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窦

“铛，铛”一阵阵浑厚悠扬来自上帝声音把我唤醒，乍醒的一瞬间，睁开眼睛，看到一间陌生幽暗的卧室，这是在何处？梦中吗？旅馆陌生房间？一时我迷失了。灵魂慢慢地在我的体内苏醒，我记起四五天前的北京，细小的雪花飘落在我的蓝色棉袄上，飘落在行人的帽子顶上，坠落在王府井宽阔的街道上。我和托米走一小段路就钻进一个小店暖和一下身体，真冷呀，那夹带雪花的寒风直刺我的骨头，令人痛苦。

好在大使馆里很温暖，那位穿着漂亮红色开司米绒衣，体态丰盈的短发中年女人在大使先生的要求下，让我和托米跟着她去签证办公室。我们小心谨慎地跟着她那丰腴波动的臀部进入办公室，她让我们坐下，然后用那双美丽浅蓝色眼睛，带着权威和傲慢的目光看着托米和我。我感觉她不太喜欢给中国人签证，特别是从罗马外交部打了招呼需要关照的护照，这是个什么重要的中国女人？竟然需要在一二天内给签证。她翻开我的护照仔细地看了一会，上面只有我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这个名字不表明任何特别的意义，只代表坐在她面前的一个普通年轻中国女人。她蹙着眉头，严肃地开始对托米说起什么，托米只是恭谨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没有做任何答复。逐渐，我看他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微的汗珠。

托米在罗马的参议员二哥通过外交部的熟人给大使馆的官员打过电话，希望尽快给我签证。此时的托米和我，两人都像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卑微农人到高大的市政府办事一样，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可四五个月前，托米站在荒凉的西藏高原，面对皑皑雪峰那么自信，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几个月前的他和在大使馆里的他形如二人。他有胆量去印度或世界上那些偏远落后的村庄，去危险四伏的南美混乱地方，但他却没有自信走入国家高层机构，我甚为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都那么自信高大，只要进入他们自己的国家，甚至在中国的意大利大使馆内都显得这般平庸渺小。

获得签证出门后托米告诉我，红衣女人说“有些中国女人嫁给意大利男人就是为了到意大利”。

我就是那个红衣女人说的中国女人吗？我现在就在意大利了，躺在一张舒服的大床上，是一个近乎陌生的意大利人男人妻子。时间无法抹掉记忆中的那一天，那是1994年的第一天，元旦，也是我在意大利醒来的第一个早上，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百叶木窗把白日的光挡住在外，卧室墙壁放着一个笨重的深棕色衣柜发出陈旧的历史气息。托米已起床到楼下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大床上，室内暖暖的气息像轻柔的云朵包裹着我，楼下厨房隐约传来婆婆和托米说话的声音。

我环顾四周，卧室雪白墙壁上光光的没有任何结婚照，床上没有新的大红被子，没有白色的婚纱，也没有红色婚礼服，没有任何新婚的物件来证实我不是在做蝴蝶梦，来证明我们的婚姻。错了，有一个武汉民政局发的红色小本子结婚证安静地躺在床头柜的小抽屉里可以证明我现在是这个房间主人的妻子，我觉得我如同托米从中国带回家的一个纪念品，他把我就这样简单快速地放入他的房间，成为他的妻子。

读小学时，学校挨着京汉铁路，有时我会和一个同学一起去铁路上玩，一脚一脚走在一条条白色混凝土轨枕上，看着那无尽的两条黑色铁轨，想象着它能够带我去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飞往米兰的飞机上我望着窗外的云海，觉得自己在扮演一本小说中我喜欢的一个角色，一位年轻女子，离开家人和朋友，独自背包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将要发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生活是怎样的？像我想象得那么美好吗？我又想到马上可以游览浪漫水城威尼斯，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永恒之城罗马，这些显赫的城市，迷人的想象令躺在床上的我感到一阵抑制不住的兴奋。

下楼来到厨房，只有婆婆一人在厨房，她给我热了一杯牛奶放在淡绿色的桌子上，又从奶油色的大橱柜中拿出几块奶油酥饼，友好地做手势让我吃早餐。这就是第一天也是我将来数不清的意大利牛奶甜点早餐，永别了武汉热干面。

