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鷹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說明“文革”的實質是建國後17年來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同時批評了楊繼繩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論，最後論述“文革”為什麼是反歷史潮流而動的，以及“走資派”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四、結 語

提要：

·         劉少奇的“走資派”路線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代表社會的進步，而毛澤東的“反走資派”路線則代表對歷史的反動。

·         “走資派”不同於“官僚”，相反，他們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遠大的“志士仁人”，共產黨里有，民主黨派里更多。

·         楊繼繩的“反官僚”說、高華的“飾詞”說，以及坊間的“一丘之貉”說，和官方口吻一樣，都否認有“路線鬥爭”，他們“顛倒黑白”、轉移目標，“異曲同工”地在幫毛料理文革後事，集體淪為毛的“清客”和“幫閒”。

甲：我總結一下。這樣看來，我們討論文革到底是一場“反官僚”運動，還是一場“反走資派”運動？實際上，是關繫到要“肯定文革”還是“否定文革”的問題。

乙：正是這樣。文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打倒了劉少奇，摧毀了黨內以他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假如現在我們把劉說成是個人人痛恨的“官僚”，那誰也不能替他說話。毛澤東拿掉了劉少奇，就是個“英雄”，文革的這條“宗旨”就應當肯定。

然而，我們接受毛澤東的指控，即“劉少奇是個地地道道的‘走資派’”，但我們今天就“‘走資派’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來辯論一下。如以上討論的那樣，我們看到，馬克思可以替他說話，歷史事實可以替他說話，人民群眾可以替他說話，這樣一來，毛澤東就站立不住了，還有一大幫人也站立不住了。你說，這個問題是不是很要緊？

甲：是的，楊繼繩等都是名人，他們“反官僚”的“文革觀”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我們是少數。但我以為，在邏輯學上，把文革的“宗旨”從“反走資派”變為“反官僚”，這屬於“偷換概念”。而毛把“資產階級”妖魔化了很多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資產階級”已等同於“腐敗官僚”，因此，這種“偷換”很容易迷惑人。

乙：平心而論，要說“反官僚”，劉少奇搞的“四清”倒可以說是一場“反官僚”運動。劉“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只限於清查共產黨內基層組織里“官員”的經濟問題。楊繼繩等人說的那些貪污腐敗現象，在那裡都存在，民眾每時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類似迫害楊改蘭一家自盡的肥己“村官”。

而作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到後來的毛“文革”則是在全國上下、黨內黨外的一場反“走資派”及其“附庸”的運動。從國家主席到小學校長，從黨的幹部到民主人士，從學術權威到普通知識分子，從科學家到資本家，從虔誠教徒到五類分子，以至從書畫音樂到廟宇古墓，從瘦腿褲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會主義”的標準，全都“包圓”，叫做“封資修”的那一套，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總之，劉“四清”還有點“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與“反官僚”基本不沾邊，這就是毛“文革”和劉“四清”的差別。

甲：一點不錯，劉“四清”清查的是基層官員的貪腐問題，而毛“四清”則是要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二者的區別是很明顯的。

可是，現在一提“四清”就籠統地講，那是劉少奇的“罪惡”！一些人至今還是持守毛對他“形左實右”的指斥，或說他極“左”，“打擊了一大片”，似乎基層的“四不清”和“風馬牛”幹部^[注]就不是楊所痛恨的在毛式“社會主義”制度下滋生的“貪腐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澤東“文革”的頭上去，說他“與百姓同在”，說什麼“文革的發生”是由於“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秦暉)。──這種“混淆”和“偷換”很有“傾向性”啊！

[注]1962年2月7日，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批評道：“我們提拔了一大批會颳風、會拍馬、會吹牛的‘風馬牛’幹部。”這裡的“颳風”是指，當時農村工作中盛行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等五種歪鳳惡習，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惡痛絕。

