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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和汪精卫看法相近,冯友兰与侯外庐反差鲜明
送交者: 三把刀 2023-06-03 13:22:1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他还进一步告诫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他所说的,就涉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难中的选择


  顾维钧和汪精卫看法相近,冯友兰与侯外庐反差鲜明

  《伐林追问》第118期,2020年7月8日首播

  高伐林



  三个星期之前,我在《伐林追问》第110期提问“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牵涉到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就是这个职业所要求你承担的责任、要求你遵循的规范;而“信念伦理”,就是恪守自己的信念,而不管风险、不计成败。
  视频播出后,观众网友讨论得挺热烈,多数是赞成赵紫阳的选择有风骨、有气节,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但是,持有另一方面意见的人之多,让我不免有点吃惊。“赵紫阳如果能够复出改变中国的走向,那么个人荣辱应该放下”;“赵应该暂时认错忍辱复出,然后以图大业”;“政治家权力在手是第一位的,没了权力一切都无从说起,像邓对毛、对华的策略是对的,保住了权力才有邓以后的作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紫阳如果能重新出山,今天中国恐怕是另一个局面。”“政治家要学邓小平,可方可圆,方是根本,圆是机变,政治家要以国家前途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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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软禁在自己家中的赵紫阳。

  学者中对这个问题,也是两派意见都有。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退休学者兼官员朋友,给我写来微信,很婉转地反驳我:
  “责任伦理”似乎很难被接受。当年只要我爹认个错,服个软,立即官复原职。但他不检查,始终没在右派结论上签字。如果他服了软就没有流放生活,也就没有那些用血泪写成的诗篇。在他诗集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学泰老先生说,官场顺遂可能多造就一个官,多了几首老干体诗,而少了一个直追老杜的旷世诗人。李锐、邵燕祥、钱理群、王康也深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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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掀起反右运动,摧残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事业和信念。

  我领悟到,这位退休学者兼官员误解了我所说的“责任伦理”,于是立即回覆:
  谢谢您讲述令尊的选择,凡是有信念追求和人格坚持的人,都会支持您父亲的选择。我无疑也是如此。
  我在节目中说的,并不是“现实功利还是价值信念”这样的选择,而是“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这样的两难。所谓“责任伦理”,并不是官位、级别之类考虑,而是与职务伴随而来的贯串责任的伦理规范。
  我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如果令尊在任职期间遇到反右,这时正有一项极端有害国计民生的大工程,他在任上,就有权喊停、就能尽到自己的职责阻止其上马;他若被打倒,这项工程无人阻止,就可能生米煮成熟饭,千秋贻害。那么,他是应该坚守信念伦理,顶着反右炮火,拒绝认错,不惜被整下台,在厄难中淬炼成一位诗人;还是应该牢记自己的职责,在反右压力下违心检讨,蒙混过关,保住权力(往往还可能冒着被一些人视作“变节”的误解和非议),从而为国为民避免一场大灾难呢?

  (上述经过,我曾在《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最后面的“老高补识”中讲过。这里就删略了。老高2023年6月2日注
  作为人,应该遵循信念伦理;从事任何职业,又都应该遵守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者有内在的联系,并不是互不兼容的,你担负的职责,不应该与你信仰的价值观念相抵触、相违背。然而,这两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如何选择,并不是那么是非分明、可以一目了然地判定是非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面临过这种两难,需要我们权衡并作出选择。
  我希望能找到这种两难选择时可以遵循的一般原则,请教过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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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可算中国近代史上挨骂最多的人。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国人皆曰可杀、姓名前永远以“汉奸”为前缀的人:汪精卫。最近何频与香港的陶杰先生做节目,讲了好多期汪精卫,很多朋友看过听过他们的节目。陶杰先生绝大部分看法我都非常同意,他对汪讲了公道话,分析了历史的复杂性。
  十几年前因为某种机缘,我与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以及他的外孙女夫妇,多次长谈;我初次见他们,汪精卫的大女婿已经年近九十了。但是头脑、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远超同龄人。那几年我也看了很多关于汪精卫问题的资料,请教一些学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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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左)和女婿何孟恒。(高伐林摄)

  汪精卫为什么搞和平运动,1940年在南京成立汪精卫版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非功罪,说来话长,请大家多看陶杰先生的精彩分析。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说,从我获知的资料,我认为,人们通常指斥汪精卫的三个动机,都缺乏证据支撑:第一他不是贪生怕死,第二他不是争权夺利,第三他不是卖国求荣。
  我就不展开这三条了,只说一点与我今天话题有关的。汪精卫年轻时从东京秘密回到北京,刺杀满清摄政王,奋不顾身、义无反顾,他在被满清政权抓住关到牢里时写的《被逮口占》四首,其第三首充满大无畏精神,最为脍炙人口:“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的紧要关头,我们看不到他早年那种破釜沉舟的胆魄和视死如归的决心呢?
  汪精卫本人没有解答为什么自己的青年和壮年有这种落差,为什么四分之一世纪前后态度有这种变化。但他的女婿女儿转述了变化的缘由,那就是:身份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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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这张照片是其长女汪文惺1938年2月26日拍摄,汪精卫题字留存。