昨夜凌晨一点多才到达，跨时区的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三个多小时的汽车行程，已经把我搞得晕头晕脑了，随便吃了两口婆婆煮的烂叽叽的菠菜，冲个澡就上床睡觉了。喝完牛奶，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个家。客厅很宽大，浅玫瑰色花样大理石地板光滑如镜，一条长长椭圆形长桌子有着四条长颈鹿似的动物细腿，那就是意大利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家具式样， 上方悬挂着铜雕座园型浓雾白玻璃吊灯，平整洁白墙壁上挂有两张印象派油画的复制品（一张是梵高的星空），一个中年男子的素描，应该是他去世的父亲，托米的嘴一看就是从素描人物遗传而来，靠右边花园窗边墙上还挂有一幅很大的油画，一个裸体女人披着一条白色床单坐在椅子上，侧面沉思地凝视着前方。

在我当时看来，这个家富裕，家具做工精致漂亮，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家里的布置是婆婆的风格，循规蹈矩实用型，没有什么所谓的格调，仅墙壁上的那几幅画算是一点艺术点缀了。

我透过玻璃窗凝望前花园，两棵光秃秃的树和一排枯枝，街道对面有一座白色的半椭圆形大别墅，半圆弧的大阳台有几根细细的柱子，白色的墙壁和柱子开始发黑，在冬日阴霾的天空下看上去很凄凉。随后的夏日我曾随着邻居，一个高个优雅的老女士进入这栋大别墅，我惊讶这么大的房子竟然只有八十多岁的老女士独自住在里面，每天女佣来做几个小时家务，她的女儿也会来看看她。跨入宽大昏暗的大厅时我一阵纯粹的阴凉，静谧和孤独扑面而来，我闻到一种死亡的气息，好像走入一个巨大的墓室，不是活人的空间，那天我似乎逃避死神一样逃出这所大房子。女士一年后独自在大屋子中去世了。至今，这栋房子几经易手，依然空空无人居住，完全出于被抛弃的凄凉之中。

这时门铃响了，托米的丽娜大嫂和大哥来拜访，昨夜10点多钟两个哥哥来米兰马尔彭撒机场接我们时候我当时就很吃惊。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托米去中国旅行时总是穿着很破旧的衣服，毛衣袖上有小孔眼，那个跟随他走遍世界的背包更是脏乎乎的布满污迹，当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办理签证时，卧铺对面的一位男乘客看着他的脏包问我他是哪国人，得知托米是意大利人时，他蔑视地看着托米说 “背这么旧的破包，连我们中国人都不会去背它呢”。而托米则说中国不太干净，不能穿太干净的衣服去旅行。当我看到他的两个哥哥穿着挺括的毛绒呢大衣，气宇轩昂走过来时令我大吃一惊。特别是托米的二哥马西莫（就是他开后门让我快速获得签证），相貌堂堂，身材高大，穿着讲究，看上去比北京意大利大使馆的那几个趾高气昂的签证官员要气派的多。马西莫后来成为家族亲戚中跟我关系最亲密的一位，我得到了一位从未有过的哥哥，我见证了他的高峰，他的低谷，他对妻子的背叛，他的疾病和死亡，那个我落了很多泪水的悲伤时刻，我要把他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至少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从气质和相貌上看，三兄弟除了都是一样的秃顶外，我怀疑他们是否生长于同一棵树上的果子。大哥那时是塞纳市副市长，一年后他代表市政府给予我意大利国籍。塞纳市在意大利不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当然还不及武汉市的一个区大），离博洛尼亚一个小时。他们算是当地政界的知名人士，常在公告场合发言或出现在当地小报上。这两个本市重要人物一起来机场接我们，如同豪华大轿接我这个寒门媳妇过门，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是第一次出国，未见过大世面，当时感觉好像享受到“国宾”的待遇。想想他们可能奉母之命，还有那实在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驱使他们专门开车来回6个多小时赶到米兰来接中国新娘。

