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读了很多书，他的读书品味是比较高的。我去看过赵书房的书柜，与毛泽东的书房书柜相比，区别非常明显。有人很形象地说过：毛的书“都是躺着的，很少站着的”——多是只能平放的线装书；赵紫阳的书柜里就不一样了，书多半都“站着”


　　赵紫阳去世后，家属为何并未要求覆盖中共党旗

　　《伐林追问》第111期，2020年6月19日首播

　　◆高伐林


　　关于赵紫阳，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六四，研究专著、回忆录已是汗牛充栋，我读卢跃刚《赵紫阳传》、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张博树主编《赵紫阳的道路》等等这些书的体会，也讲得差不多。今天我想就四个问题再做些补充，其中有一些是观众听众提出的，我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和我的理解做些回答。

　　赵紫阳在自家这间书房里度过软禁生涯。去世之后，房间放满夫妇家人照片，悬挂子女的挽联。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的读书。赵紫阳在1989年6月下台失去自由，到2005年1月去世，15年半的时间内思想升华，主要不是受他人影响——因为能见到的人不是很多——主要是通过读书。上期节目我介绍过，王任重出面来咨询赵紫阳对苏联东欧剧变的看法，那时是1990年2月份，赵紫阳所读的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我们不清楚赵紫阳对王任重作过什么回答，但我估计，若回答，也不会超出马克思主义范畴。但接下来就不一样了。
　　1991年10月9日，赵紫阳对宗凤鸣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发现两个奇特现象，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却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根了。……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成份比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多。”“我们过去实践的社会主义乃是畸形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的。如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设想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建立一个专制政体。”

　　赵紫阳（左）与相交五十年的宗凤鸣。

　　他们俩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持续了十年，一直到2000年。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唯物史观，消灭私有制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等等，赵紫阳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
　　他的谈话同伴，还有安志文、李锐、于光远、廖季文、姚监复等，其中不乏颇有理论素养的人。杜润生不方便前来，就通过中介与赵紫阳问答。

　　赵紫阳书房里的书柜。（高伐林摄）

　　赵紫阳读了很多书，他的读书品味是比较高的。赵紫阳的书房书柜，我去看过，与毛泽东的书房书柜相比，差别非常明显。曾有人很形象地说过：毛泽东读的书“都是躺着的，很少站着的”——多是只能平放的线装书。赵紫阳书柜就不一样了，多半都是“站着”的。有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有内部出版的，更有海外出版的，包括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甚至是我参与编辑的。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列举了一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保罗·肯尼迪的《世界强权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胡绩伟、常大林《民主论》，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卡尔·维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阮铭《邓小平帝国》、托名为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实则为所谓“翻译者”王山自己写的《第三只眼看中国》——赵紫阳对此书有严肃的批评，在《杜导正日记》中有记载，赵认为此书坚持斯大林毛泽东一套治国理论；此外还有《顾准文集》、署名“保密”、真名是王力雄的长篇寓言小说《黄祸》，亨廷顿的《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他还精读过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本书是达赖喇嘛作序。从藏传佛教义理出发，探索和阐述生命价值、死亡等重大人生问题。

　　软禁中的赵紫阳爱看书，爱读报。

　　习近平对外界多次晒书单，引起广泛嘲弄，“通商宽衣”“萨格尔王”之类口误也贻笑大方。不过他到底怎么读书，我们并不了解，讥评未必切中肯綮。说到赵紫阳读书——我眼见为实——是极其认真的，自制很多书签，认真标记。书上有单横杠、双横杠、单竖杠、双竖杠，波浪纹，三角，单圆圈、双圆圈、惊叹号，还有文字批注。卢跃刚看得更仔细，说其中《山坳上的中国》《顾准文集》和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看得尤其深入，标记和书签密密麻麻。顾准是1974年文革中去世的，赵紫阳把顾准称作“先知先觉者”“大彻大悟者”，赵紫阳跟宗凤鸣在1995年到2003年，长达八年里反复谈到顾准。卢跃刚说，“六四”让赵、顾走到了一起，一位改革家，一位思想家，兩位曾经的小知识分子共产革命者，由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而人道主义、而自由主义，殊途同归。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英文版出版之后中国火速翻译出版，内部发行。

