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的罪恶本质：苏联豢养

——中共党史系列之一

程翔

香港人民为争取中共落实《基本法》关于双普选的承诺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成百万人参加的和平示威被中共当局诬蔑为“受外国势力指使，发动颜色革命，意图先夺取特区政权，进而颠覆国家合法政府”；又指称香港的示威者，“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云云。这些罪名，恰恰是当年中共自身行为的写照。本文将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来证明当年的中共，正是一个引入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势力。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中共的出现，是由苏联共产党扶植的、作为“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也称“第三国际”）中国支部的组织，充当苏联赤化亚洲目标的一只马前卒。它是一个叛乱集团，勾结外国（苏联）势力，接受敌国的人、财、物、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在政治上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军事上武装割据分裂中国，最终达到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目的。

由于其崛起离不开苏联的豢养，所以中共在1949年之前的政策主张完全以实现苏联在中国的利益为依归，甚至牺牲广袤的领土（蒙古）也在所不惜。由于其与苏联是有血缘关系、父子关系，所以1949年后中共对苏联采取“一面倒”政策，出卖国家利益，包括放弃收回苏联曾经三次答允归还的领土（这一点详后）。

一、中共“卢布党”的本质

在1949年以前，很多中国人就知道中共是一个由苏联豢养、扶植的组织，所以冠之以“卢布党” 的名号。那时大家虽然知道这个事实，无奈却难以掌握具体证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在“打倒四人帮”后迎来难得的改革开放气氛，很多历史问题的禁区逐渐被学者突破，很多原本是“内部刊物、不得外传”的党史资料开始解禁，使人开始对中共的本质有所认识。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库管理的基本法》，从此大量苏联的秘密档案解密[1] ，使苏联豢养中共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从此也不由得中共抵赖。本文开端对中共所作的定性，每一只字的事实依据都是基于中共公开了的原“内部刊物”和苏联解密档案。

最早突破资料封锁的是1985年4月由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联合编辑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系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仅仅作为内部发行，不对外公开，全系列共四辑。内容包括：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指示、函电、共产国际代表的文章、讲话；中共对于共产国际有关决定所作的相应决议等等。上述丛书是“内部发行”，中共尚未正式解禁。到了1989年1月，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从1921—1949年共18册。这套文件的第一册收录了1921—1925中共发表的文件，其中不少涉及早期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到了2011年6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套共26册），正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册（1921—1949）也记载了不少中共早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文件。

虽然如此，对于共产国际如何豢养中共的资料，这些由内地学者编辑、由官方出版的资料仍然语焉不详，可能这个事实实在太难以面对中国人民，不能说得太细，所以我们必须看看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

在前苏联解密档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在1996年10月编辑出版了一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其中《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主编：黄修荣），就非常详细地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找到很多当年苏联是如何豢养中共的文件，包括提供：人、财、物、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大后方等等（这套丛书在1996年已经完成，却迟至2002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笔者猜测是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的结果）。

在大量前苏联原始资料曝光的条件下，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共如何崛起有了比较客观的叙述，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考察》[2]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的《中共初期经费来源》[3] 、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元宫的《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4] ，他们爬梳了苏联的解密档案，还原了当年的情况，呈现了苏联豢养了中共全部过程，使得中共勾结外国敌对势力颠覆中国、分裂中国的不光彩历史无所遁形。根据上述三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事实：

二、苏联豢养中共的过程

1） 中共成立前，共产国际已经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活动，通过办刊物宣传共产主义。

根据徐元宫文章：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率领工作组抵达北京，6月持李大钊的介绍信抵达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5] 发送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导部和组织部。”维经斯基的汇报证明他的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时也透露了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这客观上也就是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已经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了。

2） 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提供经费支持。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费”[6] 。包惠僧回忆材料中的相关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

“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7] ；“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8] 。

3） 中共建党后，共产国际定期拨款给它，除了提供“经常性拨款”用来维持中共中央架构的开支外，还支付了“特别费”用来策动罢工、暴动、武装割据等。

杨奎松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从1921至1931这10年间中共从第三国际取得的经常性拨款，根据杨奎松的计算，历年的经常性拨款情况如下：

