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7年11月2日，南京。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对自己的国力过分自信，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投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

陶德曼劝和的意思很明显：战争打到这个份上，中国的表现虽出乎意料，但双方实力悬殊，再打下去中国赢不了，不如趁现在还没战败与日本讲和。不要学德国硬刚到底，无条件投降，那就惨了。

这番话是铺垫，接下来才是主题。

2天后，陶德曼带来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议和条件，内容包括内蒙古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停止反日政策，共同反苏，降低日货关税，尊重外侨权利等。

中国如果不接受，日本将随着战争的进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难题抛给了蒋介石。

设想一下，如果你处在蒋介石的位置，且无法预知未来，你会怎么做？

一、叱退陶德曼：尔等腐儒，也敢妄议社稷大事，自古以来可有投降的天子？中正虽不才，愿率全国军民拼死一战，抵抗到底。

二、条件不算太苛刻，可以谈一谈，争取一个体面的收场，或者说喘息之机。毕竟战争中止或推迟，对中国更有利。

三、不表态，先拖着，苦撑待变，至于什么时候“变”，谁也不知道，熬着吧。

放狠话谁都会，但得先掂量一下实力能否支撑狠话，否则就是笑话。

10天前，也就是10月25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听取了军事报告：

南北两个大战场（太原会战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都遭受重挫，战况不利。

全国现役部队已使用完毕，补充部队都是新募之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

战前储备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已消耗一半，后续补充十分困难。

国际上，德国和意大利是日本的准盟友；英、法指望不上；苏联虽不希望中国战败（拖住日本），但明确表示不会出兵帮助中国；美国虽看日本不爽（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但不愿为了中国得罪日本。

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实力、有话语权的国家，没有一个指望得上。

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在没有外部军火、物资支援的情况下，不可能战胜工业国的日本。

此时，无论军事还是外交，情况日益恶化。

02

德国和中日关系都不错，不想两国发生战争，因为这样一来，日本会把本应用来对付苏联的力量，消耗在中国战场，中国被逼无奈会投入苏联的怀抱，这不符合德国的全球战略。

在德国外长牛赖特的指示下，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充当了“信使”的角色，调停中日战争。

对于陶德曼带来的和平条件，蒋介石回复：只要不恢复原状（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我不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蒋介石还对陶德曼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一旦接受日本的条件，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垮，中国会发生革命······如果日本继续发动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当然没有机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中国人决不会放下武器。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日本的持续进攻，唯一的结果将是导致中国出现红色政权······

11月8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把蒋介石的态度转告给日本。同一天，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终于支撑不住，全线撤退；也是在同一天，日军攻占太原城，太原会战战败。

国民政府掏空家底、集全国之力组织淞沪会战，没能挡住日军进攻，中央军、晋绥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方联合作战，也没能守住华北制高点，这是何等的挫败感！

11月9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孔祥熙、白崇禧等人作了军事情况汇报。

法肯豪森说：随着中日战争持久化及中国在经济上遭受毁灭性的重创，中国将会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日本也将会被全面拖垮。

不得不说，法肯豪森的眼光真毒。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写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预测到了抗战的大致走向，战争爆发后，又精准预测了抗战的大结局。

当天，陶德曼会见孔祥熙，劝说：战场形势如此，中国关于恢复现状的要求不现实，继续战争则无异于自杀，为了在未来图强，中国必须和谈喘一口气。

孔祥熙反驳：喘一口气对中国毫无意义，五年之后战争还可能再爆发，中国尽管无法持续与日本抗衡，倘若战争长期进行下去，这对日本来说也意味着毁灭，因为中国的战略是，以辽阔的地域把日本拖垮。

把“日本拖垮”是个很宏大、很长远的战略，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是对一个民族意志力以及对一个政权能力的极限考验。

现实情况是，日军已兵临南京外围，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敝之师，肯定守不住南京。

布鲁塞尔会议虽然还没有结束，但结果已经很明显：中国代表不放过任何一点希望，在国际社会苦苦求援，但没有谁肯出头制止日本侵略。

03

11月22日，广田弘毅再次托德国人给蒋介石带话：尽管日军节节胜利，但和谈条件基本没有升级，再拖下去，条件会更苛刻。

德国外长牛赖特建议国民政府面对现实，不要一口回绝日本。

这个时候德国的话语权是很大的——全面抗战开始后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80%来自于德国，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8278.86万马克的军火，全面抗战第一年，德国是中国军火的第一大供应国。