乙：所以，我們不贊同文革是“反官僚”一說。我們堅持文革的宗旨還是“反走資派”，但毛文革“反走資派”完全反錯了，“文革”是場偽革命。現在不管人們如何不喜歡劉派，他們的“走資派”路線符合封建社會中國的實際需要，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代表着進步；而毛“反走資派”是反動歷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義”和“反動派”。

甲：但也有人強調，毛澤東搞文革的出發點是好的，“試錯”罷了，甚至毛主導的“十七年”也是個善意的“社會實驗”，免不了犯些錯誤。但毛畢竟對他一手建立的“官僚體制”不滿，他“懷着深深的憂慮”，他主觀上是要尋求對“官僚政治”的“變革”，儘管毛最終是要以“獨裁政治”取而代之，這當然也不對。

乙：“試錯”說也好，“實驗”說也罷，無非是要說毛是“好心”嘗試，但由於種種原因，他沒有能解決“反修、防修”的問題，沒有能克服“官僚體制”的弊病。既然“動機純正”，而“試錯”又是人類認識世界所不可避免的過程，那毛“試”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沒什麼可多被責備的地方了。──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顛倒，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所有的結論都已經包含在那一個“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我以為，對於政治家，正確的問題不是去問：他們的主觀意願是“善”或是“惡”？而是要問：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合乎中國社會實際狀況的“進步”，還是背逆歷史發展規律的“反動”？正是基於這一點，我肯定在封建專制、經濟生產落後的中國里“走資派”們的主張，這也是眾多民主黨派及許多愛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嚮往的建國道路。但他們和全國人民都成了毛式“社會主義實驗”的“犧牲品”了！人不是荷蘭鼠，那是幾千萬個靈魂啊！談論“社會實驗”的人，不覺得自己太冷酷了嗎？

甲：有趣的是，看來當年毛澤東自己也知道“走資”還是“走社”，這畢竟還是個“路線問題”或“思想問題”。按以前黨內多次對“路線鬥爭”的處理原則，這還是個“內部矛盾”，定不了劉少奇的死罪。但毛自己心虛，恐怕日後劉會翻案，因此，除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之外，毛又在歷史問題上大作文章，最後給劉定的罪名還有“叛徒”和“工賊”，這就夠上了“敵我矛盾”，所以要“永遠開除出黨”。後來查清楚，這些歷史問題都是毛派一手製作的誣陷。“文革”毛勝劉，“勝之不武”啊！

乙：可是，現在又有人想給劉少奇戴上“官僚”的惡諡，這比“叛徒”和“工賊”的稱號更毒，因為其“模稜兩可”、彈性很大，很難說清楚，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又比“叛徒”和“工賊”要具體得多，也可惡得多。一旦劉少奇被戴上這頂“莫須有”的“官僚”帽子，殺傷力極大，他在人心中真就是“永世不得翻案”，而“走資派”連同整個“資產階級”也跟着臭不可聞了！

甲：沒錯，這些人用“反官僚”來取代“路線鬥爭”，其結果就是做了毛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實可謂“用心良苦”啊！

中外歷史上不是沒有“明君整肅貪官”的事，也不是沒有單純為地位、為性命、為財富、為女人的“宮庭格鬥”，但是，現有的歷史事實支持毛、劉“政治路線鬥爭”的說法，這也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澤東本人的看法。關鍵的問題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對，還是劉少奇的“走資派”路線對？

乙：如我們前面談到，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應當基本上定位於“封建主專制”的國家；而馬克思的看法是：毛式“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現代的、規範化的“資本主義”可以救“封建主義”的中國。因此我們說，劉少奇的路線是合乎中國社會實際狀況的“進步”，而毛澤東的路線則是背逆歷史發展規律的“反動”。

甲：是啊！文革的頭兩年，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然後，有權有勢的毛派有八年的時間，做了一切凡能想到的“‘社會主義’革命措施”要“改造這‘舊世界’”，結果又如何呢？最後連“親密戰友”副統帥都跑了，只剩下“孤家寡人”和他的“四人幫”，還留下了一個“捉襟見肘”、“民怨天怒”的爛攤子！“無政府主義”、“封建主義”、“唯心主義”泛濫成災，哪裡有他夢想的什麼“天下大治”？

