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这已是常识。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将人物简单化，将其某方面的政治倾向“标签化”。在政治斗争中这或许是难免的、必要的，但转换视角，着眼于历史，终究要洗去其神圣化虹彩和妖魔化油墨，还原成人


　　中共“左王”另一面：曾是有良知有胆略的改革闯将

　　《伐林追问》第112期，2020年6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探讨历史事件是非、历史人物功罪的过程中，人们可能遇到各种意外反转。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社会政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导致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对历史人物评价突然翻盘。记得我1978年进了大学后，上中共党史课，老师给我们一些党史权威的文章做参考，读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胡绳的文章，大讲彭德怀怎么反毛泽东思想，百团大战怎么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料，没过几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不久，1978年12月24日，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为彭德怀和陶铸平反。也巧，过了不久，我们又读到胡绳演讲，大谈彭德怀的丰功伟绩，真让我们哭笑不得。这像不像乔治·奥威尔那本不朽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他在“真理部”的繁忙工作，就是根据执政党的路线、口径变化，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改写历史记载。

　　中共出版的党史书籍汗牛充栋，却经常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修改。

　　在平反冤假错案那样的特殊年代，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每天都有一些名字从耻辱柱上被解下来，供奉进忠烈祠。也有倒过来的，像康生、谢富治，他们的牌位从忠烈祠搬出来，钉上耻辱柱。
　　平反高潮过去之后，没有那么密集和有戏剧性了，但是还是有让自己大吃一惊的事。例如，大约在十年前我读到一篇回忆录。各位一定知道，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除了林彪夫妇和儿子等人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之外，那天晚上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北京沙河机场起飞，最后被迫降，周宇驰、于新野两人开枪自杀身亡。过去说他们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阴谋谋害毛泽东，图谋失败，死有余辜。但是这篇相当长的回忆录，作者署名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写她的父亲，是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文中将36岁就自杀的父亲比作现代刺秦王的荆轲，他与同伴义无反顾，舍生取义，是虽死犹荣的先烈，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周宇驰夫妇。1971年2月摄于北京。

　　作者文中的观点，我未必都同意，但她提供了独特视角。我当时刚刚接手担任《新史记》杂志的主编，将这篇长文发表出来，最近在网上还读到此文在广泛流传。
　　上面说的是一种情况：随着观念的变换，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了不一样的评价。也还有另一种情况：不是由于观念的变化，而是由于事实的变化——人们根据掌握的情况，形成了某种评价，但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新材料被发掘出来，有些新的知情人披露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情况，于是原来的认识，要么被顛覆，要么被修正。
　　这方面的例子，我想举一下胡风事件。
　　1955年批胡风事件猛然升级，大家知道与一个名叫舒芜的学者有关。舒芜自1943年与胡风认识，成为胡风的学生与朋友，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浪潮中，舒芜交出了他手中保存的大量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件，这些信件被中共列为胡风等人“反党”的证据，毛泽东摘录这些材料，加编者按交《人民日报》发表，胡风的问题也因此由“文艺思想”、“宗派集团”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2000多人受牵连，家破人亡。

　　胡风与妻子梅志。摄于1982年。

　　“胡风案”中受迫害而活下来的人，很少有人肯原谅舒芜，大家都鄙视其为人，说他是叛徒、犹大、是“共和国第一告密者”。我很长时期也这么看。但后来我了解到：原来那些信并不是他主动上交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编辑叶瑶在领导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对他的反感就减弱了几分。后来又看到更多的材料，例如学者周筱赟等人披露，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胡风写道：“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舒芜被称作“共和国第一告密者”，实情却远为复杂。

　　胡风给党中央这封信俗称“三十万言书”，第一、二、四部分均公开发表，唯独其中有揭露舒芜内容的第三部分过去没公布，只收在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舒芜也是到晚年才知道这件事。胡风判断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自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最符合马列主义，不满当时主管文艺的周扬，要争夺马列文艺理论话语权。但是毛泽东却倾向了周扬这边。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我并不认为舒芜向组织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更不认为中共索去信件、又据此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大肆迫害是正确的。交信是舒芜一生最大的错误，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文革之初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活活打死。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两个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都做出了类似举动？胡风主动揭发，欲置舒芜于死地；舒芜则上交私人信件，成为当局给对方定罪的证据。这里面，有比个人自保、比卖身投靠更深、更可怕的制度根源。

