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3岁的张元济面对政权更迭，心情复杂。他既对共产党带来的国家统一抱有“百年未有之太平”的希望，又对新政下商务印书馆的前景忧心忡忡。在中央邀请他出席新政协会议的过程中，他屡次犹豫推辞，最终在陈云、陈毅等人劝说下北上。他在会中谨言慎行，却又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等表达对出版、经济与民生问题的关切。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出版家。1892 年中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 年底，他举家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 年，应夏瑞芳邀请，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正是在他手里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推出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纳本《二十四史》，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有重大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在出席新政协的几代人中，他是唯一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1949 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首先是因为年事已高，更重要的是他以为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将带来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未有的太平。但政权更迭前后，他就为商务印书馆面临的转折而焦虑、不安和痛苦，在这个机构他服务了近半个世纪，而今却要亲眼看着它迅速走向衰微，并从民营变为国营。

一

对83 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 年又一次面对兴亡易代，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 月26 日，他写信给老友、在北洋政府历任要职的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 月6 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1]

他的心情并不像青年人那样简单的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 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 月17 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2]

5 月25 日，上海易帜前夕，中共中央即致电陈毅，聘请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 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 月初，陈毅登门拜访张元济。6 月9 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 周年成立纪念大会，83 岁的老院士张元济发言时说，“解放军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3]

作为戌戊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 世纪中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都已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的烟云不断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耶，亡耶，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

1898 年即戌戊变法那年，三十出头的张元济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他绝意仕途，毅然告别了朝廷，自投身商务印书馆以来，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他的出版事业(期间1905 年他曾官复原职，仅仅三个月就辞职了)，把商务印书馆看成终生事业。他是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型人物。

到1949 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9 月19 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自然而然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4]

政协会议期间，刚刚创刊的《新建设》杂志多次采访他，请他口述戊戌当年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

9 月18 日，法学家、《新建设》的编委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5]

9 月23 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自己所讲的不满，“殊觉凌乱”。[6]

…… ……

1949 年的变化是他始料不及的，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有兴奋，有惶惑，有欣喜，也有隔膜。8 月24 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的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1913 年9 月，熊希龄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8] 这次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

一、“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

二、“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 殊觉岑寂。”

三、“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 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

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五、他儿子所在的单位近来正在“倡议裁汰”，如果请假陪同自己北上， “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如果独自北行，“征途旅舍， 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

“再四踌躇”，他只有请陈叔通“善为我辞”[9]

就在写信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电邀北上之意，恰逢他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

第二天(8 月25 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 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10]

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的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 月10 日前到达北平。

8 月30 日，还在犹豫中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重申：

“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11]

他同时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

“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12]

张元济的口气虽有所松动，但仍在观望和犹豫之中。

就在此时，商务印书馆职工出身、此时已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他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13]。 张元济这才于9 月3 日决定北上赴会，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4]

9 月4 日，“梅达君来，谆谆劝行”，他因为要检查身体，“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15] 两天后，他终于在儿子陪同下，登上北行的列车。这一天， 他给张国淦写信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 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16]

除了在晚清参加过“ 预备立宪公会”，自民国以来，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 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着距离。除了1947 年、1948 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 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 年1 月30 日， 甘介侯拿着代总统李宗仁的亲笔信来访，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 第二天，他就给李宗仁写信拒绝了这一邀请：

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諈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 [17]

和他一样拒绝的还有67 岁的银行家陈光甫。

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怀抱了大半生的希望与梦想。9 月11 日，宋云彬在北平见到张元济，日记中称他虽然已83 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18]

11 月26 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说： “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惟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 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渡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

这是一个目睹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二

此时，商务印书馆正面临建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考验，职工会与管理层之间即劳资之间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劳资纠纷在商务馆历史上一直没有断过，商务馆的工人运动时起时伏，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馆的工运开始的，作为资方代表，张元济对工运、劳资纠纷，一向的态度就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但在1949 年的社会大变局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以张元济在商务馆的德高望重，想要游刃有余地处理劳资之间的种种分歧也非易事。何况商务馆的经济效益滑落，使矛盾变得更为尖锐。3 月11 日上海尚未解放，商务馆的主动权还未丧失时，他给秘书丁英桂的信中说，收到本公司工会的请柬，请转达工会中人，“际此时艰， 万事必以俭啬为主。若会中诸君不能俯采，弟谨先辞谢。”[20]

6 月24 日到28 日，为邀请工会筹备委员到家中茶叙，他给丁英桂至少写了4 封信，此前工会来信提议改进业务。6 月28 日，他看了自己与工会代表谈话记录后，说：“似尚有未尽录入者，请补入(如委托造货种种之措施失当等)。”[21]