跟随在大哥后面的是大嫂，随着一声气韵浑厚的女音，大嫂出现在客厅的门口，当我面对她时表情有点不知所措，好像我忽然面对一个断胳膊断腿的残疾人，坦白地说，我在中国获取胖子的概念不符合大嫂的形象，我无法想象人还可以长得这么胖的。她如一座小山丘把整个客厅的门都给堵住了，莫非她从白天到黑夜一口都不停地吃？她的一件衣服要耗费多少亩田的棉花呀。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在武汉挤车上班的情景，“如在武汉，她绝对无法挤上78路公共汽车”。

只是很多年后，我从美国旅行回来，看到大嫂时，我忽然发现她不是那么胖了。何许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她肥胖的身体，最后几年因为身体健康的需求她也努力在减肥，我想最主要的是美国街头的巨型胖子让我对“胖子”有了一个新的形象概念。

随后门铃不断地响起，亲戚们川流不息来给婆婆拜新年，我穿着一件土气的粉红羊毛衫，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有点做作不自然的微笑，逐个被婆婆和托米介绍给那些大声说话，面部表情夸张，手足舞蹈的意大利亲戚们：二嫂贝拉和二哥，二嫂身着一件柔滑米色羊绒大衣，进门后脱下大衣放在长沙发上，一件黑底起白色点子的紧贴腰身显出身体曲线美紧身绒衣夹克配一件黑色软皮短裙，手腕上带着一个醒目又大又粗麻花扭的金手镯，一切都呈现出她衣着打扮的讲究。在我学会说意大利语后，婆婆有时私下不满地跟我抱怨这位议员的夫人衣着太奢华，“还曾是什么共产党，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婆婆嘀咕一句。曾经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根本不妨碍贝拉现在作为议员夫人充分享受资产阶级物质生活。可能她早已被资本主义化腐化了，今天的我们，谁又能抵挡住资本主义的财富呢？贝拉径直走到厨房窗口边掏出一根烟，开始吞云吐雾，两股青烟如长长的象牙从她的鼻孔中冒出，她一边吸烟一边快速地说着我听不懂的意大利语，自信的声音听上低沉浑浊，一听就是长期被烟雾侵蚀的结果。两个年轻性感的女子和一个十几岁的美丽少女，她们就是客厅条柜上摆放的黑白照片上三个孙女。不过，那天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最有魅力的不是贝拉，也不是年轻漂亮的孙女们，而是65岁的安娜姨妈，婆婆最小的妹妹：她一头卷卷浅栗色头发，浅栗色的眼睛，小巧挺拔的鼻子，秀气的嘴，修长苗条的身材，穿着挺括的直板裤，精致的细羊绒毛衣，脖子上围个小小的丝巾，真想象不出65岁的人还有如此风度和优雅的举止，简直像是从美国电影里走出的简方达，只是她说话时的声音好像带有秋风扫落叶那种莎莎声，几年后，婆婆对我说她的这位妹妹从小就特别爱美，50/60年代在经济还不是很宽裕的时候，她宁可少在餐馆吃几块牛排都要把钱花到时尚服装上。在安娜成为老师后，托米的外祖父母坚持相信以小女儿的美丽，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说嫁给拿破仑似的人物，也应该找位医生律师之类的丈夫吧，结果她找了一位又黑又矮南部来的高中老师，让父母大失所望，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很聪明。一个是本市医院神经科主治医生，经常被邀请到博洛尼亚市大医院出诊。另一个机械工程师自己创建一个效益很不错太阳能公司。

人群中有位很高的瘦女人，“米莲表妹”托米这样介绍，长长的两条腿像踩着高跷站在我面前，我不得不仰着脸看她，顿时觉得自己的肩膀被削掉30公分，身高一下矮了一大截，她是十几位表兄中唯一的表妹，也是家族中的信鸽，她会从这家飞到那家，如果你想知道大家族中哪一位的消息，一定可以从她那里打听得到。米莲去世的母亲曾是跟婆婆关系最好的大妹，后来一直婆婆最亲的外甥女，常来看婆婆。奇怪的是，随后的好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后，她依然以家长对孩子说话的口气来跟我说话，是否因为她觉得个头比我高很多那么智慧也一定比我高出很多，不由自主地充当起我这个外国移民的导师？她是一位高中的体育老师，唯一开拓眼界的出国旅行大概就是去过离我们二三十公里外的圣马力诺共和国。不过，她的确是我的老师，她向我传达意大利很多传统习俗和观念，如何该做，如何不该做，我很感谢她。直到有天她在街道上对我说 “托米真不错，让你一个人外出旅行，意大利丈夫一般不容许妻子这样自由独自外出的“。我一听眉毛眼睛就开始往上挑，什么年代的脑袋，我开始反驳她，但不再使用以前那种东方女人温文尔雅，含蓄矜持的声音来跟她说话，那种声调已经被意大利的生活给埋葬了，我采用意大利女人那种急速，厉害的语调反驳说 ”托米不是我的主人，我也不是他的奴仆，他也不是我抛弃在家不管的未成年人，难道一个女人用自己劳动挣的钱出门旅行还需要丈夫签字批准同意吗？如果他不想出门旅行我就应该跟他一起把自己关闭在家吗？你们的习俗还没有像印度那样要求妻子为丈夫陪葬吧，这里不是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搞妇女解放运动吗？“

