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阔海

《蚂蚁与蚱蜢》（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是伊索寓言之一则，大意是：

夏天的时候，蚂蚁天天劳作，准备过冬。蚱蜢天天唱歌，享受生活。冬天来了，蚂蚁丰衣足食，温暖地待在家里。蚱蜢向蚂蚁乞求施舍。蚂蚁问她：夏天的时候你在忙啥？蚱蜢：唱歌。蚂蚁：那么你现在该去跳舞了。

这则寓言的教训似乎很明显：不努力工作、不为未来筹划就可能遇到大难题。蚂蚁努力工作，为冬天做准备。蚱蜢享受夏天，不考虑将来的冬天，于是遇到了没有食物、没有栖身之处的难题。

偶然读到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同名小说（发表于1924年）。在毛姆的小说中，有一对兄弟，其中一人是兢兢业业的律师。另一人不务正业乱花钱，把自己的钱花光后就找人借钱，也向兄弟借。有一天，叙事者“我”见到那律师。他心情糟透了，因为：他不成器的兄弟居然和一富婆结婚；那富婆不久就蹬腿了，留给他大笔遗产！

显然，在毛姆的故事里，这位律师是蚂蚁，而他不成器的兄弟是蚱蜢。蚂蚁兄弟辛苦工作多年，蚱蜢兄弟居然一夜致富。怎不叫人心里不平衡呢？毛姆显然在做翻案文章，他似乎在说：谁说努力工作、为未来牺牲享乐的蚂蚁就一定比游手好闲、及时行乐的蚱蜢要过得好呢？

及时行乐，抑或为了未来牺牲现在，这是两种对立的人生观。《蚂蚁与蚱蜢》的寓言，毛姆的同名小说，以及一系列西方国家与此有关的翻译、写作、讨论都或多或少触及了这个主题。

这两个立场确实不同，但是它们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吗？

蚂蚁式思维的要点就在于其前瞻，或者说深谋远虑。相对的，蚱蜢式思维的要点是反前瞻性，不为未来牺牲眼下，是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

不过，在现实中，有几人如蚱蜢那样放下一切地去享受生活，不工作却依然消费，没钱了就借钱，或者嫁（娶）个有钱人？即便有心，有几人能做到？

同样地，又有几人如蚂蚁，只劳作累计财富而不享受？

更常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兼具了蚂蚁和蚱蜢的特点，一方面劳作为将来积累财富，一方面也偶有及时行乐之时，也借钱，也想嫁（娶）个有钱人（或中彩票）。

也就是说：蚂蚁有道理，蚱蜢也有。他俩的人生观都有可取之处。我们许多人或者兼有两种思维模式，时而更像蚂蚁，时而更像蚱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少数走极端的人。比如，极端的蚂蚁型人物，工作狂、吝啬鬼、终日蝇营狗苟为了积累财富奔忙，却没有时间享受，甚至拒绝享受。极端的蚱蜢型人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及时行乐、没有明天的概念，享乐第一，躲避劳作。

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是极端的蚂蚁型或蚱蜢型人物。

中国人中，”蚂蚁“是比较多的吧。

所谓“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高瞻远瞩”都是在赞扬蚂蚁的。诸葛亮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人物，“料事如神”、“一生维谨慎”、“心思缜密”、“深谋远虑”，显然是蚂蚁型人物。

蚱蜢型人物在中国古人中比较少，却也不乏其人。比如庄子，魏晋的风流人物们。

如果在诸子百家看看：儒家基本是蚂蚁式思维；道家则是蚱蜢式思想。

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纠缠延续了千年，迄今未绝。然而儒家被转变为儒教，成为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说明农耕文明深厚的中国一直是以蚂蚁型人物为主流。

最近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发现：蚂蚁与蚱蜢两种思维方式的矛盾在西方也是普遍存在的。

罗素对古希腊文明的批评中有这样一个看法：

Prudence versus passion is a conflict that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明智与激情之间的冲突贯穿了历史。）