以上仅属经常性的费用。此外共产国际又经常拨出专款（特别费）供给中共，以1927年为例，苏联提供的“特别费”策动了以下事故：

–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2—3月），得款3万元；
– 湖南农运（7月）得款5万元；
– 建立军队（8月）得款30万美元（连武器在内全部总金额达110万卢布）；
– 京汉粤汉铁路罢工（计划每一工人6元，坚持一个月）；
– 秋收起义（南昌暴动）（9月）得款1万；
– 为广州起义（12月）得款10万；
– 开办党校得款5万。

全年共产国际拨给中共各项款额接近100万元。所以到1928年，中共向苏联提出近百万元的“特别费”预算。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透露：“据中共历史档案财务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款付中共各项款额接近100万银圆，这一数额相对于苏联这一时期援助国民党与西北军冯玉祥累计5000万银圆虽微不足道，但对尚处婴幼期的中共来说，年助百万已是天文数字了[9]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说：“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15,000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

杨奎松的文章还详细分析了1928—1931年期间、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第三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增加情况，以及由这些苏联资金策动的叛乱活动。例如：

1928年4月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总书记处布哈林的建议，以米夫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建议主张，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创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 随着游击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 坚决实施土地纲领；3. 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4. 首先在毗邻地区开展农民运动；5. 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区建立联系和加强工作。”为此，它提议要求苏联军事部门：“（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3）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

根据对第三国际资料的分析，杨奎松作出几点重要的结论出来：

（1）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着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直希望能够恢复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但未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2）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的快慢，明显地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数额多，中共开展活动的范围就大，影响也就随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断，哪怕只是暂时的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共许多工作的混乱和萎缩。这种情况即使在改为专项拨款之后，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至少，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

（3）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援助的目的性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而由于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虑的目标不尽相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的实际需要。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4）中共逐渐摆脱对于莫斯科财政支持的全面依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取决于中共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切实在农村立稳脚跟。在此之前，即在中共全面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很难不听命于共产国际，并听任其干预党的领导机构和方针政策。

三、苏联豢养中共的资金来源

苏联豢养中共的钱从何来？徐元宫说：为了获取经费，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他说：

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珠宝、钻石或其他贵重物品变卖之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给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10] 。”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11]  。”

那么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又是从哪里获取可以兑换成高额现金的珠宝、钻石等珍宝的呢？徐元宫说：

苏俄政权初期发起过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运动，这一运动使苏俄政府拥有了大量的珠宝、钻石等珍宝。1922年3月19日，列宁就没收教会珍宝一事给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密信中这样阐述没收教会珍宝工作的真正目的：“我们务必要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的胜利必然全部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12] 。”当时，列宁认为此时是夺取教会珍宝的难得机遇。爆发大规模饥荒的特定时刻比较容易夺取教会的珍宝，因为在这个特定时刻以赈灾的名义夺取教会珍宝容易被广大农民接受和拥护，而事实上，列宁力主夺取教会珍宝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利用这笔几亿甚至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开展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须的阵地”。为了保密，列宁在信中强调“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包括加里宁同志）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很长时间里，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档案馆里，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于世。

徐元宫还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表明，“没收教会珍宝行动成效很大”（他的文章中详细列举了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他说：“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使苏俄政府的国库充实了巨额珍宝，这不仅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费支撑，而且为世界革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为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是用抢夺回来的教会资产来豢养中共以及亚洲其他共产党，以遂其拱卫苏联、达至“世界革命”的目的。而中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拙劣的帮凶角色。中共为了自身夺权的需要，甘愿接受苏联提供的赃款（抢夺教会财产）和不法收益（贩卖鸦片）。

注释：

1） 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丛书前言。

2） 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4年6月号，第83期。

3） 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1年6月号，第125期。

4） 载《爱学术》网2017-07-01。

5）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1922年2月。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6） 《伟大的历程（1921—200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7）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8）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9） 见《中共初期经费来源》，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1年6月号，总第125期，第63页。

10） 徐元宫引用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11） 徐元宫引用苏联解密档案（34）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аргарете.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М.：АИРО—ХХ，1995.С.68.

12） 徐元宫引述《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