8 月2 日，他给丁英桂写信，“又前日十三日与工会讨论薪水，彼此言论想经记出。”[22]

9 月5 日，他临北上前，“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23]

也是这一天，他在商务印书馆，“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第二天，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分”，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 月份，张元济几乎为商务馆的业务改进而绞尽了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 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馆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为困扰着商务馆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 月13 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馆总经理陈夙之三天前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 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 月14 日，他又收到陈夙之11 日的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 月15 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馆的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 月19 日，陈叔通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

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方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陈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及药业劳资合同，都随信寄给上海的陈夙之。[27]

10 月8 日，李立三与总工会另一负责人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对他们说， “本馆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及原因， 他回答：“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当即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 月12 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期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 年底，张元济在商务馆工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的病倒归因于商务馆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 即使他的直接病因不是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 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

自他进入商务馆以来，经历过辛亥革命、北伐、日本入侵等重大变故， 但这一次冲击之大，变化之剧却是前所未有的。他的经验和威望也完全不管用了。他的病倒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崩塌。

三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曾在商务印书馆服务的陈云、胡愈之、茅盾(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纷纷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

当年出入商务馆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 张元济留下的《1949 年赴会日记》(9 月3 日—10 月20 日)无意中记录了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馆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茅盾能重返商务馆。来京前的7 月19 日，他就提议将商务馆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 月9 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茅盾到六国饭店来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 茅盾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11 月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不可能再回到民营的商务印书馆去了。

10 月18 日午后，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一起专门拜访茅盾，“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

张元济回到上海后，茅盾几次来信，坚辞商务馆出版委员会会长。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馆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不可能了。不过从11 月14 日、19 日茅盾给张元济的两封信看来，他们已商定由他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馆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就是他确定的。

商务馆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 月25 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 号财政管理处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此时是财政管理处的办公地。10 月2 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他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 万令，而1948 年降至6.6 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 年为341 令，1948 年为130 令。1949 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 年用纸量为1.37 万令，人均27 令，比1948 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 年9 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 [32]

张元济在北上前夕就给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馆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他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馆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 月9 日，陈叔通对他说，曾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夏康农可以到商务馆做编审，并说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 月4 日，陈叔通又推荐已加入共产党的报人宦乡替商务馆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馆，“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 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 月6 日，商务印书馆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张元济在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时致辞说，商务馆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 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他几乎不放过任何的机会，时时将商务馆的出版事业放在心头。10 月8 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宦乡等人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援例， 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

10 月9 日，郑振铎和胡愈之一起来见他，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他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 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 自当变通。并转告他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徐特立要来看他。[37]

第二天宦乡来访，向他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馆，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可以出些自然科学、技术书，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

10 月11 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39]

10 月16 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馆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40]

10 月19 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到车即将开动才道别。[41]

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商务馆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老商务人章锡琛后来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1949 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馆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 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也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

四

张元济在给陈叔通的信中曾列举五条不愿北上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阔别北平廿年，故地重游，不能不与亲戚故旧有所周旋，会给自己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也是一大苦事。旧游之地确实勾起了他对往事无比感慨的回忆。9 月8 日，他到达北平，被指定下榻在六国饭店，他感叹：“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宣统三年夏，开全国教育会议，余曾寓此数日也。”[42] 那还是1911 年。

自到京之日起，一个半月中张元济与侄孙女、在北大英文系任教的祥保经常见面，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他游览了故宫，在当年参加殿试、鱼跃龙门的保和殿前摄影留念;在北大议事厅，他在故友蔡元培的画像前“徘徊久之”;在北大附近的几个京菜馆吃饭，品尝久违的北京美食;他还为祥保出生不久的外曾孙起了名字。这一切都一一记在了日记中。

在京期间，他与许多故友亲朋都有会面，看到一些多年不见的年长者， 83 岁的他禁不住发出“甚清健”、“神识清明”、“有老态矣”、“步履稍艰矣” 等感叹。回首前尘，他也曾冠盖京华，春风得意，而今垂垂老矣，重游故地， 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特别是9 月12 日，他到石老娘胡同看望了知交老友傅增湘之后。

