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小捷

许成钢先生最近出版了一部巨著，名为《制度基因》，探讨了中国至今未能实现宪政民主的原因。他的结论也很简单：中国不具备产生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在进一步探讨他的《制度基因》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吧。

自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辱，面对亡国的危机，中国的精英们就一直在寻找救国的方案。具体过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先是认为我们的器物不如人，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失败后，又认为我们是制度不如人，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试图建立共和、宪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又相继失败，再次反思后，又认识到我们是文化不如人，所以建立不起共和、宪政，于是又有了轰动一时的新文化运动，砸烂旧文化、打倒孔家店……

我们暂停一下历史的进程，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许成钢的《制度基因》。许先生的看法，也是认为我们的文化不行，或者用现代的说法，我们的文化基因不行，所以建立不起宪政民主。为了避免“文化”一词的过于宽泛而导致误解，许成刚用制度基因一词来代替文化基因一词。即：我们的制度基因不如人。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历史。就在我们要彻底砸碎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西方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大战表明，西方的制度、文化原来也有问题，也不完美；巴黎和会更是对中国欺辱到了极点，这让中国人对西方极度失望。而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个同样来自西方的新文化，却立即让中国的大批知识精英产生共鸣。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很新，而且和中国的旧文化基因很配套、很对路。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迅速取代了中国的已经威望扫地的孔孟旧文化，至少在表层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1949年之后的历史。1949年以后，中国搞了马列主义的新文化，并按照新文化建立了新体制，其标志就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化经济和百分之百的国有化媒体。但很快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且很多是历史上曾不断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于是执政党先是想靠党外知识分子的帮忙（1957）、后是想靠底层群众的帮忙（文革），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两者都是一种创新，但均遭失败；而且失败的一次比一次惨。于是，至少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党内外的精英们都意识到需要改革。党内的精英们搞的改革主要是引进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恢复了一些旧文化；也有部分党内精英想先搞党内的小范围选举，然后逐步扩展到党内的普选。

而党外的知识精英们想搞的改革还是宪政民主，虽然1957年已经失败一次，1989年还是又大搞了一次，又失败，而且同样失败得更惨。后又想先通过搞市场经济、培育社会力量，然后逐渐实现多党式的宪政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失败……

执政党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基本失败、经济改革又出现了大量严重社会不公问题之后，无奈之下，又祭起了历史上集权、反腐的老套路。而党外的知识精英们在反复失败后，痛定思痛，认真研究了自戊戌变法以来一系列宪政民主的努力不断失败的深层原因，于是就有了许成钢的这部集大成之作《制度基因》。

现在来说一下这部《制度基因》。最概括地说，这部著作比起当年陈独秀、胡适们搞新文化运动时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没有停留在笼统地说我们的文化不如人，而是具体指出了我们几千年的旧文化中究竟哪里不如人。那就是：中国文化中缺乏私有产权和个体人权的社会意识或社会共识，不具备实行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总之，中国自古到今就不是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公民社会，因此，也就一直没能建立起类似西方那样的宪政民主制度。说实话，600多页的遑遑巨著，论述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许成钢距离真理只有半步之遥了。但很可惜，或者说让人很惋惜的是，许成钢没能跨出这最后关键的半步，这能够使铁变成钢的关键半步。

一会儿再说这关键的半步是什么，我们先来继续看一下许成钢的最终结论。那么，既然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没有私有产权和公民人权的意识，也就是说没有实行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那么，我们中国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呢？许成钢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要大力进行启蒙。相互启蒙也好，自我启蒙也罢，总之，等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有了私有产权和公民人权的意识，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那么，宪政民主制度也就水到渠成了。

天啊，再次祭起了民主宪政的启蒙！这不是又倒退回陈独秀和胡适他们那里去了？这不是还要打碎旧文化？不过，在许成钢的眼中，此时我们要抛弃的旧文化里，不光有孔孟之道，还有了马列主义；区别仅此而已。真是让人无语，我们又退回到了一百多年以前。可一百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实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这是一条虚幻之路啊。试图用宪政启蒙的方式来改造我们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或制度基因，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啊。

其实，从许成钢长期研究所得出的“中国不具备搞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出发，再往前走半步，我们就可以得出关键的结论了。那就是：中华文明和欧美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中国是行政文明，欧美是市场文明，两个文明的制度基因、文化基因完全不同。宪政民主是市场文明经过长期的摸索所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中国，由于是行政文明，因此完全不具备实行多党宪政的条件；或用许成钢的话说，不具备实行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那么，最终的结论自然应该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的、特殊的民主形式和权力制约模式。这才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啊。可惜，许成钢距离这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只有半步之遥，他却没有迈过去。

那么，在我们行政式的中华文明中，都有哪些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呢？显然，和市场文明的私有产权相对立，我们有公有制的文化基因；和市场文明的个体人权相对立，我们有集体主义和国家利益（主权）高于一切的制度基因；和市场文明的个人奋斗的精神相对立，我们又有同甘共苦、共同富裕的人文基因……等等，等等。

当然，我们有了上述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就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这就像一枚鸡蛋，虽然具备了变成小鸡的基因，但如果没有适当的温度条件，它还是变不成小鸡。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这枚鸡蛋提供适宜的温度。同样，如果我们没有对路的、和我们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相配套的适当的模式设计、体制安排，则公有制的基因、集体主义的基因、共同富裕的基因统统都会变质，甚至会导致个人和集体、国家和民族，大家一块儿遭殃，大家一起完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朝代循环。

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启蒙。不过，需要的恰恰是和许成钢主张相反的另一种启蒙。再重复一下我曾反复强调过的观点吧：我们必须开动脑筋，想出办法，在中国人治社会的条件下，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设计出一种适合行政文明的权力相互制衡的巧妙机制，找到一个独特的非多党宪政的民主形式，走出一条中国特有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任重而道远，但绝非不可能。拿我自己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河北师范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既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更不是教授。而我尚且能针对中国的具体现实，构想出一个“两权共享”式的权力制衡机制。那么，我相信，海外那么多的知识精英，那么多的博士、教授，那么多的许成钢们，只要能从宪政民主的旧思路上彻底转过弯来，就一定能设想出切合中国实际的、符合中国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的、比我的“两权共享”更好的、非三权分立的、独特的民主模式来。我对此深信不疑！并愿意和许成钢们在这个方向上一起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