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

【此文为笔者约10数年前，笔者在日本冈山大学进行历史一般教育课程（大课）“日本史を見る眼”的内容简要，大学生选修课，听课者都是刚入学不久的日本人大学生 ，语言也是日语。简要译成中文后，10年前曾在国内网站发表。被各网站封号后，内容也都被404了。值目下国内多发的因民族仇恨起源的多种排外，伤害事件，倍感教育者的责任，将旧文再录于下。以催国人反省】

对他人怨恨的感情若不教，恨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而对自己体制、政权的感情若不育，是不会有人主动爱的。这个明白的原理，就是现在世界一些国家，政府要管理教育的要义。意在告示被教育者：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权下的“国民”。普通人能否认识此点，思想，立场能否能越过对立的“国境”，这才是当今历史我们认识问题的焦点。

(1)历史感情的对立

现在我们统称为“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里面，可以说有三个要素在对立。一是“历史事实”的对立;二是“历史感情”的对立;三是“历史观”的对立。对比而言，对立最激烈又经常带来政治麻烦的，并不是 “历史事实”的对立，而是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而促成“历史感情”对立的要因，归根结底在于各国对同一“历史事实”所持的不同“历史观”中。

提到历史事实的对立，首先让人想起的是围绕某一悬案存在的各国，各派间的争论。例如《田中(义一)奏折》的真实与否[1]?、 朝鲜战争是谁发动的等[2]?。像这类问题，说到底是在同一客体不明的事实基础上产生的认识差别，并非事实本身的差异。所以可以通过研究者的调查、考证、史料的发掘等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至少可以缩小认识差距。虽然国籍、立场不同，如果有尊重科学的态度，在历史事实的问题上不会存在解决不了的深刻对立。 与之不同，对立一旦从事实发为一般国民间的“感情对立”，那么事态就难以掌控了。在历史问题对立的最前线，我们可以注意到各国之间都有一种共同现象，那就是站在对立最前线的主力军，多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而实际上，这些具有强烈反日意识，或过激排华情感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亲历过战争，对过去的了解，不过是通过历史教育所得到的一知半解的知识而已。然而，正是这种不完全的历史知识和人为形成的历史观，使他们的感情失控，一泻千里。

所谓“历史感情”，是指在某种“历史观”的人为诱导下形成的主观上的厌恶感、不信感，敌对情绪。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大众化。因为历史感情是以国家的统一教育、宣传体制为媒介而形成的，所以具有范围广大和深入民心的特点。一旦受政治家发言、新闻、媒体报道刺激会猛然爆发，形成一种举国一致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热潮。 2.神圣化、象征化。由于是主观及直觉上的厌恶感、敌对感，自然不能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思考，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日本人的原爆受害意识与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30万)，可以说早已脱出了事实的境地，抽象为一种不可触动的神圣的感情符号[3]?。

3.非秩序性。属于在大众阶层发生的非理性的感情活动，所以一旦受到刺激很容易走向极端。随国旗、国益的指向而动，却很难被国家掌控。

4.永久化、普遍化。因为现在的历史认识几乎都是以学校教育为媒介，经过长年累月的培养成长起来的，所以很难发生改变，大多将持续一生。

历史的感情，原本应是在亲身的历史体验和直接记忆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但随着日月流逝，直接经验与记忆已中断。现在，这种过去的体验只能依靠历史教育的方法人为地再现。现代各国国民的历史感情，可以说都是这种再现出来的，第二次形成的感情。其形成渠道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学校教育(在日本指小学至高中的教育)。第二是现代社会的传媒效果。第三是时事政治以及政治家言行的影响。第四，思想教育与政治宣传。

(2)历史感情创造过程中的问题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历史感情的塑造过程并不一定是客观和公正的过程。有国境的壁垒，又有政治的制约。所有的国家都是站在自国的立场上选择，构筑对自国有益的教育内容，其结果，传播种植的也只是一种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共识的、偏颇的历史感情。

以日本的历史教育为例。学校教育在教科书检定制度和文部科学省的《学习指导要领》下进行，最受重视的是培养被教育者的“爱国心”和对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尊重，把瞻仰国旗、齐唱国歌规定为学生必须遵守的义务[4]?。这种教育方针，通过对教科书的检定，也不同程度反映到课本的记述中。