古希腊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早期。罗素认为，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明智，或前瞻（forethought）。然而，当古希腊人走向文明社会之际，一种对文明的反动也产生了。那就是后来尼采赞扬的酒神精神。

尼采对古希腊的批评中提出了一个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对立。前者代表了理性、明智、前瞻。后者代表了非理性、激情、及时行乐。

我们看到：蚂蚁代表了日神精神，理性、明智、具有前瞻性，愿意为了未来牺牲眼下的快乐。蚱蜢代表酒神精神，非理性、激情、及时行乐，愿意为了现在牺牲将来的幸福。

如果我们从世界政治局势的角度看：蚂蚁与蚱蜢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体现。比如，已经建立了两三百年的美国民主制度是理性的、明智的、具有前瞻性的蚂蚁型思路。而过去二三十年的反建制思潮、民粹主义、右翼极权主义等思潮，以及上个世纪一度甚嚣尘上的共产主义思潮，都是非理性的、激情的、缺乏前瞻性的、反叛（反建制）的蚱蜢型思路。

那么，哪一种更好？蚂蚁还是蚱蜢？

从历史上看，蚂蚁型思路是建设性的思路。而蚱蜢型思路是破坏性的思路。要建设，必须要深思熟虑，有前瞻性，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快乐，努力工作。要破坏，容易，只要不理性、放纵激情，不考虑未来，破坏或反叛即可。

对于政治和人类历史发展来说，蚂蚁型思维是更好的选择。而蚱蜢型思维是不利于建设的，也许利于革命。

在赫拉利的新书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 （《连接：从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信息网络简史》，出版于2024年9月）中，他指出：人类建立制度（institutions）来管理信息网络。信息网络的各种制度不完美，但是人类要实现大规模合作却离不开已经建成的这些制度，不论是自由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

蚂蚁型思维着眼于建设，为现存制度添砖加瓦。蚱蜢型着眼于破坏，顺着非理性的、激情的走向，不考虑后果地跟着感觉走（看看川粉们，看看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人士，看看我们华人社区的小粉红、五毛党……）。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推崇酒神精神。他指出：酒神精神对于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学、戏剧等方面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蚱蜢型思维适合搞艺术、文学等文化事业。

然而在世界历史上，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其他国家的历史，政治社会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渐进的改良来逐渐取得的。看看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等；而革命，多数时候是带来大破坏，社会的演进往往是被中断，结果苦了广大民众。请看：法国大革命，多么恐怖的历史！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更恐怖！中国的革命，比俄国的更恐怖！……

历史在在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改良、演进是更为稳妥的社会发展道路。革命，不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革命，带来的都是灾难。

因此，在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史上，大致上我们可以说：蚂蚁型思路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而蚱蜢型思路是非理性的、破坏性的。

21世纪的今天，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对该主流的反动，反建制的政治势力也在欧美逐渐抬头。为了夺取权力，政治右翼人士在走向极端化。川普、英国的脱欧、欧美国家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抬头，等等国际政治现象反复表明：蚱蜢式思维正在从右边威胁自由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从全球的角度看，蚱蜢式思维也从左边威胁自由民主阵营。以中国、朝鲜等共产主义国家为首的“独裁公司集团”对西方国家的威胁、渗透、干预等也达到了历史的高点。而看看这些独裁国家（公司）的运作就明白：他们的政治显然是蚱蜢型的非理性、破坏性的思路。

回到《西方哲学史》，罗素说：

The civilized man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alvage mainly by prudence, or, to use a slightly wider term, forethought. （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主要区别在于明智，或者，用稍稍宽泛点的说法，前瞻式思考。）

蚂蚁的前瞻式思考、深思熟虑代表了文明。蚱蜢的缺乏前瞻、不思考代表了野蛮与破坏。

川粉或MAGA族显然是蚱蜢型人群。而对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说，蚂蚁型人物（包括曾经的许多共和党人士和今天民主党人士的主流）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真正的中流砥柱。

选蚂蚁，选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还是选蚱蜢，选极端的川普主义？美国民主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世界民主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