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承認，着眼於短期利益和客戶現實要求的商人，與替民眾着眼於長期利益的真正政治家之間，有着一道鴻溝，成功的前者不可能輕易成為成功的後者。政治關乎更多人更根本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種更高端的藝術，很多商業邏輯，在其中是無效甚至負面的


　　特朗普的“關稅核彈”，在精準重複歷史的錯誤

　　作者：小西Cicero，選自“忘川邊的但丁” 2025年4月3日


　　各位好，今天與朋友一起出遊途中，沒時間寫新文了，早上看到消息，美國東部時間4月2日下午4時，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執行全面新對等關稅政策，從4月5日起對所有進口美國商品徵收至少10％的關稅，並從4月9日起對一些被視為貿易“違規嚴重國”徵收更高關稅。
　　白宮公布了一份大約包含100個國家在內的名單，列出了美國將對這些國家徵收的關稅稅率。
　　我看到很多媒體還在用“貿易戰”來總結特朗普此次的作為，但事實上，特朗普這次的做法已經大幅超越了普通貿易戰的程度，他投下的是一枚關稅核彈，將徹底改變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而且這枚核彈一定不會如特朗普及其擁躉所願，是只傷害或者重點傷害美國的“敵人”而讓美國自己“重新偉大”的。恰恰相反，特朗普的如此蠻幹，首先將重創美國自身的經濟，隨後將給整個世界和無數人的生活帶來不可預測的未知風險。
　　我決非危言聳聽，不信請重讀一番本文——這篇文章寫於近一個月前，當時從特朗普的種種表態中，我就看到了他重現美國上次嚴重歷史錯誤的隱憂——但胡佛總統任期內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尚可算作他意志不堅決的“無心之失”，而特朗普此次的胡來，簡直是有意犯罪。
　　怎麼說呢？這真是個瘋狂而可怕的舉動，真希望有人能拉住他。真但願人類這一次運氣能好一點——因為上一次這樣蠻幹的美國總統，將世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淵。

　　美國，至少暫時，還產生不了希特勒，
　　但會產生另一種危險的政客。

　　其實不僅都出身德裔，胡佛總統的生平也跟特朗普總統有那麼幾分相似。
　　確切的說，他的人生更像是特朗普與其副總統萬斯的結合體——胡佛出生在愛荷華州，自幼雙親早喪，輾轉於各家親戚之間，雖然成績優異，但為了湊錢上斯坦福大學，還曾經休學打過多年的零工，上演了一出與萬斯酷似的19世紀版的“鄉下人的悲歌”。
　　而之後胡佛的商人創業之路，其實比五次破產的特朗普要成功許多，他白手起家，靠幫助英國公司收購開平礦務局賺到自己人生第一桶金，隨後下海單幹，先後在礦業、工程業、冶金業等行當上干出業績，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由於聰明異常、尤善於投機鑽營的胡佛已經從白手起家的窮小子，變成了坐擁400萬美元的大富豪。而這個時候，他才年僅四十歲。
　　說這些，是為了改變很多人對胡佛的固有印象，你要知道，由於後來執政時的糟糕表現和美國媒體的口誅筆伐，胡佛總統在後世簡直成為了無能政客加笨蛋的代名詞。
　　但人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都忘了，在40歲投身政治之前，胡佛其實時一個完美實踐了所謂“美國夢”的那個年代的商業奇蹟創造者。
　　正因為他在商界的出奇成功，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富且仁”的組建了國際救濟委員會，幫助數十萬美國人從戰火驟起的歐洲回到美國，還為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數百萬的難民提供糧食。在1917年一戰結束時，他被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命為了美國糧食總署署長。開始躋身政界。
　　任內，他基於自己的商人經驗，制定了一套制定了一套與以往政治理論相悖的“分散化管理理論”，即把權力從中央政府到州到縣到個人層層下放，充分調動個人與民間商業的力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個“胡佛模式”其實也是後來“分散化管理理論”的肇始，只不過後來胡佛名聲實在太臭，大家不太提這個祖師爺而已。
　　後來，政績斐然的胡佛又被共和黨的哈丁總統提拔為商業部長，在並在柯立芝總統政府任內一直做這個職位。柯立芝時代美國經歷了“咆哮的二十年代”或稱“柯立芝繁榮”，當時美國的經濟發展一路高歌猛進。而身為商業部長的胡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最受讚譽。
　　1928年，當胡佛接受共和黨提名，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並成功勝選的時候，《華爾街日報》按捺不住興奮之情，打破報紙的中立原則，興奮的寫到：“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商業打成一片。毫無疑問，胡佛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商業總統，他將是美國第一個商人總統。”