　　　　《舒芜口述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论什么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常常见到这种现象：将人物简单化，突出宣传人物某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和主要特质，舍弃人的其它方面。如果说激烈的政治斗争关头，还多少是可以理解、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话，关心历史的人，终究要洗去其神圣化的虹彩和妖魔化的油墨，将其还原成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江青、胡耀邦、赵紫阳，乃至更早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外国的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日成、马丁路德金……没有谁不是如此。
　　我们谈到胡风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些人，有些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例如，胡乔木。他在建国初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又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中宣部工作了多年的阮铭就对我说过，胡乔木在部里的会上发言，人们搞不清哪些是他的个人意见，哪些是毛泽东的意思，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只好听他的。

　　1983年2月，胡乔木（右）看望陈云。

　　胡乔木对胡风案说过分量很重、含义甚深的话。他给《人民日报》写过一个编者按，说有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不过，在给胡风问题定案之际，这位后来有“左王”之称的胡乔木，却是反对定其为“反革命”的。学者谢泳说：胡乔木曾回忆“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说法，在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得到旁证：“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陆定一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胡乔木这样表态冒了一定政治风险，据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人证明：“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谈到一位被视作站在改革开放对立面的人物，后来也有“左王”之谥的邓力群。邓力群被众多知识精英认为很坏。鲍彤回忆说，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辞职后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之后，“启立找我说：‘小平同志说，邓力群的形象太坏。’这大概是小平的原话。”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1983年我曾经从团中央宣传部被借调到中宣部宣传局，工作了将近半年，去筹备一个关于建设文明城市的会议，同时参与起草一个文件。在中南海里面上班，走廊同一侧，隔两扇门还是三扇门，就是中宣部长邓力群、副部长郁文的几个办公室，邓力群的办公室常年关着，不见人影。人们告诉我说，邓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通常在研究室那边工作，很少来这边。后来我们在福建三明市开文明城市建设的经验交流会，邓力群来了，开完之后，福建省委安排我们到附近的风景区旅游，项南陪着邓力群也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邓力群的身材呈圆桶状，宽度与厚度基本上差不多，那次要过一个“一线天”，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20多厘米。我当时比较年轻，都要侧着身挤过去，不知他在我们前面是怎么过去的？

　　福建一线天。这么窄的岩石缝隙，身材壮硕的邓力群是怎么挤过去的？

　　福建的干部说笑：前面有人使劲拽，后面有人用力推。到了山顶，东道主铺开了宣纸毛笔，请他题词。邓力群大笔一挥写道：十年后再来此聚会（大意）！引起一片笑声。大家都知道他是开玩笑，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又活了32年。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不断地听说这位意识形态主管的斑斑劣迹。伙同胡乔木搞清除精神污染；在整胡耀邦的五个半天的“生活会”上，他就讲了五个多小时；胡耀邦下台之后，他策动自己的人马大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闹得乌烟瘴气；后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尝试“党内民主”搞差额选举，邓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邓小平等元老们本来有安排让他进政治局的，完全落空，我们听到他落选的消息，奔走相告，真是觉得大快人心！
　　但是2013年，我读到被李鹏定为赵紫阳“黑线”兼学潮“黑手”、而成为头号通缉犯的陈一谘的回忆录。其中写到1980年，他组织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得到邓力群的大力支持。这些事其实以前也听说过一些，但后来被邓力群左的嘴脸完全遮盖了。

　　邓力群在文革期间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村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一群自愿者的自由组合，但却颇有深度地参与了高层决策，在中国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相当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思想史研究者钱理群说过，在发展组诞生和成长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高层的主要参谋”邓力群；一个是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具体主持制定者的杜润生。
　　邓力群在文革还没结束、邓小平搞整顿的1975年，受到邓小平信任，是当时著名的“三株大毒草”中第一株《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主要起草者。陈一谘在文革后期认识了邓力群的儿子邓英陶，进而认识了邓力群，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中国农民极其悲惨的处境，他们有过深入交流，有着高度的共识和默契，陈一谘得到邓力群的充分信任。2008年，写《赵紫阳传》的卢跃刚在美国访谈陈一谘，陈一谘告诉卢跃刚，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之后邓力群挨批挨整，做了最坏打算，甚至向陈一谘“托孤”。

