亥以後幾代政治強人、黨國的蹂躪，特別是整個民間社會被摧毀，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在毛澤東的暴政下成為擁有核武庫的「世界革命中心」，百年追求「富強」的功效性獲得極大滿足，這時，愛國與反傳統雜揉的民族主義已是「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

在百年「喪權辱國」強烈刺激下完成的民族獨立、建國，一方面使民族主義成為共產黨政權最大的合法性來源，另一方面也使中國人的現代國家認同壓倒一切其它價值，這就是為什麼經歷了「文革」中國人依然擁護共產黨、「八九」民叩淖罡咴V求之一還是「愛國主義」而進入九十年代居然民族主義愈加膨脹起來。

 中國的民族主義走到今天，雖然已經失去了它發育中的那種「內辱外患」的環境，但不發達狀態依然鉤引「黑白二分中西對比」思維模式，極權而脆弱的「大一統」結構也依然要靠民族主義維係凝聚力。民族主義所追求的「民族」、「國家」這些價值，已經深深地抑制了一個現代社會所應發育出來的自由、多元、理性、平等、包容等價值。未來中國人在掙脫專制、不發達之後，最難掙脫的，將是這個民族主義。

三、受難與雪恥

『中国领导人，也包括它的大众，不遗余力地准备一场大秀，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抗议它势必点燃民族主义，引起这个制度的反击。这种根植于历史的自尊伤痕，牵扯了中国、西方和日本。中国现代认同的最关键因素，乃是外国制造的遗产：中国国耻，其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侨民在美国的耻辱待遇。这个进程又因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而加剧。二战期间东京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插手中国来得更具心理摧毁，因为在亚洲，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这个自卑感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此受害感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在中国成为一种理论，并作为基本要素塑造它的认同。「百年国耻」」的新文学也随即出现……今春西藏人对北京的抗议和晚些时候全世界对奥运火炬的抗议，使北京旧式的政治控制又紧绷起来，其宣传语言也倒退回毛时代，一个官员说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令人惊讶的还有后毛时代出身的年轻人对BBC和CNN的愤怒抗议和网络威胁，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皆超过其父辈，有人还曾期待他们有可能走出中国人的「受害迸发症」呢，其实他们同样是中共宣传的对象，一个个都被改造成跟他们父辈一样的爱国主义者。』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上面引述的美国汉学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中国的挫折焦虑》，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其实我觉得，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所谓「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一个民族得了「自卑症」，这种文学性的描述，科学上成立吗？挫折须靠成功来医治，一种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学即使对于个体也尚在初级阶段，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印度安人的后裔，据说患有忧郁症，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种族，都有这个问题？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再说，还有另一类的挫折民族，如二战后的德国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后，整个民族受惩罚，难道不该忧郁？可是他们仍然是最先进的民族；再如苏俄，冷战后帝国解体、共产党被禁，可谓“亡党亡国”，此乃二百年与西欧竞争的结局，何不忧郁？凭什么中国人就该忧郁？人类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法则，本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败亡毋宁是难免结局，何忧郁乎？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他们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这个精心设计，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潜迹灰线可寻，且需装备诸如思想史、社会学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拣一点陈年旧事。假如仅仅顺着体育事件捋上去，你会找到1986年底，一场学潮刚被弹压下去不久，北大学生因中国男排打败了南韩男排，而在校园里游行，第一次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的报道，因为那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学生闹事”，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说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为什么不懂得“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的新闻单位。当时我听了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二十年后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华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围攻西藏人的场面里，中国女孩的小脸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画上一面五星红旗！

此处还有一层。中国借奥运扬威，西方人可以嗅出其间的仇恨，亦深掘其精神源头上的那个“耻”，但是他们看不出来的是，中共所“雪”乃一新耻，已非百年前的近代丧权辱国之耻，那其实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已经“雪”过了，而这次是要“雪”八九以来之耻，不仅面对全世界，也面对国人，那耻便是在全世界摄像镜头之下实施的“六四”坦克镇压平民，是一个“人民政权”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江泽民的“海派”思路，令其国际视野较之“土八路”更为扩展，亦能窥出跟西方财团政客玩“市场游戏”的窍门，这个扬州人摒弃了共产党的理想主义，便也不会懂得西洋正统的伦理铁则和宗教神圣，他想“合法性”都可以用钱买回来，“耻辱”为什么不能靠一场光鲜的典礼抹掉呢？洋人是认钱的，中国人是没有记性的，只要国际上让北京办一场奥运，那它就是第二个「四九年十月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