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双鉴楼”、“藏园”的藏书名动天下，曾做过民国教育总长，他们自1911 年6 月在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书札往来长达四十多年，一部30 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已成为他们文字之交的永远见证。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被誉为“珠联璧合”。张元济在商务馆主持影印大型丛书时，也曾得到傅的鼎立支持。傅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性情豪迈，60 岁后腰脚犹健，一年要几次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时，当张元济见到这位老友时，已是病贫交加、风烛残年，“卧不能兴，舌本艰涩， 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但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 傅增湘将心爱之物一一给老友看。先是从床头拿出自己所作已刊成红本的游记给他看，说是一共有5 册。再出示叶恭绰朱笔题的诗扇一把，还叫人从柜子里取出卷首有沈曾植题词的《衲本史记》给他看，“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张元济和他握手，“嘱其珍重而出”。[43]

9 月16 日晚上，陈毅带梅达君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他说前几天看了陈毅的同乡傅增湘，“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所住的正房也为人所占，听说是军队所占，过去是国民党军，现在不清楚。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他又说到82 岁的金籛孙在上海的住宅最近被盗，还被捆绑了两小时，希望能严缉罪犯。陈毅告诉他，他与唐文治为以“汉奸罪”判刑的江亢虎请求出狱就医一事，因为同案人多，有牵涉，很为难，所以没有回复，很抱歉。他表示这本是为私交所请托，非分要求， 不必介意。)[44]

10 月13 日，他又给陈毅写信，详述傅增湘的近况。[45]

10 月15 日，他即将南下，临别之际，他给周恩来、朱德写信告辞，还抽时间专门看望了傅增湘，病榻上的老友只问及上海一些友人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当天，他与儿子一起寻访岳丈许庚身的故居，半个世纪前他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故宅依然，只是已分给多户人家，而且“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胜感慨”。又路过老友许寿裳的故居，“不及其门，怅然而过”。[46]

此前，他曾托一位北大学生陪儿子一起去看了当年的恩人、海盐同乡徐用仪的故宅。戊戌变法之后，他被清廷革职，在朝廷任职的徐用仪悄悄赠他白银200 两，他终生不能忘怀。

五

在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在10 月9 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 亲自“送于门内”。

9 月19 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毛在祈年殿外等候他，“相与握手， 寒暄数语”，“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党】所【得】【为】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 毛对他说，商务印书馆出的书有益于民众，自己曾读过他们出的《科学大全》， “得新知识不少。”[47]

10 月1 日，张元济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 鸦] 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48]

他儿子张树年回忆：“我陪随父亲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大会。父亲心情激动，认为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全国统一，并请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伊见思在旧书铺购得一部最佳版本的《林文忠公政书》。10 月1 日开国大典结束回到六国饭店，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并将《林文忠公政书》以函包好，上粘红签写毛泽东主席启。翌晨交大会工作人员送往中南海。”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心头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10 月5 日，毛泽东亲自回信，感谢送书。

10 月6 日，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来看张元济时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惟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希望他“与当局见面时相机进言”。[49]

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极为谨慎。9 月13 日，《大公报》记者高汾对他作了二小时的访谈，高汾临走前，他“谆嘱所谈勿发表”，高答应稿子写成后一定请他本人过目。17 日，高汾将问答稿送给他，他略作修订后送还。24 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问及张元济的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奇女吟》各一册，并郑重嘱咐谢如要将他的访谈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国富民强的渴望，他还是常常忍不住放言无忌。在1949 年6 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建议。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他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 月11 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善培到中南海晚餐，使他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他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 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 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对第一条， 毛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第二条，毛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而他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与以惩儆。”毛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 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50]

随着时代的转变，与土地有关的矛盾、冲突开始不断浮出水面。

他9 月16 日的日记详细记下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高镇武的遭遇与处境，虽然他说高的“乡音甚难懂”——“自言年七十矣。教书数十年，略有储蓄，置有房宅两所。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 供栖止。全家九口，原有田四十亩，今分回十亩，子媳女均在学校教课。有妻在室，不能力作。以前在供给制时，甚艰苦。近改薪给，较宽裕，生计各无忧，但必须力作耳。”[51]

当天，他向陈毅转述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10 月初，他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幹9 月27 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他在10 月30 日回信：“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 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 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 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52]

10 月15 日，河北沧州籍学者孙楷弟来访，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53] 当时，不仅“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常常被来自故乡的有关土地、房产被占的求援声困扰。6 月19 日的宋云彬日记说， 有人(潘家询)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叶圣陶致函周恩来，请加调查。信稿交宋云彬斟酌，宋说“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54]

就在10 月11 日这次会面时，毛泽东还和张元济他们谈到章士钊想经营139 张元济：“及身已见太平来”

商业，将来北京，并为杜月笙说情，想叫杜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北上反对， 他也说杜名声不佳，而且门徒众多，“有所信赖，于地方上不免受扰”。陈毅表示，杜回上海的事，宜慎重处置。