　　是的，特朗普並不是美國第一位“商人總統”，赫伯特·胡佛才是。
　　美國人崇尚個人奮鬥，並尊敬那些在九死一生中創業成功的商人們，這一點你看現如今的很多美國紀錄片也能看到——有人詢問美國鐵鏽帶的很多“紅脖子”居民，特朗普住在紐約，那麼有錢，和你們差距那麼大，你們為什麼還要選他。這些受訪者就直接回答：“他能在商業上獲得成功，也一定能讓美國重新偉大。”
　　讓最會經營、最有能力的商人去當總統，引領整個國家，美國整個社會是有一直中存在這樣一種樸素衝動——讓商人像辦他們的企業一樣治國麼，還能治理不好嗎？
　　但現實的打臉很快就來了，因為胡佛上任總統的那一年，是1929年。
　　回看歷史，我們有時會覺得胡佛真是倒霉，1929年1月底他剛剛上任，1929年10月24日，華爾街股市就經歷了“黑色星期四”，發生了史詩級的大崩盤，隨後“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從1929年10月開始，直到1932年胡佛結束他的倒霉任期時，整個股市居然蒸發掉了90％的市值。隨之而來的就是席捲全美、乃至全球的“大蕭條時代”，工廠破產、工人失業、收入驟降、通貨緊縮，美國在蕭條中輾轉反側，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則在連帶性的蕭條中走向了法西斯主義。
　　那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蕭條中，胡佛總統做了什麼呢？