乙：可見歷史發展規律是不可違抗的。

甲：去年三月，著名學者辛子陵接受《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專訪，他曾這樣談到了國內對“毛劉之爭”說法的演變：

1981年討論歷史決議時，鄧小平只提到毛澤東犯了嚴重的錯誤，並沒有上到路線錯誤的綱。

1991年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他也只是含糊地提到“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仍不敢明確地說是“兩條路線鬥爭”。

1993年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又承認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

你現在甚至不用“錯誤”和“正確”來表述，而是根據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規律，直接用“反動”和“進步”的詞語，來評價毛劉兩派之間的“路線鬥爭”，可以說，這是“文革研究”上的一個突破。

乙：從根本上清算毛式“社會主義”路線的反動本質，這件事，我們早就該做了！是鄧小平打“太極拳”，將此事一拖再拖，力保毛式“社會主義”的核心。

文革時毛指斥劉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我們認為毛自己搞的是馬、恩早就痛斥過的“反動的‘空想社會主義’與‘封建的社會主義’”──這裡的“反動”二字是馬克思原文所有，並非是我的濫用。

我們現在探討毛劉政見之爭，把這場“官司”打到馬克思那裡，主要是為了去毛化，也就是說，把他披在身上的假“馬”皮剝去，“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附在秦始皇那具殭屍上去了。

甲：不過，除了把劉派當作“官僚”來打，現在還有些人也完全否認有“路線鬥爭”，認為那只是毛的“飾詞”，他們把“文革”看作是“宮鬥爭權”，不分“青紅皂白”，把劉和毛放在“一鍋煮”。

乙：的確，官方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和毛粉聽了會說：“我沒贏！”

   坊間“論客”也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毛不好，劉更壞，他們是‘一丘之貉’。”──毛和毛粉聽了會說：“我沒輸！”

         只有從根本上翻了這“走資派”的案，證明劉“走資”代表“進步路線”，毛“走社”代表“反動路線”，那毛和毛粉才真的會跳腳。

甲：對，這才打到了毛的“七寸”！否則，光是罵罵“大魔頭”、“秦始皇”，一點都不起作用。不但毛自己歷來一概承認，毛粉也可以用一句毛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就終結所有的指控，並自慰得“理直氣壯”。

乙：楊繼繩的“反官僚”說，高華的“飾詞”說，以及坊間那些“立場堅定鬥志強”的“一丘之貉”說，和官方口吻一樣，都否認有“路線鬥爭”，他們“顛倒黑白”、轉移目標，實際上是在“異曲同工”地幫毛料理文革後事，集體淪為毛的“清客”和“幫閒”。

其中有些人的公知身份很有些影響力和迷惑性，所以，我要特別說清楚。

甲：還有些人反感你談到馬克思。

乙：現在許多人一看到我提“馬克思”三字，就已經“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實，我還不至於如他們以為的那樣“迂腐和墮落”。只是他們自己不去考察分辨，“人云亦云”地跟風，而不做獨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為毛說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殊不知馬克思是封建落後國家“走資派”的鼻祖，是毛澤東的死敵，也是我們今日徹底顛覆毛派“理論”的利器。

這幫人一批毛，就大罵馬克思，其實他們和毛澤東一樣，不懂馬克思，也不懂得歷史，更不懂現代資本主義。那些大罵馬克思的人，同樣是在幫了封建權貴們的大忙，為其張目卻不自知。

甲：看來，現在人們應當為“走資派”正名了。

乙：是的，共產黨內是有許多封建專制的“官僚”，包括毛澤東自己及其“四人幫”在內，他們“禍國殃民”、腐敗墮落，而現在還有更多。但“走資派”不等同於“官僚”，相反，他們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遠大的“志士仁人”，共產黨里有，民主黨派里更多，他們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因此，並不是很多官員能夠配得上“走資派”這一光榮稱謂的。