在观察日本政府引为自豪的“和平教育”时可发现，学校教育所重视的不是对历史构造、理论的分析，而是从描写战争的悲惨、残酷等方面入手，侧重于感情面的培养。其结果是造就了大批无原则地从感情上憎恶战争、而对战争的历史构造却无一所知、不能从理智上思考判断的年轻人。进入大学一年的高中毕业生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战争本身就是罪恶，不会存在正义，不管是侵略或被侵略!”这就是被教育行政诱导的日本“和平教育”的结果。当然在这里被掩盖的是国家的战争责任。

此外为了遮掩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构造，教科书只是机械地罗列年表、事件、人物，有时还别有用心地把一些能隐蔽日本侵略意图的用语选为重点单词。比如论及太平洋战争起因时，往往能见到“经济封锁”“ABCD包围网” [5]? “赫尔备忘书”等黑体单词的链接，让读者产生一种日本是因受同盟国的封锁、威压，迫不得已行使自卫权的错觉。这种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中形成了支离破碎的战争观，仅把自己国家牺牲惨重的太平洋战争看作是“悲惨”的对象，而对日本取得胜利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却感到骄傲和自豪。

另一面，历史剧本，小说，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等媒体要素，对年轻人的历史观形成来说可能产生比学校教育更大的效果。在日本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被称作“司马辽太郎史观”的认识方法，即“伟大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的历史对照法[6]?。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活跃于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在战后复兴和经济成长的社会背景下，他极力描写时代的光明，鼓舞国民上进。在其代表作《坂上的白云》中[7]?。司马通过对几个青年主人公的描写，刻画出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国日本的时代形象。而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是光明的顶点。同时，经历过战争的司马痛恨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所以创作中只颂扬明治时代的伟业，却从不以黑暗的昭和时代为创作题材。他这种创作手法，之后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右翼教育家利用[8]?，形成一种把明治与昭和分割开来的断代史观。掩盖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构造。 与上述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指导同样，政治家的发言和国家公式立场，也是影响个人历史认识形成的重要要素。战后，日本政府关于对过去的历史评价一直有两种表现方法：一种是从日本国家的利益、利害出发的“真心”(本音);另一种则是顾全国际关系、尊重他国感情的“应酬”(建前)。其“真心”以不同的形式渗透于教育管理、文化政策中。简单地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 为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翻案。认为日本在此审判中受到胜利者的不当裁决。

2. 对战争一贯性(15年战争用语)的否定。虽承认‘满洲事变’的侵略性，却认为日中战争为“偶发”，太平洋战争史则是“自卫”，三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3. 企图对殖民地统制部分翻案。认为殖民地统制曾给朝鲜，台湾带来过“恩惠”。每年的8月15日，在日本人战争受害的广岛，冲绳都要举行国家的悼念活动，此时国家领导人的发言中肯定要出现“310万战争受害者”和“前次的大战”(先の大戦)等国家公式用语。可此时有谁认真思考过310万是哪国的遇难者，而“前次的大战”又是从指何时开始的大战?

(3)摆脱历史怨恨的继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亚洲各国国民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情都是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等途径第二次再生的产物，是人为形成的感情，政治创造的感情。在形成，创造过程中往往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自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等影响，发生不同程度的失真，是一种既不能得到国际间共识亦不能控制的国民感情。在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的对立中，正是这种偏颇的历史感情被政治家，媒体所利用，煽动导致爆发，才形成今天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

此问题如何能解决?一般常识性的考虑有以下几种方法。 1. 纠正国家和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偏向。2.以澄清事实的方法来缩小历史认识面的差距。3. 促进民间的交流和友好往来。4.媒体，政治家的谦虚和低姿态。5.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等。 在存在国境的现在，可以说1.是没有现实意义的，2.与3.是有局限性的，只有4.和5.两点有一定的现实性。可是至少现在战后70年的今天，其第4.点的可能性又被安倍政治的走向否定，未来的前途叵测，茫然。