这时我听到客厅外走廊又有一群人闹哄哄的声音夹杂着婆婆的惊喜的嗓音，不一会走进来一个满头银发发婆婆，后面又跟着四五个人。

这是婆婆的弟媳妇带着她的儿子媳妇和孙女们，从来人中走来一张脸一下子把我给惊吓住了，我猛然想起托米告诉过我说见到一个奇怪的有病女孩时不要表现得太过于诧异，但我没有想到是一张这样的脸，仿佛我看到很久以前看过的香港电影“画皮”中鬼的面孔：毫无血色的青灰色的脸孔，脸上的皮肤肌肉拉扯着，头发干枯像稻草稀疏地耷拉头上。她对我微笑，露出一排可怕的深色牙齿。我应该表现得自然一点，可我没有做到，一瞬间我脸露惊讶，很对不起这位十六岁可怜的少女芭芭拉，婆婆亲弟弟的大孙女，那位亲弟弟的英俊黑白照片就搁置在厨房的橱柜上，他48岁时因心脏不好早逝，婆婆后来几次跟我说她的弟媳没有把她的丈夫照顾好，自然这是姐姐出于对弟弟的爱。那一瞬间后我尽量表现出自然，不把目光在芭芭拉的脸上多做停留。芭芭拉却对我很好奇，她不停地向家人问我的情况，很想跟我说话，只可惜我一句话也不会说。女孩有先天性的遗传病，在怀孕做检查时医生就告知父母胎儿不健康，有严重的血液遗传病，她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执意要将孩子生下来。她不能晒太阳，从未去过孩子们热爱的海滩，父母每年带她和健康漂亮的妹妹去高山度假，虽然她有着恐怖和丑陋不堪的容颜，却有着充满友善的少女笑容。父母，学校和同学们给了她很多的支持和友爱，她学习优异，在进入大学之前十九岁时因肝功能衰竭去世，多年后她的父母才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一个满头栗色圈发，精致小巧的翘鼻子，眼睫毛又长又翻的美丽小女孩，像个洋娃娃一样夹在叽里咕噜围着我说话的人群中，我俯身瞧着这位美丽的小女孩，抚摸一下她蓬起的圈发，她的一双大眼好奇地盯着我。

我站在越来越多的亲戚们中，围绕我的是无法进入我头脑的喧闹话语，此刻的我是个聋子，哑巴，听不懂一句，说不出一句，好像忽然间发现自己独自站在舞台上的灯光下，下面有很多观众看着我，观察我，面对这些陌生的眼睛和面孔，我有些手足无措，不自在，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个角色，这还让我有点害怕，怕我不懂当地礼仪，做出让人觉得可笑的事。我只能无语地看着台下的观众，听着他们好像在动物园看到稀有动物后发出的各种感叹和评论。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抽身从他们之中溜到二楼卫生间，一进门赶紧把门关上让自己独自安静地呆一会，卫生间有着淡黄色大理石地板，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干净明亮，我一人面对镜子看着自己，镜子里的女人是我吗？昨天你是谁？今天你又是谁？恍惚之间我看到镜子里陌生人的头围绕着我，男人的头，女人的头，一切如同梦幻。