  作为普通国民、作为个人,没有职务,也就没有职务所带来的责任,“无官一身轻”,不可能遇到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这样的矛盾,可以一心一意地践行自己的信念伦理,可以下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强敌当前,尽可跟满清、跟日寇对手同归于尽,像俗话所说: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就赚了。但是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不是普通人了,你有了职务所代表的重权,也就有了与之相伴随的重责,不能去逞“匹夫之勇”,更不能带领民众都去逞“匹夫之勇”——你若把民族的元气、民族的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拼光了,你就带着民族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就是千古罪人!
  著名的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他还告诫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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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

  我体会,顾维钧说的,就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难中的选择,他强调的是责任伦理。你作为代表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外交家,在与对方交涉时,如果只想着自己实践信念伦理,不在乎谈判是否能够获得成功,我们能认为这种选择正确吗?汪精卫的后人所转述的也是这个意思:普通平民的个人选择,与领导人关于国家的选择,两者有重大差别。我们不能把对普通人的道德伦理的要求,简单地套用来要求担负重大责任的领导人。
  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道义与利益之争。关于道义与利益之争,中外先贤已经有了无数言传身教的表率;我们讨论的,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发生矛盾,该怎么取舍。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为公还是为私,并不容易分辨。有些人,内心里盘算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名位、高官厚禄,但对外却宣称自己是为了捍卫社稷江山、挽救民众危亡——必定用这些东西来包装。实践责任伦理有真有假,实践信念伦理也有真有假,是真正以身殉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还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展现大义凛然?有时也不那么容易分得清楚,需要细心地辨析,也需要时间来淘洗、检验。我们作为观察者,既不能轻信忽悠,一听表白就热泪盈眶;也不能跳到另一个极端,一言以蔽之认定都是骗子。
  最近华人老学者郭罗基先生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梁效”顾问冯友兰》,其中不少章节很能发人深思。郭罗基先生的经历、成就和这本书的内容,我今天就不多讲了,以后我会专门讲。这里单说他写到的冯友兰。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人正好做一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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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

  冯友兰这个名字,寓含“与兰为友”之意,古人说:兰,香草也,在中国文化中不只是一种好看又芬芳的植物,赋予了它高洁风骨的象征意味。冯友兰这个名字,我相信是寄托了亲人和他自己的关于价值观念的期许。
  侯外庐这个名字,也有来历。他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是将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其意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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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外庐的全家福。摄于1954年。

  冯友兰是河南人,诞生于1895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逝世于1990年,享寿95岁。侯外庐是山西平遥人,比冯小八岁,诞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7年,享寿84岁。他就读于巴黎大学。这两位,都是中国现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泰斗级大师:
  冯友兰曾自拟对联“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三套中国哲学史著作;六书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等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完成于三十年代,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许多概念已成为定论,称得上是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简史》是由1948年在美国宾州大学讲学时编写的英文教材。此书译为十多国语言,销售数百万册。是西方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也是西方了解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途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是冯友兰用最后的生命写成的哲学巨著。
  冯友兰研究范围限于哲学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庐著有《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思想史纲》等。《中国思想通史》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综合论述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它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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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外庐著作之一:《中国思想通史》。

  这两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但学术和人生轨迹差异极大,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冯友兰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多次进行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总在像陶渊明所说的“觉今是而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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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

  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都有迎合当局的言论,尤其是在文革后期,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批评:竟然给“梁效”当顾问。“梁效”是什么?是“两校”的谐音,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校写作组所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刊登时专用的笔名。“梁效”是毛泽东和“四人帮”臭名昭著的御用喉舌,在文革后期两年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冯友兰居然去给“梁效”当顾问,人们口诛笔伐,认为他大节有亏,甚至是丢弃操守,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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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效”随“四人帮”垮台后,内部运作逐步曝光。

  侯外庐则正好是鲜明的对照。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从不屈从。他以信仰为生命,并以之自励。侯外庐晚年曾说: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没有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卧榻不起,生存环境异常险峻。1972年,在文革极左思潮笼罩下,侯外庐抱病编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一言不发,不予理睬。
  有学者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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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校园内侯外庐雕像。

  两人不同的人生态度摆在那里,应该褒谁贬谁,相信谁都不会含糊吧?
  但是知道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评价起来就有点棘手了:冯友兰文革中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活到高龄,在生命最后几年里,以惊人意志写完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在生命最后11年,他眼睛近乎全瞎,耳朵近乎全聋,每年住院数次,但他口述,弟子笔录,赶在辞世之前,完成这部哲学巨著——周质平教授评价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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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分为七册出版。

  而侯外庐呢,则因其刚烈而惹祸,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体被摧垮而力不从心,未能完成。
  “士可杀不可辱”与“忍辱负重”这两种选择,由来已久。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少卿书》长信中,对他因言获罪后何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做了阐释:他要写出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正确,要具体分析,也不容易得出结论,司马迁就估计到,这个问题对一般人而言未必能理解,“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但是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对历史上政治、文化、学术等等各种人物在复杂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可能会有更多角度的判断、更深一层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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