當然，“走資派”們在工作中不是沒有錯誤和缺點，有些甚至很嚴重，他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夠徹底，但他們的主張畢竟夠能帶領封建落後的中國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昌盛的道路，起碼比毛式“社會主義”要現實得多，也好很多。這包括黨的領袖劉少奇和彭德懷、張聞天和周恩來，以及鄧子恢和王稼祥、李維漢和陶鑄、陳毅等，也包括黨內一大批知識分子幹部，如楊獻珍、邵荃麟、蔣南翔、孫冶方、田家英、鄧拓等。與他們為伍的，還有眾多民主黨派人士及許多愛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如章伯鈞、羅隆基、宋慶齡、張東蓀、胡風、馬寅初、梁漱溟、黃炎培，以及林昭、張志新、顧准、遇羅克、林希翎、譚天榮等。

而“走資派”的存在也不就止於“文革”，之後的歷次運動中，又有不少被廢黜、關押或趕出國門，如胡耀邦和趙紫陽，以及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慘，現在又被人罵作“官僚”或貶為“也不怎麼樣”！

甲：另外，我看現在搞“中國特色”的一幫人，也不配叫做“走資派”。“特色”貌似有“資本主義”的“軀殼”，卻沒有“資本主義”的“靈魂”，即沒有馬克思說的構成“資本主義”的那三要素^[12]，而其中的貪腐官員更是一堆“行屍走肉”。

乙：你說的這一點很重要！因此，我們現在談論“官僚”和“走資派”時，最好做一點區分，不要為了煽情或出氣而“一鍋煮”。

甲：好！今天我們討論文革，談到了劉少奇和馬克思，這是些很有爭議的題目和人物。不少“紅衛兵”和“造反派”當年緊跟“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積極參與“打倒劉少奇”，現在要他們否定自己做過的事，非常困難。

乙：不錯，人總是批判別人容易，要否定自己？──難！正如德國學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所說，“我們今天所能夠看到的有關文革 的各種各樣的見解，就好像是當年文革派性鬥爭的繼續。在文革中還沒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們的記憶中還在繼續打。原來的造反派往往還在堅持他們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見，並且千方百計為它爭取正當性。”^[13]現在有些人“紅衛兵”情結未了，“造反派”塊壘難消，論說起自己當年介入過的那些“豪邁”事來，總有許多“不過”、“然而”等轉折用語跟隨，而“反官僚”和“飾詞”說等否認“路線鬥爭”的說法，說到底，目的還是要設法肯定自己當年文革的“正當性”。

甲：你這“異類”的挑戰，恐怕會得罪不少“精英”哩！

乙：沒關係，我只是更欣賞馮友蘭先生在西南聯大紀念碑上的一句題辭而已：“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我希望我們的討論至少講清楚了一件事，就是“文革”為什麼是反歷史發展規律而動的。其餘的事，各人自己去想罷！──歡迎批評。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

引文出處：

[1]楊繼繩，《從清華大學看文革──讀孫怒濤回憶錄<良知的拷問>》， 2012年為孫怒濤文革回憶錄《良知的拷問》所作的序。

[2]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為“導論”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復──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

[3]胡平，《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見《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六七期。

[4]段愷，《從<文藝十條>到<文藝八條>》，《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9/15/2015。

[5]邵荃麟，《關於<文藝報>“題材問題”的專論──給張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其中，他對“社會主義”文藝的許多意見，後來都寫入了《文藝十條》。這封信是文革初期張光年主動上交的。交信時張光年在原信上用紅筆加了批註，還在許多文字下劃了紅線，指出他認為的問題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場，與邵荃麟劃清界限。

[6]小鷹，《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時寫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7]小鷹，《從“大寫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8]洪子誠，《“大連會議”材料的注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9]小鷹，《究竟什麼是“中間人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3期。亦見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10]高華，“重讀中國歷史”講座，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

[11]王若水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明報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12]小鷹，《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評楊繼繩文革史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13]魏格林，《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原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2月號，總第九十三期。亦見《華夏文摘增刊》第四九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