几天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这群意大利人活在地球上，猛然间这些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堂兄表妹，小姨侄女随着与托米一张结婚证他们就如潮水般涌入我的生活，几乎把我给淹没，我用手捏捏自己的脸，以此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元月2号上午十一点，那天的天很蓝，太阳光很明亮，托米带我去他的朋友蒂洛家。蒂洛邀请托米几次，他就住在婆婆家后面不远山坡上绿荫丛中的一栋公寓内，走路几分钟。蒂洛是托米的大学同学，也是同事，同在一所中学教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大区是意大利著名的红色大区，以共产党人居多，大部分都是左派或极左派，他们都曾是毛主席和红色中国的崇拜者。在电视中他们看到那些斗志昂扬的工农兵个个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兴高采烈地生活在一个无剥削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些画面很吸引他们。我坐在有着少女纤细般手臂光滑曲线的扶手椅子中，桌上有瓶红酒，房间里散发出一种70年代的气息，一缕如翼的太阳透过窗子投射到那张又长又笨重的桌面和插满书的书柜上，满脸长满杂草般胡子的大个头蒂洛从他的书架上找出好几本红色封面的毛选给我看，动情地慢慢对我说”这些毛泽东的书我都读过“，后来又有三四个托米的朋友对我这样说。我不得不说，这些前意大利共产党人读过的毛选还真比我读得多，我的记忆中好像我只在小学背读了几条毛主席的语录。

蒂洛的女伴，她瘦高个，尖鼻子，一个风雅的女人，她在剧院工作。托米告诉我她来自帕瓦罗蒂的故乡城市摩德纳，她曾亲耳听过帕瓦罗蒂把玻璃瓶酒杯震碎的《今夜无人入眠》歌剧，这似乎让她感染一点名人的高傲。她漫不经心地，手里端杯红酒，从上到下打量我这个来自异域的人，仿佛把观察我的衣着，眼睛，举止看作一种消遣，

“I like very much chinese shadow play”她对我用结巴的英语说。又转头问托米

“una tazza di tè per lei？“ (给她一杯茶吗？)

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照顾一位年老的病人。不过多年后，她介绍我在剧院为来本市剧院上演《白蛇传》的中央第二京剧团做翻译和舞台背景协调工作。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亲眼欣赏到中国的京剧，看演员们如何画脸谱，我跟台下的意大利观众一样激动兴奋。

接下来的几天节日时期，作为小城的稀有人种，托米受到很多朋友的热烈邀请，其目的都想看看他的中国妻子。于是我被带到他的朋友们家里作展示，被搁置在他的朋友中间，遭受陌生人观察审视的眼睛，坐在沙发或椅子上成为一个无法讲述中国的木偶人，作为一个话题的引子，勾起了他们对青年时期政治热情的怀念，他们开始一昧地回忆过去他们追随的共产党，左派，平日寡言的托米这时也不断地谈中国的政治，社会，旅行。自然在他的朋友面前，他绝对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专家和权威，他不光是多次去中国旅行，取了一个中国妻子，他还在威尼斯大学学习中国历史，老子和孔子。整个晚上几小时他们就坐着说这说那，我只能在他们叽里呱啦的声音陪伴下沉默呆呆地坐在一边，无聊透顶看着周围的各种眼神，友善，好奇，愉快，漫不经心，高人一等的。一天从一个朋友家挂在墙上的木嵌桃花形大镜子我看到一个孤独，沉寂的中国女人，像一条小金鱼跳到鱼缸外面，在没有水的空气中大口大口难受地挣扎着呼吸空气地坐在那里。随后的几年这种感觉伴随着我多次出现，在儿子上的托儿所举办的派对上，我孤独一人像个蜡烛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站在成群结队说笑家长群外，被欢快排斥在外。

过了二三年我才明白，第一次元旦我误读意大利人这么重视亲戚之间的亲情，其实那个元旦真正来给婆婆拜年亲戚中只有安娜小姨和米莲（当然还有她的儿子们孙女们，他们是常来看她的），她们每年元旦都会来，平日也常来，跟我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其他那日倾巢出动的亲戚们（婆婆的弟媳，托米众多的表兄弟，堂兄弟及他们的妻儿们），他们只是想看看新来的中国媳妇而上门拜访，因为那是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所有的亲戚都来串门拜年的元旦，1994年的元旦应该是他们家族一件轰动的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