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前几天我写了《我看屠夫野夫关于清迈房产之争》。为说明自己关心这段公案的原因，我一开始就提到2017年我们曾到清迈戴晴姐家做客，还附上一张小照，怀念那时的美好。

八九六四后，戴晴被以“涉嫌动乱”入狱。出狱后她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光明日报里”左倾卫道“的总编 张常海出于挟私报复，依仗权势断掉了戴晴的退休金。

2012年，由于任职中组部的李锐一再过问，《光明日报》人事部曾联系戴晴，表示愿意为她办理退休和养老保险，而戴晴却要求解决天安门母亲的赔偿问题，要求给历史真相，否则不接受官方的“好心”。当然，这养老金的事情就黄了。我因此特别佩服戴晴姐的骨气。

那么，除一些稿酬外没有固定收入的戴晴，怎么能买得起清迈的别墅呢？这是由于戴晴母亲去世，给儿女留下北京的房产，出售遗产后戴晴分得大约200万人民币。这就是她能在清迈买房的资金。

在王大哥去世后，戴晴出售了那个英式别墅，搬家到野夫等营建的“知交小聚落”，和女儿一起生活。泰国食品很便宜，女儿的退休金够她们吃饭。 

三，红二代与黑五类的友谊

我在八十年代就是作家戴晴的忠实读者，2009年我们在德国书展第一次相遇。我有旧文《戴晴的法兰克福之战》记叙了我亲眼见到的情景：“赫塔·米勒——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我们背后赶上来，抱住戴晴亲吻了一口，在戴晴脸上留下口红的痕迹。”

当时我们一起看书展的“美术展品”——中国革命宣传泥塑《收租院》。我指着箩筐和风谷机告诉戴晴，我少年时在湖南山乡就曾负责晒谷风谷，因为生产队太穷，农民太饥饿，只有我们黑五类不敢偷谷子。

在北京长大的红二代戴晴，听了我这国民党残渣余孽子女的乡下遭遇很震动，她的父母曾满腔理想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结果却是这样。面对我这种共产中国的劣等公民，戴晴姐一直很难过。

我在旧文中的一段话仍未过时：“岁月似乎没有在戴晴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生气勃勃，特立独行，风骨卓然。摆脱了谎言的迷惑，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任何有权势的人，戴晴坚守独立精神，诚实而坚毅地，按照自己的良心与信念去生活。”

2024年11月28日

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