　　有一個流傳已久的說法，是胡佛“什麼都沒做”，因為他是柯立芝內閣里混出來的麼，柯立芝內閣別名“撲克內閣”，言外之意就是整個內閣工作時間主要用來打撲克，聯邦政府幾乎不管市場，對美國經濟完全採取自由放任的大撒把態度，讓經濟自由發展。
　　誠然，出身這個內閣的商務部長胡佛，在競選美國總統時的主要綱領，也是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其後的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上任之後推行“羅斯福新政”，主要批評的也是胡佛在如此危機面前依然自由放任。
　　但有趣的是，根據後世歷史學者的考證，面對空前的股災，胡佛總統的政策其實恰恰不是自由放任的，反而第一時間迅速進行強力干預。
　　比如1929年10月股市崩盤後，胡佛就立刻搞了一個“巨無霸”計劃。其中最重要的舉動是召集福特、杜邦等他在美國商界的老相識們，參加一系列白宮會議，敦促他們“在保證不降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下擴大投資”。換而言之，就是雖然經濟現在蕭條了，但老幾位你們買我胡佛一個面子，工資不要降，還要擴大生產。
　　胡佛的這個號召其實是起到效果的，據統計，從1929年到1933年，美國工人平均工資僅下降了23％，低於物價的下降水平。因此，實際工資在這段時間裡還是上漲了，在主要的製造業中上漲率超過8％。而與之相比，1921年的經濟蕭條雖然更溫和，但工資水平的下降卻更迅速，涉及的人數也更多。
　　此外胡佛還幹了很多特別“特朗普”的事兒——比如蕭條開始後美國本地工人找不到工作，胡佛就認為既然美國公民都沒有工作了，那外來勞動力我們就不需要了，美國發生歷史上首次不分種族的大規模驅離外來人口的運動。
　　此外，被認為是羅斯福新政“戲眼”的以工代賑也是在胡佛任內搞起來的，胡佛在回憶錄中自豪地宣稱，他領導的聯邦政府建設的公共工程比聯邦政府在過去的30年裡建設的更多，是他親自說服各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它們的公共工程項目擴大了15億美元規模。著名的胡佛水壩（博爾德大壩）就是在他的力推下上馬建成的。
　　所以胡佛其實完全不是外界印象中那個面對經濟蕭條，還要堅持自己的自由放任政治理想的總統——
　　準確的講，胡佛這種人其實沒有什麼穩定的政治理想。
　　正如《華爾街日報》給他的評價一般，胡佛是一個“商人總統”。他對政治的理解就是商業的延續，選民是股東、主顧，而作為總統的自己則是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的首要、甚至可以說唯一目的，就是達成股東為他定下的商業目標。所以你看胡佛執政的那四年，其政策呈現出了一種鮮明的短視、搖擺、朝令夕改、目無長遠、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感覺。而所有這些措施中最為災難的，就是《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是的，“一切經濟疲軟的原因都在於關稅不足！”這個思路並不是特朗普首創的，它的版權應該屬於胡佛。
　　或者，更確切地講，胡佛也是從他的底層選民那裡聽取來的。
　　美國經濟在20世紀20年代末遇到了一個問題：原本歐洲在一戰中被打了個稀巴爛，美國工農業品獲得了非常優勢的地位，但到了此時，隨着歐洲工農業的強勁復甦，美國的海外市場開始被奪走，甚至國外產品開始“倒灌”入美國，與美國工農業品搶奪國內市場。
　　而這其中，美國農民們又因為生產的農產品缺乏技術壁壘而受損最為嚴重。
　　所以早在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前，剛剛上台的胡佛就為實踐競選承諾主張增加農業關稅，這一年，猶他州的參議員里德·斯姆特和來自俄勒岡州的眾議員威利斯·霍利推出一個以他們名字命名的關稅法案，這個法案的初衷本來是幫助總統達成他美好的競選許諾，有限提高部分農產品的進口關稅，以挽救不斷下滑的本國農產品價格。
　　但是在大蕭條、民眾大量失業的背景和國民情緒下，在美國議會博弈體系下，該法案逐漸變了味道——眼看着農業州將在提高關稅中獲益，工業州就坐不住了，提出總統也應該提高製造業產品的關稅以保護本國產品。農業州說你加我們更要加了！
　　於是，一場典型的美國國會內部的“利益交換”開始了，各州的各議員，都為了本州的利益增加新的商品品類，鋼鐵、紡織、化工、電氣……而同時又為了換得其他州得贊成票，不得不同意其他州也這樣干。
　　於是最終，當《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最終交到胡佛總統手上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了一份要求兩千多種商品的關稅，幾乎對全世界經濟體“宣戰”的經濟宣戰書。
　　胡佛畢竟不是特朗普，他沒有那麼瘋狂，面對這份參眾兩院通過就等他簽字的美國經濟死刑判決書，他猶豫了。
　　與此同時，全美政商學精英都行動起來，要總統出面制止這種經濟上的“民粹主義暴行”。
　　他們理由很簡單：普通老百姓在經濟蕭條的逼迫中想要無所不用其極，國會議員們為了爭取選票、討好選民在起草法案時不顧後果。但你胡佛身為總統，你是成功商人、你還幹過那麼多年聯邦商業部長，你要目光長遠考慮大局啊。憑常識，你看不出來這個法案將會帶來什麼惡果麼？法案一旦簽署，被增加關稅的那些國家，他們又不是木頭人，他們當然會進行反制，屆時一場席捲全球的關稅戰就會掀起，一戰後剛剛復甦建立的國際金融商貿體系就算徹底完了。
　　而你總統要好好想象，美國此前憑什麼坐享“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柯立芝繁榮”，還不是因為這個已經成型的國際貿易體系麼？
　　繁榮來源於協作，更大的協作產生更大的繁榮，而破壞協作一定造成蕭條與衰退。
　　於是全美1028位經濟學家聯合署名、遞交請願書，懇請總統不要簽字。
　　汽車大亨亨利·福特連夜跑到白宮，花了一整晚上勸說胡佛，說大哥，你不讓我降工資我不降，讓我擴大生產我擴大，可是這個倒霉法案你可萬萬不能簽啊！
　　JP摩根的首席執行官、胡佛身邊最有影響力的首席經濟顧問托馬斯·拉蒙特在回憶錄中說：“我幾乎要給胡佛跪下了，請他認清自己在幹什麼……他會讓全世界的民族主義烈火熊熊燃燒起來。”
　　但這麼多人勸，胡佛最後怎麼選的呢？
　　他最後還是把法案給簽了。
　　為什麼？
　　還是因為如《華爾街日報》所說，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商人總統”。
　　商人，尤其是無太多政治遠見的商人的突出特點，就是過度拒斥長遠敘事，而過度在乎眼前的實際利益。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政治的危害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但身為商人總統的胡佛，他做決策時當時看到並重點着眼的，是我們許多歷史的後見之明者不會矚目的短期細節——法案簽署時已經到了1930年年中，美國馬上要舉行國會的中期選舉，在經濟危機已經大爆發，“千百萬人必須像畜生一樣活着，才能免於死亡”（出自《光榮與夢想》）的當時，胡佛這個在任總統感到自己必須出一點什麼“狠招”才能告訴選民他的政府正在做事、在挽救美國經濟。
　　因為只有如此，中期選舉中自己的黨派還有可能免於遭遇慘敗，進而接下來兩年，他才能繼續有所施為，再試圖搶救一下岌岌可危的形勢。
　　從一個重利商人，甚至普通政客的角度講，這個思路有問題嗎？沒任何問題！
　　所以《斯姆特-霍利法案》很過火，簽署後能挽救美國經濟的可能性也很渺茫，中遠期危害更是巨大，但短期收益是立竿見影的，所以胡佛必須簽署它來“拼一把”，這是他多年的經商創業經驗所養成的本能習慣使然——創業就要用全力，先把眼前這關過了，之後哪管洪水滔天。
　　這就是創業者一般具有的精神特質。
　　你可能覺得他們是瘋子，但他們說，不瘋魔不成活。
　　今天，你在特朗普、馬斯克這些“商人政治家”身上，其實也能看到類似的性格因素。