　　卢跃刚特别提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本书1989年在美国出版，当年10月中文版就由中国大陆的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上注明是“有组织的内部发行”。这本书在赵紫阳的书架上很显眼。赵紫阳在书里插了33张书签，画满了标记。例如该书前言中一段话：“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不仅被意识形态的激情所支配，而且更确切地讲被一种冒充科学的理论——共产主义的激情所支配……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赵紫阳这里横杠、竖杠加红圆圈加以强调。
　　赵紫阳2005年去世时，据称遗体上覆盖了中共党旗。但据一些人士披露，家属根本没有要求覆盖党旗——根本就没留意，只顾着和中办人员交涉争取悬挂两幅挽联，覆盖党旗完全是当局一手操办。如果按赵紫阳在软禁中的思想蜕变看，他确实已经远远超越了那面中共党旗了。

　　茶几上是每天服用的药品，椅背上端留下他戴呼吸器的痕迹。（高伐林摄）

　　第二个问题。不少人，包括我很熟识的、很钦佩的一些中国大陆和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分析推测赵紫阳早就有反邓、取邓而代之心，早在“六四”前一年就已经显露，1989年5月中旬孤注一掷。这一类看法，相信大家能在网上检索到很多。但我一直存疑，因为我不太相信，按照赵紫阳的性格、理念——关键是处境，他会这么做。

　　张博树教授。

　　张博树教授在纪念“六四”30周年的文章中说，赵内心当然不会没有对权力的渴望，这是人性，尤其当他已经处于那样的高位。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赵并非单纯恋权、争权之徒，而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改革者。赵尤其不可能觊觎邓的权力。
　　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卢跃刚所说：赵紫阳与胡耀邦不一样，胡耀邦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红军苏区的红小鬼出身，一直在中央工作，人脉深厚，而赵紫阳是1938年入党，又长期在河南、广东、四川地方任职，在短暂岁月中还到内蒙担任第四、五把手，1980年一下提到中央，他在中央毫无根基，在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这些元老都在、都对赵紫阳虎视眈眈的处境中，邓小平是赵最大的靠山、最大的挡箭牌，甚至是唯一的靠山、唯一的挡箭牌。

　　赵紫阳与胡耀邦的处境有异有同。

　　他自己深知邓小平对他的权力的重要性，不能失去邓的庇护。李鹏在日记中也说过：1988年，李先念跟我说，他向小平提出来撤换赵紫阳，不让赵紫阳当总书记。小平当时说：没有人嘛。可见赵紫阳早就是众矢之的。
　　赵没有建立自己的队伍，包括体制内官员、军队高层、知识分子，恰恰说明他还想仰仗邓，把邓视为“中国最大的政治”，而不是夺邓之权，那样就等于自寻死路。况且，直到八九学运爆发前和初期，赵仍相信邓信任他。在这个判断背景下，赵也不会视李鹏为有实质威胁的权力争夺者。
　　军队会支持赵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判断，答案是否定的。有观众不相信赵紫阳对军委主席不感兴趣，这是他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了。赵紫阳感兴趣又能怎么着？他就算当了军委主席，能指挥一切吗？华国锋不就顶了“军委主席”的头衔，他能号令军队吗？

　　邓小平是赵紫阳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靠山。

　　第三个问题，我在《伐林追问》第105期节目《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中说到：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臭名昭著的“四二五讲话”，肯定了李鹏前一天晚上主持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有观众对此强烈表示不认同，认为并不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动乱”，而是邓小平首先提的。这就涉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段公案：邓小平究竟是哪一天定性并下达镇压的方针？
　　前年，2018年，中国大陆女学者陈小雅来美国访问，我见到她，多次听她推敲邓小平究竟是1989年4月23日、还是25日对杨尚昆、李鹏谈话，做出“动乱”的定性？而加拿大吴国光教授早在2010年给《李鹏“六四日记”》在海外出版之际所写的导言，就明确提出这个疑问。

　　邓小平

　　23日与25日，不就两天之差吗？学者们为什么执着地要追问这个问题呢？要害在于：李鹏在赵紫阳离开北京去朝鲜的第二天，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邓小平表态，究竟是在常委扩大会之前的4月23日，还是常委扩大会之后的4月25日？
　　吴国光教授指出：在中共政治中，一般来说，第一把手的权威，远远高于第二把手。而第二把手的主张要压倒第一把手的看法，极不寻常，必定有另外的极为重大的因素介入。邓小平的因素在这里凸现出来。

