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盖棺定论，一个人死了会给他一个确定的评价。但这事放在冯友兰先生身上，比较困难，因为这位哲学泰斗是很不好评述的，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死后的是非也一直延绵不绝。郭罗基用六个字道出了评价之难：高智商，低人格
中国哲学泰斗的重大政治污点
《伐林追问》第119期，2020年7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上次《伐林追问》节目之后，观众对冯友兰的评价很有分歧。这一期我就接着来说冯友兰。
冯友兰曾经被列为“四大无耻文人”之一，“四大无耻”有多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郭沫若、老舍、臧克家、冯友兰。作为特定时期的抗争，作为民众爱憎的宣泄，我理解“四大无耻”这种说法，但是必须指出，这是民族正气、良知的一种非正式表达，并不是对他们的全面、理性和客观的评价。对郭沫若，我看也不能一言以蔽之，他有卑劣言行，必须揭露和否定，但他还有很多侧面。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
我要介绍一本关于冯友兰的新著：美国华人老学者郭罗基先生的《梁效顾问冯友兰》，今年（2020）3月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
郭罗基今年（2020）八十八岁，八十八岁在中国被尊称为“米寿”——米字就是“八十八”组成的。郭罗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文革中和改革初期经受了很多风浪。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读到郭罗基一系列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谁之罪？》连翩而来，让我想起杜甫的一句诗：“凌云健笔意纵横”。尤其是1979年6月24日，郭罗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愤怒控诉张志新遇害前被割喉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文章不胫而走，洛阳纸贵，让多少人挥洒热泪，让多少人掩卷深思：为什么在伟光正的党领导下，在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发生这么惨烈残酷的悲剧？！
学者郭罗基。
四个月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个题目，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思想界知识界都在争取学术自由能够松绑，纷纷说“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要轻易给人上纲上线扣“政治帽子”。但是郭罗基却说，“政治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今天我们在自由民主环境中听来，这个论断很平常啊，不过就是常识嘛！但在七十年代末，这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这些文章严重得罪了当权派。邓小平说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几次下令，把郭罗基赶出北大、赶出北京，并催促：怎么还没办？1982年，他被调到南京大学，后来更被中共组织拒绝其党员重新登记，教授和博导资格被取消。1992年11月，他应邀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转至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资深研究员。2005年5月，他获得赫尔曼·哈米特受迫害作家奖。后来退休了，住在美国中部。
郭罗基在他的著作中都附有一份小传，在这本新著《梁效顾问冯友兰》的最后也附了。其中许多内容很有趣，他这么说自己：
郭罗基（左）与方励之。
小学没有毕业就上中学，中学没有毕业就上大学，大学没有毕业就当教师。
平生没有任何学位，自己没有学位，还要指导别人读学位。
当学生学的是历史，当教师教的是哲学，当研究员研究的又是法学。
鼓吹言论自由，反而被剥夺言论自由。
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却饱受不民主之苦。
因怀抱理想而被吸纳入党，又因坚持理想而被清除出党。从党内的异议份子变成党外的反对派。
在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搞自由化，在自由化的美国又讲马克思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为中国而研究，研究成果又进不了中国。
16岁被国民党政府列入追捕的黑名单，60岁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放逐的黑名单。
中国政府始而不准出国，出国后又不准回国。
四位中国自由化人士1993年1月相聚美国。右起：方励之、郭罗基、王若望、刘宾雁。
他的小传，用胡平的话来说：既勾画出时代的变迁，又描述了个人命运的起伏。字里行间，透露出达观、幽默，对世俗功利的淡泊，对理想的始终不渝。可亲，可敬。
郭罗基想写“梁效”，想写冯友兰，久有此意，2016年终于动笔。我们上一期介绍过，“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是北大、清华写作组所起的笔名，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御用工具，这个写作组就设在北大校园里；而冯友兰就在郭罗基1982年前所任教的北大哲学系，打过不少交道，应该说相当了解。但是他1992年出国后，20多年不准回国，无法获取材料。多亏他的儿子从上海到南京，费了很大功夫，将家中所有的书籍和材料编了索引，再把郭罗基指定所需的书籍和材料陆续寄到美国。他的弟弟和好友，帮他复印、扫描，用电子邮件传来。正当完稿之际，2018年6月，86岁的郭罗基遭遇严重车祸，肋骨断了四根，并伤及大脑，写作只能停顿，休养很长时间，忍着病痛，重操旧业，终于完成了31万字的《梁效顾问冯友兰》。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介绍了梁效的来龙去脉，列出了所有梁效的成员，梁效署名的所有文章。从1974年元月梁效这个名字首次出笼，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梁效成员都接受审查，活跃了近三年，发表了181篇文章，平均四五天就是一篇。《光明日报》1976年10月4日的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被认定是“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就是梁效的手笔，这篇文章促使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产生紧迫感，在两天之后把“四人帮”和毛远新全部抓获。后来查清了，这篇文章并非“四人帮”授意，而是《光明日报》约稿后梁效自己完成的。在文革最后阶段，梁效兴风作浪，对我和我的同龄人，起了不可忽视的毒害作用，我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清除所中的毒。
“按既定方针办”被说成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这本书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评述梁效的顾问冯友兰，评述了他的主要著作：冯友兰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他的《新理学》、《新世训》等所谓“贞元六书”。
冯友兰是很不好评述的，郭罗基在这本书中用了六个字，道出了难处：高智商，低人格。北京学者陈远评述：中国人喜欢盖棺定论，一个人死了会有个定论。但这件事放在冯先生身上比较困难，因为冯先生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死后的是非也一直延绵不绝……在一些学人看来，尤其是跟冯先生同时期的，后来去了香港的新儒家看来，是非常没有骨气的表现，比如牟宗三先生就非常看不上冯友兰，说起他来用词很不堪。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面也涉及到对冯先生的评价，说冯先生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一向给蒋介石捧场。一个学者这样做不单没有必要，简直跌份儿。
陈远说，但是另一个层面，冯先生的学术贡献实在太高了，在1949年以前，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基本上是通过冯友兰，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哲学同冯友兰是划等号的，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哲学界，能够像冯先生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的也是少之又少。同时代的贺麟、金岳霖都是不能和冯先生相比的。冯先生是一个圆满的学术体系。不光是陈远这么说，这也是学界的共识：冯友兰著作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影响深远。郭罗基在这本书中也说：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有开创之功。