在此，笔者提及的是非常识性的，某种意义讲是禁断的第6点，即忘却过去的怨恨。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提议，但从本论的主旨来看，却不是一个必须否定的方法。笔者所指的并不是忘记历史事实，而是忘记历史记忆中的感情层面的“怨恨”。可以说，人类都有一种忘却过去的天性。特别是没有过直接经验的人更具有这种倾向。所以才出现了历史教育的必要。各国的政治家，教育者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怨恨的感情若不教，恨是不会继续下去的，而对自己政党、体制、领袖的感情若不育，也是不会有人主动去爱的。可是如上所述，事实上这种国家历史教育的结果不外乎在种植一种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培养一种对自国体制，政党，政治的偏爱。这种偏颇的教育结果，若通过现在的年轻人对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两段历史带来的两个悲惨记忆的认识程度比较，就可一目了然。

现在，我国普遍流行的一种对日感情为“侵略民族性论”。其特征是不从近代的国家体制，政治背景上分析战争起因，而是把战争的责任推卸给其民族，个人。谓受武士道，天皇制熏陶的大和民族天生就是一种具有侵略性和残忍性的人间群体。这种历史理解，岂不正中以“靖国”来掩盖国家侵略责任的安倍政治的下怀?中国的“侵略民族性论”和日本的“战争没有正义之谈”同样，可以说都是国家历史教育的恶果。

战后已经过了70年，可是直到现在，每个国家还在不断重复着 “不能忘记过去”的老调。如前所述，这种国家的历史教育培养的即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正确理解，也不是对民族和解的希求，而是在继续着一种对他民族的永远的历史怨恨。可以说这种“不能忘记过去”的努力程度越深，造成的国民间感情对立的隐患也越大。所以若想真去寻求和解，寻求新的民族共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眼未来，尘封过去的怨恨，让感情自然风化。与此同时努力促进贸易、经济，文化间互惠关系的发展，以实益为杠杆来推动创建一个新的未来。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是全亚洲的未来、全世界的未来。

[1] 关于《田中上奏文》，日本许多研究者发现了它的矛盾点、問題点，指出奏文本身只是一个“偽文書”，这种见解，近年成为学界通说(参照服部龍二“『田中上奏文』と日中関係”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 年， 455-493頁)。

[2] 关于朝鮮戦争发生的理由，曾经有南侵説(美国和南朝鲜发动的北朝鮮侵略)和北侵説(金日成发动的南朝鮮統一戦争)两种对立意见。最近根据俄罗斯政府开示的机密文件，北侵的事実终于被证明(沈志華編『朝鮮戦爭?俄国档案館的解密文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年，同『毛沢東、斯大林和朝鮮戦争』広州：広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比如有关原爆投下的原因，日本人把原子弹投放的责任全部推给美方，却绝口不提因为条文中缺乏“维持天皇制”的许诺而拒绝波茨坦公告，从而导致原爆的本国政府的责任。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学校教育不教，原爆纪念馆也不解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知道。

[4] 2008年3月28日文部科学省发表的《小中学校の新学習指導要領》中“不仅追加了‘爱国爱乡’的内容，也加强了学校对合唱‘国歌’的指导义务，充分显示出教育基本改正法的意在培养年轻人‘爱国心’成长的政治色彩”(『読売新聞』2008年3月28日)。

[5]“ABCD包围圈”的说法是战争中军部所使用的宣传用语。江口圭一的研究曾指出，当时被称作D的荷兰本国，已失陷落入纳粹德国的掌管中，怎能有余力参加包围圈？ (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5年、26頁)。 [6]关于司马史观的详细内容，参见中村政則『近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司馬史観を問う』(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7年)。

[7]文藝春秋社刊行、全六巻、1969年初版。2009年11月，违反司马辽太郎本人留下的拒绝电视剧化的遗愿(“容易被误解为美化战争”)，此作品被搬上了电视舞台(NHK电视连续剧“坂の上の雲”池端俊策导演)。 [8] 例如“自由主義史観”组织的前责任者藤岡信勝承认，自己的历史观是受到司马辽太郎的作品的刺激而形成的(『汚辱の近代史』徳間書店、1996年、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