　　　　吴国光教授。（高伐林摄）

　　吴国光说，这里有一个重大疑点，那就是：赵紫阳出访朝鲜走后第二天，4月24日晚上八时，李鹏即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碰头会，确认当前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据李鹏的叙述，出席会议的人员“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这就是说，在25日上午去见邓小平之前头一天晚上，李鹏已经不仅把他自己对于学潮的负面看法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开了贯彻的强硬应对方针，从政治局常委到党中央机关报，都行动了起来。
　　疑点就在这里：李鹏为什么一天也等不得，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发话之后再来行动？李鹏有什么根据，认定邓小平一定会全盘接受他李鹏的看法？李鹏有什么力量，能让政治局常委会一夜之间转向，从半数人赞成赵紫阳的看法转变为“一致”接受李鹏的观点？政治冒险岂不是太大了？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得到邓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有这个政治权威这样行动吗？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共高层政治中，这可能吗？这么做事的人，不仅没有受到邓的疑忌，反而得到邓的信任，这可能吗？

　　李鹏为何一天也等不得，在1989年4月24日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改变一把手的决策？

　　吴国光说，带著这个疑团，细读李鹏此书，可以发现重要线索：李鹏记载，4月23日晚8时半，杨尚昆“鼓励”李鹏去见邓小平并答应同去。那么，是当晚就去了呢，还是直到4月25日上午才去？李鹏没有明确交待。查《邓小平年谱》，4月23日、24日两天空白，“4月25日”则记载为“上午，在驻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
　　因此，吴国光称有理由怀疑，李鹏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至于4月25日上午是不是还有一场谈话，或者是官方记录和李鹏回忆，移花接木地把实际发生在4月23日晚上的事，说成发生在4月25日上午，不得而知。

　　1988年，邓小平与李鹏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交谈。

　　吴国光说至少有七条证据显示，4月23日邓小平会见李鹏并确定镇压方针。我就不一一细说这七条了。其中第一条是：李鹏说，4月24日晚常委会上，“大家意见空前一致”。当晚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有哪些人呢？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常委会列席者杨尚昆、万里，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中央书记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我们知道，在这些人当中，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田纪云，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都是接近赵紫阳的。威信不高的李鹏能有多大能耐，这样容易地使他们意见空前一致？
　　证据第三条，李鹏说，“万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贯彻李鹏的强硬方针。万里始终对学生运动抱持与赵紫阳类似的态度，为什么政治局常委会尚未开会之前，万里会同意听李鹏的呢？众所周知万里与邓小平之间关系密切，只有假设李鹏已经得到邓小平的密令，以这个名义去要求万里，才能说得通。

　　万里对学潮与赵紫阳观点相似，但是与邓小平关系密切。

　　吴国光认为，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来，结论就是：在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之前，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把政治局常委24日开会之前23日的事，说成是常委开会之后的25日，吴国光认为，这是为了掩盖邓小平的独裁，掩盖他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会之上发号施令。
　　吴国光的说法，他列举的七条证据，很有道理。但毕竟都是推论，没有确凿的实证。所以我在105期《伐林追问》节目中，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展开，就还是认定为4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先给学潮定性为“动乱”，而后邓小平加以确认。这个问题，留待将来公布更多中共档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

　　第四个问题，也是关于邓小平的。上期我说了姚监复称赞赵紫阳坚守道德伦理，不同于邓小平，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实际上就是以屈求伸，压力一来就认错检讨服软写效忠信。网友Peter Shen指出：邓小平也不完全是以屈求伸。比如在1975年，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主持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哪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也行，但是邓小平拒绝了，所以导致了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再次打倒。
　　他说的没错，这个问题我还真的考虑过，注意到这件事与邓小平的一贯做派很不相同。碰巧上个月读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单少杰教授的文章，他表述得更有条理。
　　1975年，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革做一个“三七开”结论。显然他他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再做一个誓言不翻文革案的表态。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推说自己在1966—1975的九年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单少杰设问：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是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吗？是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吗？

　　中国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对邓小平不肯服从毛泽东做关于文革的决议，有自己的解释。

　　单少杰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过来年了。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了运动神经元症，或称肌肉萎缩症，预计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听了汇报说：“这就是绝症了。”邓小平肯定也得知了毛泽东的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两相比较，他更看重后者。因为他知道若不出意外，自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有很大概率会在毛去世后大有作为，再也没人能压得住自己。因此，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于私来说，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不再替您老去背这口文革黑锅啦！
　　毛泽东恼羞成怒，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令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此高压下，邓小平只好低头，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对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述看法都是我的一孔之见，讲出来，请各位观众、听众批评！