　　這些性格在商人身上也許是好品質，但到了政治家身上，它們往往會帶來災難。
　　《斯姆特-霍利法案》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一如經濟學家們所預言的，法案一出各國紛紛開始展開報復行動。1930年，加拿大率先於16種產品上徵收新關稅，占美國輸往加拿大商品總額的30％。之後加拿大開始尋求與英聯邦的更加密切的經濟聯繫。法國和英國亦表示抗議，並開始發展新的貿易渠道。德國則着力於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美國的進口額從1929年的44億美元驟降66％至1933年的15億美元，而出口額則從54億美元驟降61％至21億美元，從此時開始，一直到羅斯福提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口號，美國外貿經濟陷入了空前的衰退期。而缺乏了外貿的助力，美國想從經濟蕭條的泥潭中掙扎出來，就更困難了。
　　但其實《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深遠影響遠不僅僅在經濟上，從該法案推出開始，各國紛紛效仿美國築起高關稅壁壘，英國在它的殖民地和自治領建立“英鎊區”，法國則有它的“法郎區”，在各自的境內實行從原材料到商品的內部循環。
　　可德國和日本這些沒有殖民地和廣大腹地的新型工業國呢？於是它們只能通過武力的擴張去硬搶更多地盤。和平主義、自由經濟的工商派、世界公民們，在這些國家就不可能競爭的過那些高喊“民族萬歲”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分子。因為前一條路，已經被特朗普……啊不，胡佛總統的對外政策給堵死了。
　　於是這些國家最終滑向了那個給世界帶來災難的深淵。

　　就像托馬斯·拉蒙特所預言的一樣，“全世界的民族主義（其實是民粹主義）烈火，熊熊燃燒了起來。”
　　其實，放這把火的，是胡佛治下的美國。只不過，最終花了巨大代價去滅這個火的，是羅斯福治下的美國。
　　美國放火最終自作自受，正如最終滅火也不完全出於正義，而是因為美國作為這個世界最主要的工農業國，不可能脫離這個世界而獨存。
　　這就是特朗普之前、公認最失敗的美國總統的胡佛的美國故事——
　　如您所見的，胡佛不是我們刻板印象中那個愚蠢的、頑固的、無能的，面對經濟蕭條什麼也做不了的庸俗政客，恰恰相反，他曾經是斯坦福高才、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是被美國保守精英寄予厚望的“首位商人總統”，是個在執政期內積極行動，試圖挽救美國也挽救自己的強悍總統。
　　胡佛在就職演講中樂觀的說：“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勝利時前夜，貧民窟將從美國徹底消失。”這話聽起來沒有“讓美國重新偉大！”“美國正在進入黃金時代”口氣那麼大，但胡佛的擁躉曾經是相信他的，因為他的履歷曾經是那樣讓人信服，“商人總統”，這個名字看上去也沒什麼毛病。
　　可是胡佛最終成了美國（在特朗普之前）政績最糟糕、最為失敗的總統，這不能僅僅用“他倒霉地攤上了29年經濟危機”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去解釋。高關稅、驅逐外來人口、強行干涉經濟等等措施，確實也是這位總統的行為。
　　而我們必須承認，着眼於短期利益和客戶現實要求的商人，與替民眾着眼於長期利益的真正政治家之間，其實是有着一道鴻溝的，成功的前者不可能輕易成為成功的後者——更何況，也不是每個商人，都像胡佛曾經的那樣成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
　　政治關乎更多人更根本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種更高端的藝術，很多商業邏輯，在其中是無效甚至負面的。
　　而歷史不會重演，但它總是押韻。
　　百年後的今天，美國又迎來了一位“商人總統”。
　　但像美國這樣的超大型“世界帝國”，是不是由一個“商人總統”掌舵了就真的那麼美好？
　　讓我們看看這次又當如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