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学救中国的观念出自陈独秀，并得到胡适无保留支持。1919年初，陈提出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并且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从结果看，如果民主科学能够救中国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说，民主科学救了中国事情至今没有成功。中国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峻。

民主科学救中国所包装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民主象征着先进的上层建筑，科学象征着先进经济基础。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是错的，民主科学求中国的药方就不可能灵验。

在逻辑上，民主科学是末而不是本，都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政体的产物。没有自由在前，就不会有民主与科学在后。所以，舍自由而求民主，这个观念将本与末倒置了。

在方法论上，这个观念诉诸的是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把民主和科学工具化，把国家目的化。其实，抽象的笼统的中国直至今天从不存在。救中国里的中国在当时只能是中华民国，在今天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救的对象都不明确，救的效果就不可能发生。此外，不仅民主科学救中国的观念是错误的，各种救国论都是荒谬的，因而也不可能凑效：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基督教救国、社会主义救国。这些救国论，由于其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本色，在效果上都是缘木求鱼。

在概念上，这个观念没有赋予民主科学任何准确的可操作的内涵。终于，民主与科学沦为空洞的口号与膜拜的偶像。结果民主与科学被极端滥用：民主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民主；科学沦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

最后，从信仰上看，这个观念错误地把民主与科学当救世主。民主与科学是救世主的产物，而不是救世主本身。如果拜错了救世主，得救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其结果，中土今天的救赎状态甚至远远不如这个观念提出的那个年代，反而使中国人离造物主更加遥远，更加沉沦堕落。而这个症状正是观念中毒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