晚清时在四川办学、从事地方建设卓有成效的周善培谈到读经，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并说现在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改革汉字，他觉得此事甚为不妥，“我国的疆域如此辽阔，种族如此复杂，所以能至今团结成一大国者，全恃文字统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语言既不相同，文字又复殊别，将来必致渐渐分离，甚为可虑。欧洲至今分为若干国，不能融合者，即由语言文字之区别。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中南海的那顿晚饭非常简单，“前后不过十味，烹调并不精，且盆碗亦甚小。各人均自盛饭，此亦一特点也。”[55] 但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畅所欲言， 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元济的内心是愉快的，所以他才会把谈话内容详细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政协会议期间，他不仅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0 月10 日朱德也曾登门看他，他在谈话中说此后不会有内战，即外人侵略也将绝迹，但朱德没有这么乐观，认为“我军备未充，尚恐难免。宜并力于钢铁，广储军备，可免窥伺”。他说，东北的钢铁产量不少，朱德告诉他，明年大约可出四十万吨。[56] 周恩来和他见面的次数更多，9 月11 日周到饭店看望他，“谈半小时而去”。[57]9 月13 日，周请他和其他政协代表吃饭，共六席，推他“居首座”。[58]9 月26 日，他接到通知周恩来请吃午饭，因事先与陈叔通、马寅初等有约只好辞谢。原来是周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他们约定的人基本上都被邀，会后入席，仍以他“居首座”。[59]10 月17 日，他离京前夕写信向周恩来告别，仍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60]

王云五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最初发表时曾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 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还印了一张传单，写了一句“本传单系奉毛主席言论自由保证以后而发。”据说布告上这样写着：

本祠堂建立于今二百余年，内有祭田五百余亩，大地主张元济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寓上海善钟卢霞飞路上方花园○号，如有清算斗争者，请至该处捉拿可也。

张元济敬启

不久，商务印书馆职工委员会开会时邀请他去讲话，结果遭到谩骂，群情汹汹，他昏倒在讲台上，被送进了虹口医院。[61]

六

参与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几乎对张元济一致保持了敬意，除了那些与商务有渊源的，来六国饭店看望他的人一天也没有断过，这固然因为他是出版巨子，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至大，更重要的还是他漫长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深受知识界的景仰。仅9 月10 日这一天至少就有五拨人来看他(有些未遇)，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一拨，梅兰芳等一拨，梁思成夫妇等一拨，沈钧儒、陶孟和等一拨，钱端升、马叙伦等一拨。[62] 期间，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辈鸿、郭沫若、潘光旦等也都曾先后来看他。10 月8 日，郭沫若携夫人于立群来访，说在《新建设》看到他的《戊戌政变的追忆》，其中提到的于晦若就是他夫人的祖上，所以想请他题词。

抗战前夕，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发奋用白话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列举十几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以先民的榜样激励国人。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将此书送人，仅日记中所记， 得到此书的就有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 年，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张元济依然恪守着那些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绝不苟且。

9 月14 日，张元济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印书馆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主任邓子平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 个字，共28140 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 应付14070 元。9 月17 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子平，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他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63]

9月18 日，华北人民政府等20 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日记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 “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64] 显然，他对这样的浪费有看法，干脆“辞谢不往”。[65]

当时张元济已83 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 月17 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 月18 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66]

一个月后(10 月18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67] 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子平还要给他一大叠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68]

9 月19 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之时，有六七个人拿着照相机，随处为他们拍照，有数十次。事后他给陈毅写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付不误。陈毅怎样回答不知道，10 月4 日，陈毅派人送来天坛的照片。10 月7 日，他写信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会心安。

10 月7 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 大概他认为是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 月25 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一年，张元济为香港三联书店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说到底，他只是一个读书人，他要始终如一坚守他的处世原则，不论世事如何变幻。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他自挽联中的一句话，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也许他认定，即使在“太平” 时代仍需要强调人格。一个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的，也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都是些小事，却是他做人的原则。令他不安的却是时代变了，更令他焦灼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也能绵延不绝吗?

1950 年8 月16 日，在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刊登署名“陈敬仁”的一则上海通信，题为《张菊生(元济)靠拢的前前后后》， 披露了商务几个职员跟作者的谈话，“以张老头偌大年纪，居然相信共产党拍卖的狗皮膏药，认为他们为人民这一套戏法是真的。张之天真，于此可见。” 不仅太天真，而且太糊涂，“太不了解共产党的欺骗与操纵之妙术了。”[71] 游说、影响他靠拢共产党的是他的老友陈叔通，此时已身居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