这里我想从这本书中挑出一个小片段来谈谈，这就是冯友兰与梁漱溟的关系。
梁漱溟
我们都知道：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现在的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这个“九天九地”的说法，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严词训斥他，梁漱溟不服，当众顶撞，向毛要雅量：如果有，我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没有，您将失去我对您的尊重——当着很多人将了毛一军。毛说，我不给你这个雅量！结果，梁先生被赶下台从此靠边站。
冯友兰与梁漱溟这两个人都活了95岁，梁漱溟1893年出生，他跟毛泽东是同龄人，1988年去世；冯友兰比他小两岁，是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也比梁漱溟晚两年。
别看这两年，年长的梁漱溟就曾经是冯友兰的老师。梁漱溟晚年对美国学者艾恺交谈，艾恺整理出一本《这个世界会好吗？》。艾恺问：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这么说：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
1973年，冯友兰请梁漱溟吃饭，临别时，冯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梁很高兴，引为同道。不料第二年冯就高调批孔反儒，气得梁漱溟要跟他断交。要知道，梁漱溟是最顽强地抵抗批孔的。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煽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捎带批判了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煽风点火。
梁漱溟保持沉默。但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哪能容人有沉默权！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说：“前几天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梁漱溟脱口而出：“冯友兰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还有一种说法，梁漱溟忍不住给冯友兰去信，责问他何以一巴掌推翻他自己多年来对儒学精心研究的成果？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可以理解；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怎么能够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梁漱溟被软磨硬逼没办法，只好答应发言。不讲则已，一讲就刹不住车，1974年2月，梁漱溟讲了两个半天，整理出来洋洋三万言。梁漱溟说：如何评价孔子？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不同意的。
他还说，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正值批林批孔闹剧热火朝天，梁漱溟长篇发言针锋相对，后果可想而知。“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罪责难逃！”这既是当天即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也是为时一年之久的大小批判会的口号。从3月以后，批判会开了一百多次，到9月23日，主持人一再逼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他始而不答，最后却斩钉截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真称得上惊天动地！
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性格，他怎么能容忍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变节、失节呢！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
11年之后，1985年12月4日，冯友兰九十寿辰，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参加，就由冯友兰的女儿、中国有影响的作家宗璞，出面给梁打电话，梁说天冷不能出门推辞了。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收到了梁漱溟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文字有不同版本，郭罗基在《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中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尊处电话邀晤，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我却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倾吐衷怀。”
这封信流传非常广。而且这封信没有上款，没有上款意味着我不愿称呼你。按理说他俩是多少年的交情。我们给同学写信，会说某某学兄，他们老派文人会说“芝生兄”——旧时代的人有名有姓还有字，冯友兰字芝生；郑重一点会说“芝生先生”，但梁漱溟给冯友兰这封信没有上款，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愿与你为伍。这个故事流传非常广，陈远说，我问过宗璞老师，“宗璞老师跟我讲，没有这回事。如果说宗璞老师是为尊者讳的话，我同样问过梁漱溟的二儿子梁培恕先生，他也不大清楚这件事。……这个故事的真假我们现在不好判定”。
我不知道陈远为什么说“真假不好判定”，冯友兰在《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书信集中有冯友兰自己口述、宗璞笔录的给梁漱溟的回信。这封信用文言文，大意是：来信竟没有上款，如果以礼相待，怎么能这样呢？“妒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您来信直率坦白，让我甚为感动，所以我也不自隐其胸臆，很愿意与您见面。
几天后，梁漱溟回了一封信，这一次有上款了：“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
冯友兰又由女儿宗璞电话联系，促成了梁、冯两位文化大师1985年12月24日的一次会晤，宗璞陪着去了。冯友兰辩解了“谄媚江青”的问题，说他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还说自己“坐在书房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梁漱溟未对此发表意见，
而当女儿的宗璞，这时却忍不住按照儒家的教导，为父亲辩护，说“谄媚江青”并非事实，批评梁漱溟“乃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这种态度很要不得”。
冯友兰铜像在其家乡揭幕。
冯友兰“谄媚江青”并非事实吗？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吗？郭罗基书中写道：1974年6月17日，冯友兰接到通知，去天津开会，规定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很是神秘。去了之后，才知道是随着江青参观小靳庄的农民赛诗会。第二天还和江青、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等人聊天，冯为此诚惶诚恐，受宠若惊。不料下午左腿丹毒发作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还写诗效力，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诗25首，在后记中说：听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己觉得也还是有一点体会。其中第11首特别刺眼：“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則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没有诗味，就是直接演绎江青“女人能当皇帝”的那句话。
这首诗还被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注意到了。郭罗基在书中引用了美国的麦克法夸尔和瑞典的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书里的叙述：梁效“成员急于讨好这位手握重权的女施主江青，病中的冯友兰在接受江青邀请一起视察天津后，向他献上下面这首诗”，就是刚才我念的“則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