考虑到德国的意见，以及党内主和派的压力，还有让人绝望的战场形势，蒋介石松口了。

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白崇禧、顾祝同、唐生智、徐永昌等人开会，研究和谈。

众人认为，这些条件并不是很苛刻，因为它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权，也没有要求承认伪满，可以考虑谈一谈。

只有白崇禧表示疑虑：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

言下之意，广田弘毅提出的条件太低了，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会议决定：可以以这些条件为基础和日本谈判。

事实证明，白崇禧的预判很准。

12月7日，当狄克逊把中国的态度转告给广田弘毅时，广田的口风明显变了，他说现在情况有变，我们即将攻占南京，之前的条件可能也要变——这是军部的意见。

日本强硬派认为，广田的条件实在太温和了。在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强硬派认为国民政府已陷入绝境，“如果我们放松作战，蒋政权显然会恢复元气，但如果我们再推它一把，他就会倒。”

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强硬派气焰更加嚣张，提出的条件更苛刻。

有多苛刻呢？在中间递信的德国人，都不好意思传达了。

12月26日，陶德曼硬着头皮，带着日本的新条件面见孔祥熙和宋美龄，两人看完后惊呆了：这不就是投降吗？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见此为之心安。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至于纠纷矣。

意思就是，看到日本提出的新条件，我心安了，如此苛刻的条件，根本没有谈判余地，置之不理就行，这也可以堵住党内主和派的嘴。

次日，蒋介石主持最高国防会议，讨论日本提出的新条件，让他想不到的是，即使条件这么苛刻，还是有不少人主张和谈，包括元老于右任、居正、汪精卫等。

蒋介石不得不在会上舌战主和派，会下再找这些人做思想工作，强调军事上失利，谈判必然无筹码，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2月28日，蒋介石再次向党高层领导表态：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

这才暂时统一了众人意见，决定对日本的条件不予理会。

04

此次新条件，日本限定国民政府1937年年底回复。

广田弘毅多次托德国人催促中国答复，但获得的答复不是正在研究，就是尚在讨论。

1938年1月10日，在强硬派的主导下，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更新更苛刻的条件——日支媾和交涉条件细目共九条，内容就不细说了，反正接受之后，后面就没有汪精卫什么事了，直接变成蒋伪政权。

日本强硬派也没指望蒋介石能答应，蒋介石拒绝了更好，这样既可以堵住温和派的嘴，也可以堵住国际社会悠悠之口——看，拒绝和平的不是日本。

这样一来，日军就可以放手对蒋介石政权给予毁灭性打击。

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依然是不理会，拖。

蒋介石让人告诉陶德曼，如果以后日本再提这种条件，就不要转达了。

陶德曼也很生气，认为日本两次修改条件，简直就是在玩弄德国，让德国在中国面前丢尽了脸。此后，德国对调停不再抱希望。

1月17日，失去耐心的日本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指责国民政府不知反省，对内不顾人民涂炭，对外不顾东亚和平，今后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意思就是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谈判的大门永远关了。

蒋介石在抗战中面临的选择困境，很多人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之后也会遇到。

面对强国入侵，弱国必然面临战争与和谈的选择。

想死战到底，奈何打不赢，妥协求和，不仅没尊严，代价也不可承受。

怎么办？

这没有标准答案，妥协求和与死战到底，并非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动态平衡的战略艺术，唯有将民族意志、战略智慧与国际博弈深度融合，方能在绝境中开辟生路。

通过局部让步避免全面崩溃，获得喘息之机，然后撬动国际支持，同时推动社会动员与制度革新，积蓄反攻力量，最终等待时机拿回之前失去的，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一战期间苏俄对德国妥协就是典型。

但并不是所有条件都能妥协，像日本第二次和第三次提出的条件，约等于亡国条件，没有谈判的余地，中国只能孤勇地战斗下去。

生死存亡之际，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顶着巨大压力，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守住了底线，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