　　陈一谘

　　陈一谘在1980年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邓英陶自然是发展组核心成员，邓力群的女婿杜鹰也是发展组成员。这个组有很深的高层背景，胡耀邦、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是支持者，有明显的体制外民间色彩，没有人事编制；却被体制承认，挂靠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然而是独立运作，资金来源于国家农委、社科院，他们出行调研，拿的是国家农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介绍信，来头大得很！陈一谘本人就是胡耀邦同意、邓力群亲自办理，从河南调回北京的。1981年2月12日正式成立之际，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出席讲话。邓力群说：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在包产到户问题上，陈一谘之所以态度最坚决，与邓力群的大力支持有直接关系。
　　1979年，陈一谘拿出一份安徽肥西包产到户的报告，递交邓力群，邓力群立即转给邓小平。1980年年初，陈一谘到安徽调查，写出《农村的曙光 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邓力群安排陈一谘到他的书记处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机关作报告，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成果。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很有感慨地说：历史的复杂性也在此。人们对邓胡赵全力支持包产到户的史实所知甚详，而对邓力群推动包产到户的关键作用却不甚了了。陈一谘的回忆录披露了一个细节，陈从安徽调查回京后，先后对胡耀邦、邓力群单独汇报。邓力群的反应超过胡耀邦，听陈谈到安徽大饥荒饿死人、人吃人以及极端困苦的农民生活，他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从晚上八点谈到凌晨一点多，邓力群深受刺激，一夜都没睡好，刚睡着就尿床了。——这个细节，是陈一谘说的，我想，陈一谘绝没有任何要丑化邓力群的动机。

　　赵紫阳口述回忆《改革历程》。

　　顺便说一句：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华国锋、李先念、胡乔木、王任重、徐向前等反对包产到户，陈云没有明确表示态度，邓小平、胡耀邦则态度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封疆大吏们大多反对包产到户。但是无论反对还是支持，都没有以“包产到户”划线，更没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际上是是承认了党内反对派的存在，使得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的改革自然生成，最终获得了朝野共识。今天当中国人基本吃饱了肚子，转而为肥胖发愁之际，很可能难以深切体会这项改革的意义。我有个刚二十出头的内侄，就曾认真地问过我们：“挨饿是怎么个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中共自从搞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老百姓就常年的、大面积地饿肚子，甚至饿死几千万人。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才一举改变这种状况。邓力群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
　　邓力群当年支持改革，还有很多事例。八十年代中国一套很有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主事者也是找邓力群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在回忆邓力群的文章中还披露，邓力群在庐山会议后同情彭德怀，说“彭德怀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

　　1979年3月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后决定组织大规模调查研究，实际上是邓力群主持进行的，在中共历史上是个创举。王梦奎还介绍，当时邓力群就主张把现行的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他还是当时积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77年就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79年发表《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赵紫阳家人告诉我，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之后，邓力群是第一批登门吊唁者——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但肯定是第一批。

　　赵紫阳去世后，家人在其书房布置了灵堂。邓力群也曾来此吊唁。（高伐林摄）

　　我这里介绍邓力群对推动中国改革做出的贡献，并非想给邓力群“平反”，摘去其“左王”帽子。我不是专家，并不掌握充分的信息，来解释他的思想演变，为什么竟会从改革的闯将，转变成改革的阻力。这里我只是想说，社会变革是复杂的，人物也是复杂的，我们的观察往往定格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某个方面，贴上“左”的或者“右”的标签。当这些人物进入历史探究的范畴，我们就应该更全面地探究他，将他从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符号，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的人。有些人对这一点完全缺乏概念，当看到历史研究者开始多側面多层次地探讨某位人物时，他会要么惊诧，情绪上拒绝接受；要么疑猜：背后有什么政治图谋？
　　我父亲是一位外科大夫，很早就告诉我“无影灯”的作用，动手术时，多个灯具光源从不同角度照射到手术台上，保证手术区域有足够亮度，而且不致于产生明显的阴影。我希望我的节目，就能具备这样的“无影灯效应”，多位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些彼此一致，有的互相有出入，就能够尽可能减少死角和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